很“临时”。正常情况下，有个法定期限，被拘押者在看守所只做短暂停留——要么很快释放，要么很快判刑转往劳改队。但“文革”是非常时期，而这个非常时期又长达十年之久，进了看守所就只能做长期打算，是得有点以监为家的精神。
监规其实比家规简单，因为看守所的主要任务就在“看守”二字，一干人犯只要没死也没跑，就算看守成功。换句话说，监规的主要目的只有两个：一是防止自杀，二是防止越狱。所以，铁器、利器、绳索、火种等等都是严禁入室的。相应的监规就有诸如不得藏针不得搓线不得吸烟不得照镜子不得系裤腰带等等等等。什么东西违规当然是由干部说了算，但犯人们也都心领神会。顺便举个例子说吧，出狱后读过一本回忆录，其中说到亲属往秦城监狱里送东西时，尼龙袜子被拦截下来不让送，亲属们颇觉费解。我读到这里竟产生一种冲动，很想去告诉作者：尼龙丝抽出来可以搓成多结实的绳索呀!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监规。比如不得窜监，即不得隔号子喊话和互相传递东西。这条规定大概是为了维护监狱的威严和秩序，也有防止同案串供的意思。理论上说，犯人之间必须隔绝，不能给他们任何拉帮结伙串通一气的机会。所以另一条监规是：同号子的人也不得互相述说案情。这条规定可能还出自一个实际的考虑：不让老犯教新犯怎么对付预审——那个年代监狱的墙上往往赫然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斗大的字（现在没有了，因为它们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刚进门的新犯看着是会觉得触目惊心，但对于已被关押多年的老犯来说就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了。
此外，不得斗殴、不得赌博等等监规也是必然会有的，如果不是因为事实上绝无可能，我估计还会有不得嫖娼这一条。也许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监规里没有防止同性性爱和性侵犯的条文。当时这一点不构成疑问，因为的确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至少就我之所见是如此。现而今美国电影看多了，倒觉得有几分纳闷：那么长时间见不着异性，那么多同性挤在一块长相厮守，怎么就没见过一个变态的?饥饿占压倒优势可能算一个理由，但肯定不是充足理由。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个笑话顺便一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劳工出口到中东地区，一万多大老爷们驻扎在那里一年多时间没和当地异性闹过桃色事件，有土耳其的劳工因此问道:“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打过什么针呀?”
按说要遵守那些监规也并不难。所有的铁器、利器、皮带、绳索等在入狱时就已被没收，后来也没人送得进来。喊话窜监的动静太大，偶一为之尚可，多了必定会被发现。打架斗殴也少见，因为强强相遇不多，以强凌弱一般就打不起来。不得互相述说案情的那一条当然是形同虚设，但犯这条规基本不可能被发现，所以假装遵守就很容易。只有赌博这一条，那可是屡禁不止，再严厉的惩罚也挡它不住。我只能感叹：看来赌博实乃人之天性也!不过这现象当时也只在市区的看守所中发生，我最先呆过的郊区看守所却不曾见过。或许是因为庄稼人要胆小和规矩一些?
牢里赌什么?赌饭。在那个长期饥饿的环境里，作为赌注，饭当然有足够的刺激性。而且由于是罐装的，又便于切割计量。事实上，饭在那里取得了货币的功能。不单是用来赌，还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任何地方都会有富于远见长于经营的人，牢里也不例外。他们有比别人强的克制力，用一口一口省下来的饭为自己积攒“财富”。一罐饭换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衣，以外面的环境为参照系来换算一下，无论如何是很划得来的。这些人的思虑都指向未来，出了这道门，无论是去劳改还是获释回家，用饭换来的“财富”就会大大增值。
回过头还说赌博。用什么来赌?用自制的纸牌。牢里多能工巧匠，用草纸糊成的衣帽钩粘在墙上，后来用铁锤都敲不下来。纸牌当然就不在话下。糊好的纸牌切得规规整整,（号子里没刀!）然后用黄连素（黄色）和矽炭银（黑色）这两种最容易讨得的止泻药画出黑桃草花红桃方块。号子中心放一床叠好的被子做桌子，人在四周围盘腿而坐——发五张，很正经的一个赌局。旁边有围观者，也有“出资”做“背光”者（赢则分享，输则共担)。于输赢之外，赌博总是另有一大功能，那就是消磨时间。刚打了几把牌，咚——咚!（木桶触地的声音）饭来了!这恐怕也是牢里赌博难禁的原因之一。
在看守所里时间呆得比较长的管教干部都明白自己的主要职责就在“看守”，所以在监规一事上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藏根针搓个线之类的小事一般就不会较真。包括赌博，只要不让他看见，他也就懒得管。有些“老干部”因此还常常会“人未到笑先闻”，故意弄出很大动静来让号子里有时间把牌收好，以免让他撞见了还得费神惩处。有一次有这么一位“老干部”劈里啪啦地走过来了，纸牌当然早就收好，可是一个输家想赖账，突然发难:“报告干部，我们刚才赌博来着。我认识到赌博是不对的，所以我输了没给他，他就说他要打我。”那位“老干部”不耐烦了，说:“妈的你输了当然就应该给人家，给老子狠狠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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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有监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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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新来的干部，很认真地抓违反监规的活动。尤其热衷于抓赌。这些干部大都比较年轻，一方面是有那么几分锐气，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打发当班时的无聊。犯人们的听觉、嗅觉都敏锐得跟狗似的，所以要想抓住他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干部发现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趣，乐此不疲。他们有时候会把鞋脱了，光着脚在楼道里蹑手蹑脚地走动，然后猛然打开某号子的风门进行突击检查，一旦得手就会兴高采烈。某干部这种时候的第一句话总是:“啊哈!所方看见了你，你没有看见所方!”他喜欢称自己为所方。还有一干部常会不嫌麻烦，扛着架梯子从“后方”窗户“偷袭”，重点在二楼。有一次他就这样“打他一个冷不防”，让一桌打牌者仓皇失措，窗户外的他则抓着窗子的铁栏杆大笑不止。他笑得非常开心，就跟小孩子捉迷藏发现了对方时一模一样。
写于2005年2月春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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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说话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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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缄口不言有时候比绝食还难。我在牢中曾有过二十三天没说话的经历。不是因为独处，当时号子里有三十来号人呢!只是因为失去了说话的兴趣。记得我重新开口时，同号子的人居然欢呼起来:“太好了!小朱终于说话了!二十三天了!”——二十三这个数字就是这么记下来的。可见不说话给人的压力之大，要不然怎么会有人给你数着天数。顺便说一下，我当时正好也在称病绝食，时间拖得老长，但却没有人为我计算天数。
那二十三天里，我并不是没有发出过简短的请求如“请让一让”之类，但那没被人算作“说话”。看来“说话”在这里指的是闲谈。没错，闲谈一如衣食住行，乃是人的一种日常需要。牢里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共处一室，一处就是几年，却没有一天不是从早到晚都有人在说着话的。设想你站在过道里，必定会听见每个号子都像蜂窝，都是嗡嗡声一片。不是没有静默的时候，但的确很少很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话!当然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废话，不过却实实在在地满足了说与听（闲谈）的需求。话又说回来，那些废话也未必就比外面世界的一片喧哗更没意思。
我曾在独居室里呆过几个月，那种清静一度成为享受。可时间一长，便觉得室内的空气好像已经凝固，真担心它不再会振动。对自己的声带也有相同的担心，想开口时总觉得嗓子会是哑的。有时候试着读报读出声来，那声音就显得又大又空，不像是自己发出的。不得已我只好常找干部们的麻烦，胡乱报告然后跟他们面对面地嚼舌头。虽然说的都是一些扯淡的事，但却找到了掷地有声的感觉。这种时候我会羡慕动物园里的大猩猩，它们坐在那里是那样沉默!——它们为什么就没有我们这种浅薄的需要呢?
牢里面的贫乏是全面的，除了饥饿和用品短缺以外，信息量渐趋于零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方面。最直接的后果是闲谈很难找到好话题。一个话题就好比一块口香糖，嚼多了必然无味遭人唾弃。而且，话题是供大家共同咀嚼的口香糖，要人人都能上口才行。几个人聚在一起，最容易上口的话题是什么?是共同的熟人。无怪乎现在的媒体喜欢追求“名人效应”，名人是大众共同的熟人呀!供人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名人的一大社会功能哩。
我坐牢的年代，报纸是“政治学习”用的，不提供闲谈的话题。名人只有毛主席和周总理（周总理说还有个西哈努克)，不敢议论。虽说“这世界很小”，但号子究竟太封闭，要找一个过去就共同熟识的人不容易。同号子的人倒是都成了熟人了，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坐在眼跟前呢，总不好当面就把人家做了“谈资”（悄声嘀咕当然也是有的)。因此，只要有人被提审，暂时离开号子一两个小时，号子里就有如等到了“说话节”，议论纷纷，议论纷纷。像上了google似的把这个“共同的熟人”里里外外搜索一遍。一般说来，总是坏话比好话要多得多。这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光面子的好话大都已经当面说过了，坏话多半是憋了许久的真心话。而且，那种形影不离!那种长相厮守!只怕是连好夫妻都会忍受不了的，还能指望人家背后也夸你?
脚步声一响，“说话节”就正式闭幕——被提审的人回来了，号子里立即换了话题，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也许不会想到，刚才他也曾做了这号子里的主角，给这号子增添了不少兴奋与快意。我那时基本上还是个学生哥，虽然也忍不住跟着发议论，心里却有那么一点忐忑。有一次我表达了我的不安:“我们这么背后议论别人不太好吧?”没想到一老者斩钉截铁地回应了我:“哪里话!当面论人利于心，背后论人利于事嘛。”
这话听上去不无道理，只不过不适用于我们那种闲言碎语。古人曾有“口舌之快”一说，看来古人是早就明白：在说话这件事上，口舌有口舌的独立需求。
写于2005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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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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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出狱”，我可是总共“出”过三次——两次保外就医，一次结案获释，真不容易!
虽然结案获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狱”，但因为是发生在第二次保外就医期间，我从家里直接到预审员办公室听取裁决，所以实际上却没有“出”的行为动作。比较起来，倒是两次保外就医更像是“出”狱。特别是第一次，出了那道门造成的冲击感尤为鲜明和强烈——两年多没见着外面的世界了，扑面而来的各种“东东”（此处得用网上语，不亦快哉!）好像都变了形!
先是见着了公共汽车。它们的车轮比我预期的要大，它们的车身却比我预期的要矮（底部离地面近，顶部也不够高的意思)，所以看上去活像一个个快速爬行的大甲虫。那感觉又有几分像我第一次见到机场内载客巴士时的感觉，一眼看上去只觉得有点怪、有点异样，似乎不像一辆（我心目中的）巴士。对于久别重逢的人和东西，我们确实会自觉与不自觉地抱着某种“预期”，否则为什么会出现猛一下觉得不太像的情况呢?公共汽车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两年半不见就似乎变了形状!我只能猜想，是我的记忆（通过想像）预先悄悄地给了我一张变了形的蓝图。至于记忆为什么时间一长就会变形，那就不是我能说得明白的了。
再接着说公共汽车。它们在我眼里不仅变了形状，而且颜色也显得格外鲜艳，尽管那时候的公共汽车事实上是破旧不堪的。我立即意识到，我与阳光下的彩色世界也是阔别已久了!要说牢里面眼睛成天看着的景象都仿佛只是黑白电视，想来大体上是没有错的——那地方真适于面壁修行。（五色迷目啊!）只可惜我凡心未死，出得牢门，单是一个公共汽车就已经晃花了眼!我不用多形容了，总而言之那些公共汽车让我好像走进了卡通世界。夸张一点说吧，我就好像见到了宫崎峻在《龙猫公车》中画的巴士。
事实上整个街面都好像卡通化了!房子有点奇怪地挤成一排，都显得矮矮胖胖，模样挺和善。街道似曾相识地弯来转去，倒像是梦里来过，让人觉着恍惚。各种店铺就不用说了，家家都是五彩缤纷!只有街上的行人好像没有卡通化，也许是因为我那牢房里朝朝暮暮都满眼是人的缘故。
这话当然只说对了一半。街头走着的女人们虽然也没显出变形，但却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啊!呵呵!在我们那个“妇女同志”们被教导要“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在我们那个经济萧条的小城里，我居然找到了果戈理在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感觉:“至于淑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