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中利用抄报的“内参”价值，向相关人士出卖信息换取利润的事情，亦属可想而知。《金瓶梅》第十七回里，西门庆的亲家陈洪随内侍杨戬一起被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参倒，拿送南牢问罪，女儿携女婿一起来投靠娘家。西门庆慌了手脚，忙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百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将邸报中宇文虚中参劾杨戬一伙的奏折原文，以及皇帝批示的处理办法等，全部抄来，随后便有了再派家人来保来旺带着金银宝玩去东京行贿蔡京、消灾脱祸的故事。从西门庆的角度讲，因为及时得到详细情报而便于赶紧应对，五百两银子抄一段邸报，值得；从阳谷县衙门上上下下的利益看，这就是一笔大大的外快了。

由于抄报是在手抄、转抄的过程中产生和传阅的，所以也难免出现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的纰漏，明清两代的史传文献中，都载录过“伪传邸钞”的案件，这就是正版、盗版之外的伪版了。囿于篇幅，不再详述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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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上岗说公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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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就是出任公职，出任公职就要穿戴公服。《水浒》中的李逵虽称鲁莽，倒也懂得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

“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人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七四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他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志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五二载有监朝服、法物库的差遣性官职，其执掌就是“预备与支借百官朝服、诸司礼衣、仪仗等名物。凡礼毕，限期收还”，因知不仅法物，连朝服也是可以出借的。

公服有礼服、常服、便服的区分，又以颜色和纹饰区别尊卑，这就是“满朝朱紫贵”一类句子的出典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他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九十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北史·魏纪三》：“〔太和十年〕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资治通鉴》卷一三六上，对这件事也有记载，胡三省还加了条注解：“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绯、绿、青。”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建立的政权，“始制五等公服”是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的成果。据此推测，用朱、紫、绯、绿、青五种颜色来区别官吏公服等级的做法，当在北魏以前，至少在晋代就有了。迄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依然由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如通过铨试授予官职，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选官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白居易《卖炭翁》云：“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白衫儿是没有公职身份的爪牙，黄衣却是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象征，所以卖炭翁根本不敢与之抗争。

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黄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流”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志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清代沿袭这个办法，改为缀在外褂的前胸和后背，由于外褂是胸前钉纽的对襟衣服，所以品级补子在前在后都是左右两半，分为四片，缝制时讲究功夫，务使所有花纹恰好拼成一个整体，俗谓“对花”。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纻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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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装上岗说公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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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孔雀、云雁、鹭鸶、鹌鹑、练雀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麒麟、狮子、豹、虎、熊、彪、犀牛、海马等区分一至九品。御史及六科给事中等风宪官则绣獬豸。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老规矩是，看见大家都穿上“花衣”了，嘴巴得上套子，忌讳说死谈故，凡有遗疏、请卹等事，都不得在这几天递折子。光绪时，获罪遣戍的总兵陈国瑞殁于戍所，科道官邓承修为其请卹，结果竟以“花衣期内违犯体制”获处分，这是与蟒袍有关的一段小掌故。

官员公服的全套，还包括笔记本、计算器、公文包、通行证等系列配备，后来又加上了朝珠和怀表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做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銙。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銙，四品有十一块金銙，五品有十块金銙，六至七品有九块银銙，八至九品有八块銙石銙。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契苾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搢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搢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剧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搢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当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刘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还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帝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其实唐中宗登位之后，就把龟符改成了鱼符，到李商隐做诗时，早就没有金龟袋了。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