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若把此处的描写与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遇联系起来看，我们会怎么想？

再看第三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召集各方面人士1800多位，足足讲了4个钟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成《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

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10)

这位在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梁思成绘文物地图的政治学家，从1952年起担任了7年教育部部长。1956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放了一炮：“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往下念了。至少我从王军的这三段描述中感到了更多文字背后的东西，它已经超出了王军的这本书本身。

上个月，我和邓友梅、从维熙两位前辈应邀到苏州沧浪区做文化考察。没想到，现在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梁思成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即“安居乐业”变成了现实，它以科学的以“文化立区”的“沧浪”模式出现在我的眼前。苏州的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与发展亦然，“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三位一体的大苏州。

我和王军一样，也落下病了。我在苏州，又不由得想起了为老北京的建筑、规划伤心不已的梁思成，想到有多少热爱老北京，把祖宗留下的这份世界上罕贵无比的建筑杰作当宝贝的人们，得知城墙拆了、牌楼拆了时那份撕心裂肺般的痛心。梁思成一定又是其中最为痛苦且困惑的一位。

梁思成在论述北京的古代城市建筑规划之完美和建筑艺术成就之高时，曾不禁这样感叹：“北平的整个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都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从保护历史和艺术的角度出发，绝不应当破坏这个全世界保存最完好的体系。因为历史的文物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

但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呼声，无论感情多么强烈，也终被盲目和无知所淹没。倘若拆除精美的城墙、牌楼的行为在当时确是理性的，只是后来历史证明其本身是错误的，倒也可在扼腕叹息之余表示谅解。可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凡“破”字当头的行为，大都是越盲目越理直气壮。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少承传着古老文明的历史遗迹，在许多专家学者绝没有一丝一毫功利心的声嘶力竭的呼吁呐喊中，还是抵不过一纸又一纸头脑发热的行政命令，在推土机的轰鸣下变成一片又一片瓦砾。

不是吗？梁思成在呼吁保护古建的过程中，耐心地把各种破坏行为所可能依据的想法一一加以驳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钟爱之情，从他对那一砖一瓦，一栏一石，一寺一塔，一庙一殿的品味便可见一斑。他并非一个只耽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相反，他是个非常务实的建筑学家。他在40年代就已清楚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北京城的都市化进程。他深知作为一个科学家，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用智慧和知识将传统与现代化相融，单凭对中国建筑美感的依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际利益面前向历史的责任和审美的需求让步。

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指出，保存城墙丝毫不会妨碍未来日益繁忙的交通，从经济角度考虑，拆除城墙要用炸药，运输城砖也浪费人力物力。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那如何解决庞大的政府行政中心区的用地问题与旧城区的矛盾呢？梁思成指出向西郊近城发展建立新区是上策，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使办公区有足够的面积和发展余地，以及人口过密、控制车辆的合理流量，还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护旧北京的建筑文物不遭破坏。

梁思成的北京是美丽的。想想今天的市政要在保护古建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艰难抉择，也是50年前不听“梁”言相劝留下的后遗症。如今在拓宽的商业街和林立的商城大厦包围下，故宫、北海、景山成了都市盆景，由九城的城墙、牌楼，宫殿、王府、四合院所支撑起的古城的和谐已经支离破碎，甚至不伦不类。

“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今天我们也只能落得在躲避交通堵塞和大气污染之余，用想象的记忆去梦寻古都的风采神韵。但愿不要再让梁思成的痛心继续了。

好，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感谢王军！（掌声）

［演讲时间：2005年10月30日。录音整理：程丽仙］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

主讲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出了我自己。理由很简单，文学馆的演讲两周一次，定好今天讲《金瓶梅》情节进程剖析的主讲人因临时有会，礼拜三才告诉我。我沟通了几位后面的演讲人，看能否调换。由于都事先安排了事，临时调换比较难。又不能让大家白来一趟，我做好了救场的准备。去年2月，由于刘世德先生临时有会，我“救”过一次场，讲的是萧乾。今天又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愿意把我这一年多来在学术上的一些思考、想法跟大家交流和请教。从我个人来说，我倒希望每年都有一次救场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今天我讲一个新的话题，题目叫《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

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由于这些年来的“戏说”太多——这和电视有关——特别是青少年，看的“戏说”多了，对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历史观的形成，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起到不好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但即便是以“正说”名义来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里面也常常是有非常多的“戏说”成分。所以才有了近几年来媒体上的“正说”与“戏说”的互相打架。同时，“戏说”与“正说”也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好炒啊——今天他“戏说”这个，明天他“正说”那个；又有人说他“正说”里面也有“戏说”，并不是跟历史真实相符合的。我们看，在历史的平台上，我们也被“正说”和“戏说”搅得头脑昏乱，不知道该做何选择。

我今天就是想举一些实例，或者作为案例，我们对它来进行分析，进行解剖，最后进行史学的梳理，以使我们今后在面对以往的时候，能够多方位地去思考。我有好几个例子，都是最近刚刚发生的。我搞了多年口述史，已经习惯于对历史带着疑问去探询，我也非常关注发生在周边的能够为我讲口述史提供实证的例子。有些例子，从口述史的角度，从史学的角度，去多元地分析，我发现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一方面，这种多侧面，可以为我从事的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丰富的实证资源，使我更加有信心地认为对口述史理论的探讨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也可以为大家提供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往往在看到它的时候，一看是这样，就不去思考它背后可能很复杂的东西了。就像我们每天看电视新闻，听广播新闻，或者看报纸对于某些事件的描写一样，一扫大题目，或者某个题目吸引你，从头至尾看一遍，看完之后，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复杂的疑问和思考？这个我不知道。

有些很简单的事情——记得我以前讲老舍的时候，提到要用新闻五要素，就是那五w。我现在常以这个五w，同时也希望大家常以这个五w，来关注史实，关注生活。你要探寻这个五w，关注它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内容。比如说，前不久报纸上有这样的报导，说山西哪个小煤窑某年某月某时某刻——时间是具体的——发生了矿难；然后把原因提供给你，是什么什么——这个原因很容易判断——死亡多少人，这个也有；时间、地点、原因都有了。这个小的历史事件，在它发生以后，我们很容易通过媒体的报导，或者说通过那些文学写手的描述，可以在文学上以一种相对历史真实的情形，逼近那种还原。因为历史在它发生的一瞬间就已经不可能还原了。所做就是有人记录下历史，对那个历史进行描述，最好还产生当代史的意义或者思想史的意义，后人看到以后再做出自己对史的判断以及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思考。这样的事情很简单，不太复杂。可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我们也像看这个小煤窑爆炸有多少人遇难，这样的读法，读完以后就完了，行吗？

行！“大众”当然行！一般读者这样读当然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事情梳理自己的思维，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学会纵向的、立体的、穿透性地思考。我想这样活起来才会有滋味。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思考那么多东西，多累啊！还是什么都不想，一天三顿饭，一个倒，生活过得舒服、自在。想那么多的东西有用吗？没用。除了给自己的头脑增添思想的负担，什么用都不管。但是，我们可以因为这个而使自己的大脑变得苍白吗？不可以。那是动物，不是人。人区别动物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有思想。尽管人很脆弱，像芦苇一样，但他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这是法国思想家笛卡儿说的，这话说得多好！我想，我们既然要思想，思想什么？什么东西带给我们思想？这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理解和认识了。

前天（8月11日）的《作家文摘》，在座的朋友不知道有看的没有？《作家文摘》是我常看的一份报纸，发行量非常大。前天的《作家文摘》摘了2006年第4期《世纪》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朱偰为保护古城墙而死》。原来我不知道朱偰这个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发现在为保护南京古城而战的历史历程当中，还有一位叫朱偰的学者，像当年梁思诚为保护北京的古城一样，做着锲而不舍的挣扎。这样的写法很简单，是那种编年史的写法，恨不得把这个人的简历和他某年的具体行为，以编年的顺序从一而终地写出来。写法也非常老实，读不出任何“戏说”的成分；一点儿也不花哨，跟“戏说”绝不可同日而语。但读起来不仅不会觉得它枯燥，而且会觉得它很凝重，很深沉，甚至感到很悲伤，很哀婉，很沉痛。它带给我们思考的，是文字背后的东西。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2)

如果从文字呈现出来的编年史的描述，我们看具体的人——叫朱偰；时间——有编年为证，某年某年都记录下来了；地点也有，都是很具体的；what，就是内容——也有；就是这个why，我们在读了以后，在想它背后的东西的时候，就太难了！

篇幅不长，我很快地给大家念一下，看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不全念，挑出重点的内容。

朱偰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朱希祖。朱偰是北大毕业的，在德国做过研究生。1934年春受聘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当时他父亲也在这个学校，父子两人同时担任同校的系主任，被传为一时的佳话。朱偰从1932年开始在授课之余，就开始对南京名胜古迹进行研究。从1932年到1935年，他对金陵胜迹，亲自摄影、测量，调查范围很广泛。举凡南京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堂、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他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出版了《金陵古迹图考》一书。

我们看他对南京古城的这种感情，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