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没错！没错！作为一个成功的抑郁者部分地意味着变得更好。所以我希望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想象你过去六个月患了肺炎。你一个子也挣不到。你还会说“这使我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会是现实的吗？

哈尔：我不知道我怎么能那么说。因为我当然不愿意得肺炎。

戴维：你能把同样的逻辑应用在抑郁上吗？

哈尔：是的，我明白了。我确实也不认为我的抑郁是有意识地产生的。

戴维：它当然不是。你想把它培养出来吗？

哈尔：噢，不！

戴维：你是有意识地做什么事情想把它培养出来吗？

哈尔：当然不是。

戴维：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引起抑郁的，那么我们就该知道怎么下手了。既然我们不知道，责备哈尔抑郁不是愚蠢的吗？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抑郁者自己产生了这种消极的看法。他们根据对事情的这种消极看法来感受和行动。你不会有意地培养它，也不会有意选择让自己无能为力。假如你是我所碰到的典型的这种病人时，当你恢复正常的看法，当你回过来以一种不抑郁的方式看待事情时，你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更富有成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哈尔：是的。我当然明白。

哈尔欣慰地意识到，他几年来一直不成功，但给他自己贴上“失败者”的标签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消极的自我形象和他的瘫痪感是由他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想法引起的。他的无价值感是由于他只关注于其生活中的消极事件（心灵过滤），而忽略了他体验到成功的许多领域（给积极因素打折扣）。他能够明白由于他不必要地说“我本来可以再多做一些”，使得他把自己看得很严重，他也意识到，财务价值与人类价值是不同的。最后，哈尔能够承认他所体验到的症状——敏感和因循——只不过是一种疾病暂时的表现，而并不表明他“真正的自我”。对于他来说，认为他的抑郁仅仅是对于某些个人不足的惩罚是荒谬的，更不用说是由肺炎引起的了。

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6)

在疗程结束的时候，贝克抑郁量表测试表明哈尔已经有了50%的提高。在随后的几周里，他继续用双表法帮助自己。当他试着回头反驳自己的混乱想法时，他已经能够尽量不再用严厉的扭曲方式评价自己了，他的情绪继续好转。

哈尔离开了房地产公司，开了一家平装书店。他甚至能够一下子转变过来了。不过，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个人努力，在其试营业的第一年里，他还是不能获得与其努力相应的利润。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外在的成功并不明显。尽管如此，哈尔还是尽量避免明显的抑郁，并一直保持着自尊。当他准备把书店抛到一边时，他的财务状况一直在零点以下，但是他的自尊心并没有受到伤害。当他准备去找一份新工作的时候，他写了下边的这篇短文，准备每天早上都读上一读：

为什么说我不是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还能为美好的自我和他人贡献点什么，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所做的事情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的存在哪怕只让一个人有所不同，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如果有必要，这个人可以就是我）。

如果能够给予爱、理解、友谊、勇气、交往、忠告、安慰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能够尊敬我的意见，我的智慧，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别人也尊敬我，那就是对我的一种奖励。

如果我拥有自尊和尊严，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能对我雇员的家庭生活有所贡献，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能通过我的产品和创造对我的顾客和卖主尽可能有所帮助，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我在这一环境中的存在并没有让别人感到有什么不同，那我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是没有价值的。我是非常有价值的！

失去爱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治疗过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抑郁病人是31岁的儿科医师凯，她的弟弟六周以前在她的公寓外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自杀了。对于凯来说最为痛苦的还在于她对他的自杀负有责任，她提出来为这一观点所进行的论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凯觉得她所遇到的这一让她苦恼的问题完全是现实的和无法解决的。她感到她也应该去死，她也应该被杀掉。

困扰成功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负罪感。经常有这样一种倾向，你会用这样一种想法来折磨自己：“为什么我不阻止这件事呢？为什么我这么愚蠢呢？”即便是心理治疗医师和咨询师都难免会做出这种反应，并且会这样惩罚他们自己：“确实是我的错。要是上一次治疗时我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和他谈话就好了。为什么我不阻止他，看他是否有自杀倾向呢？我应该更有效地干预。是我害了他！”而且，对于这一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中，自杀的发生是因为受害者有趣的信念，他认为他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根本不值得自杀。

凯的自我批评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她觉得她比她的弟弟更早进入社会，所以她应该为他带路，应该在他这么长时期以来的抑郁过程中为他提供情感上的和财务上的支持来弥补他的问题。她应该安排他去进行精神治疗，为他付费，甚至让他住在自己公寓附近，以便他随时可以找到她。

她的弟弟是费城的一名生理学学生。他自杀那天，他给凯打电话，询问有关一氧化碳对于血液的影响问题，说他要在课上运用到这一点。由于凯是一名血液专家，她认为这个问题没什么，于是不加思索的就给他讲了有关情况。她和他交谈的时间不长，因为她要为第二天早上自己医院的一个大型演讲做准备。就在她准备她的演讲的时候，他运用她提供的信息在她公寓外门前做了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自杀尝试。凯觉得她对于他的死负有责任。

对于她所遇到的这场悲剧，她显得异常悲痛。在开头几次治疗过程中，她写出了她责备自己并认为她应该做更多事情阻止死亡的原因：“我一直认为我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我失败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它表明我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本来应该知道他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中，而我却没有能够干预。回头想想，很显然他又想要自杀了。他以前已经做过三次严重的自杀尝试。如果在他给我打电话时，我能问一问他，我本来可以挽救他的生命的。在他死之前的这个月里，我好几次都在生他的气，老实说他肯定压力很大，并且感到沮丧。有一次，我记得我对他很恼怒，并且对自己说，或许他最好死掉。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内疚。或许我希望他死掉，我知道是我让他倒下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死。”

凯试图让自己相信她的歉疚和苦恼是合适的和正当的。作为一个具有很高道德感的严刻的天主教徒，她觉得这种惩罚和痛苦是她应该得到的。我知道她的推理中有些问题，但是我不能够很清楚地戳穿她的不合理逻辑，因为她的论证非常明确和具有说服力，确实做出了不利于她的论证。我几乎快要接受她的想法，认为她的情感痛苦是“现实的”了。后来，我希望让她摆脱心灵牢狱的想法突然间产生了。她所犯下的错误是第3章中所讨论的第10条扭曲——归己化。

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7)

在第15次治疗时，我使用这种看法来挑战凯的观点中的错误概念。首先，我强调，如果她要对她弟弟的死负责，她应该是引起死亡的原因。由于自杀的原因即便是专家也并不知道，所以没有理由得出结论——她是自杀的原因。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必须去猜想他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也是他自己的错误信念，认为他没有希望没有价值，他已经不值得活下去了。既然她不能控制他的思想，所以她不能为导致他结束生命的非逻辑假设负责。这些是他的错误，而不是她的错误。所以，在假定要为他的情绪和行为负责时，她做了一些不在她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任何人最多能够或希望她尽量帮助他，因为这是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强调说她没有必要用知识来阻止他的死亡，这并不是她的错。假如她明白他正试图自杀，她肯定会以不管哪种方式尽可能地去阻止。但是，由于她并不具有这种知识，所以她没有可能去干预。所以，责备她要为他的死负责事实上是不合逻辑的，假定她可以绝对准确地预测未来，并且能够支配宇宙中所有的知识。既然这两种期望都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她就没有理由藐视自己。我还指出，即便是专业的治疗专家，对于人性的知识也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即便他们被认为是专家，他们也经常被有自杀倾向的病人所迷惑。

总而言之，坚持说她要为他的行为负责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她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他。我强调说，她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状况负有责任。在这一点上，她明白她是在不负责任的行动，不是因为她“让他倒下了”，而是因为她让她自己变得抑郁，并且自己也企图自杀。负责任的事情就是要拒绝这种内疚感，终止抑郁，然后去追求一种快乐而又满足的生活。这才是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在行动。

这次讨论引起了她情绪上的快速改善。凯在其态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她意识到我们已经揭示了促使她想去自杀的错误概念。所以她准备再继续治疗一段时间，以提高她的生活品质，驱散多年以来由于她弟弟的自杀而困扰她的周期性的压迫感。

没有痛苦的悲伤

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根本没有任何扭曲的话，“健康的悲伤”的本质是什么呢？或者换一句话说，难道悲伤确实需要包括痛苦？

我并不敢声称我知道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是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做不安全医学学生时所经历的一些体验，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医院的巡回诊所做泌尿科方面的服务。我被安排接待一位老人，他最近刚成功地做了一个肾部瘤切除手术。工作人员希望他能够很快的出院，但是他的肝功能突然开始恶化，检查发现，这个瘤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肝。这一综合症是无法治疗的，所以几天之内，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他的肝功能恶化过程中，他慢慢开始变得神志不清，慢慢进入没有意识的状态。他的妻子意识到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48个小时坐在他身边。当她疲劳时，她的头倒在他的床上，但是她就是不肯离开，有时她会俯在他的耳朵边对他说：“老头子，我爱你。”由于他的病情进入危险时期，他们这个大家族的成员包括儿子、孙子和重孙子都开始从加利福尼亚的各个地方来到了医院。

到了晚上，主治医生要我留下来陪病人，参加会诊，当我进入房间时，我意识到他已经进入昏迷状态。大约有810个亲戚在那里，他们中有些非常老，而另外一些则非常年轻。尽管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他的情况的严重性，他们还是没有被告知情况有多么严重。他的一个儿子，就是站在尽头的一位年长的绅士问我是否能够把插在他膀胱的导尿管取出来。我意识到取出这个导尿管对他的家人来说他已经死了，所以我就去问医护人员这样做是否合适。医护人员告诉我可以这么做，因为他确实已经死了。他们向我演示了一下怎样取出导尿管，于是我走回病人身边做这件事，家人在一旁等着。当我开始这么做时，他们意识到某种支持已经被移走了，这位儿子说：“谢谢你，我知道这会让他不舒服，他也愿意这么做的。”然后，这位儿子转向我，似乎是要证实这个行为的意义，他问我：“大夫，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能够期望什么？”

我突然感到一阵忧伤。我感到自己和这位体面的彬彬有礼的男人非常近，因为他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祖父，我感到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淌了下来。我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站在那里，让这家人在和我说话时看到我流泪，要么离开，掩饰我的感情。我选择留在了那里，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他是一位很好的人。尽管他已经接近昏迷了，他还可以听到你们说话，今晚他就要走完他的一生了，今晚就和他告别吧。”然后我哭泣着离开这个房间。家人也哭泣起来，坐在了床上，他们对着他说话，向他道别。随后的几个小时，他昏迷得越来越深，最终失去意识死去了。

尽管他的死对于他的家人和对于我来说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亲切而又优美的体验。失去的感觉和哭泣提醒我——“你可以爱，你可以关怀。”这使得悲伤成为一个被提升了的体验，它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痛苦和伤害。从那以后，我还有过数次像这样让我掉眼泪的体验。对于我来说，悲伤代表着一种提升，一种非常庄严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