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梁思诚，是不是有非常相似、相近、相同的地方？那份感情，像梁思诚对待北京的一栏一石、一砖一墙一样，投入了自己深沉的情感。因为他写了这部书，当时刘伯承将军和陈毅将军进驻南京以后，还接见过他，那是1951年9月22号的事，这个细节就不说了。

1955年5月，朱偰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和群众文化工作。你看，学有所长，1955年的工作也是做这方面的，当然做得很投入。

1956年下半年的一天，朱偰突然接到秘书紧急报告，驰名中外的石头城被南京市政府借口适应市政建设已拆毁了一大部分。他听到消息后立即与消防队员焦急地乘上消防车，一路拉着警铃，一路闯红灯，从城东的青溪村赶到城西的石头城，只见鬼脸城以北一直到草场门，被拆去两里多城墙。幸好作为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鬼脸城还未拆除，于是他赶到南京市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持要保护鬼脸城。接着，朱偰又听说举世无双的中华门两厢的城墙已被拆除，眼看就要拆到瓮城了，他又立即赶去，用身体去阻挡，不让再拆，还劝说并竭力阻止了这一拆城事件的继续，保护了中华门的瓮城。

看到这儿就该想一想，这一幕一幕像极了当年梁思诚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为保护北平的旧城墙所做的一次又一次发自内心的努力，而且没有任何私利，对吧？以前讲梁思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如果哪怕他有一点儿的私利，我们都可以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你为自己。没有！没有！而且，他反对拆城墙，恰恰是从学者的角度去逐一论证了你不能拆的足够的理由。然而，这样的学者发自内心的深沉的呼吁，依然是一次又一次抵不过行政命令。很多古老的建筑、文物古迹，化为瓦砾。现在还在拆。我曾开玩笑地说，为什么英文词儿“中国”叫china，那个读音就是“拆呢”，（笑声）拆得人痛心疾首啊！

为什么要拆除城墙？据朱偰晚年的回忆录说，“1956年南京有名的石头城古迹被市政府拆除，目的是利用这一批古砖，拿来卖钱。（当时每块砖只值一角钱。而据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最近透露，外国人为想得到一块南京城砖，情愿出资200万美元。）结果有许多六朝古砖，被打碎了拿来垫马路底。南京人士看了很觉可惜，对这件事很有意见。”

曾为拆城墙事，朱偰向南京市领导提出了紧急建议，请市府赶快下令，停止这种愚蠢的毁城暴行。同时他还给电台写了广播讲话，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制止这一劫难。但这也就成为反右时左派们的炮弹，说朱偰到处“煽风点火”。到了1957年，灾祸从天而降，朱偰保护城墙的善举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的表现。批斗会罗织他的种种罪状，他不屑一一辩证，但保护城墙也算是一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当场就予以反驳。是年10月14日，他在一次批斗会上说：“关于拆城墙，我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朱偰被撤职之后，先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后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朱偰到南图编辑马列主义专题目录，倒也平安无事。不料，到了“文革”时，朱偰又在劫难逃，被挂牌批斗。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这里我们又可以想到谁啊？想到老舍先生。有一次开朱偰的批斗会，要他交代反党罪行。他在交代时却将刘伯承、陈毅接见他的情况说了。他的本意是说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并没有说反党。但造反派却阻止他说下去，认为他说这些是涂脂抹粉，美化自己。

之后，朱偰被隔离审查，要他在一间很小的阅报室写书面交待。之后造反派发现他写的却是回忆录，即没收了；第二次他仍然写回忆录，又被没收；第三次他写的还是回忆录；等到第四次，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1968年7月15日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着，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草火化。他死前写好遗书：“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说，以上那些人是错误的，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但这样一个优秀的学者，这样一个对保护南京古城充满了悠悠之心和拳拳之情的学者的生命，再也不能挽回了。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以后要以史为鉴，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别让它再发生了。希望今后当学者们出于真诚，敢于直谏，坦承自己学者之心的时候，行政部门能够认真地、多多地考虑一下。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3)

这是否是“正说”呢？我们判断一下。我这些年搞口述历史，已经落下一个病，对很多眼见和亲读的东西，都要打个问号。因为看似真实的东西，会不会背后可能有很多我根本无从了解的东西，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呢？这个也有复杂，空间还很大，因为它是编年史的简单描述，把很多的探寻留给了我们。比如，朱偰在某一次去找某南京领导时的历史细节、情景，怎么样去还原？怎么样去捕捉？他在某种时刻是否带着很激动的情绪在跟执政的人辩论？那个才是生动的。所以有西方史学家说，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是活的编年史。意思就是要让它鲜活起来。

这又让我想到一个细节，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在倒数第几集里面，有一个情景，是汉武帝与司马迁的对话。有印象吧？这个情节肯定是编剧加进去的。把这个加进去，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想一想，可能有。因为当年司马迁写完《史记》，也有机会跟汉武帝见面啊；虽然他受了宫刑，后来还是继续做史官。那有没有可能跟汉武帝来探讨他的《史记》呢？有可能。然而，没有留下史证来证明这个，编剧根据自己现在的史观，即从他作为一个当代人对于历史的遥想，可以把这个细节提供给我们，作为当代史学的细节供我们去思考。

这个细节是什么呢？汉武帝说，你的《史记》我读过了。大概很生气，因为那里写了他自己很多不好；然后武帝就表明作为帝王，自己有多么辛苦，我有很多你不了解啊，你把我写成这样，我的内心很复杂，很痛苦啊；很多事情有我没法说出的理由啊，等等。这也可能吧。说得司马迁不好意思了。司马迁说，哎呀，那干脆我把您的那段推翻了重写吧。武帝很大度，啊，算了，反正也是你的一家之言，不是正史，就这样留下来吧。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史记》当中司马迁对武帝的描写，是司马迁笔下的那个样子。那司马迁笔下的武帝和真实的武帝一个样吗？这个之间有距离吗？我们不知道。但《汉武大帝》的编剧，以他今天对那个史的了解和思考，再把这个细节通过文学想象提供出来，就使这个细节具有了文学的历史真实吗？想一想，好像是有的。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是什么？非常高，我们也很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你看，“史家之绝唱”是“史”的，就是写史写到这个程度，可称其为绝唱；后边还一个呢，是“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什么，是“文”的！文的里边有想象啊，有描述啊，有文学笔法啊，这个文学的笔法今天来看，是不是小说的笔法啊？比如说鸿门宴那个情景，里面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啊？他也是听前人的口述、流传，然后到他这儿记录下来，加以文笔升华，把它再造，是重构过去，对吧？历史是要用“文”写的。历史要写得好看，一定要有文学笔法。那同时文学作品当中有许多历史情景，又是凭着文学家的想象，在做一种“历史”的还原。但这个“历史”要打引号，它可能不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而完全是作家笔下想象的。但这个想象，你可以估摸出、揣摩出，或者想象出，历史中可能有过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拿我们熟悉的《四世同堂》做例子。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时候不在北京，也没有亲身体验过日治下北平老百姓的生活，他是听很多朋友向他讲述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什么样，写出他的鸿篇巨制——带有史诗性质的《四世同堂》。我们也许在历史中找不出《四世同堂》中那些真名实姓的人们，找不到历史中有一个叫祁老人的，有一个叫祁天佑的，有一个叫韵梅的，有一个叫瑞宣的，有一个叫胖菊子的，有一个叫蓝东阳的，可能历史中没有这样的真名实姓。但我们在读过《四世同堂》之后，又有谁能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呢？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像蓝东阳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胖菊子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像钱诗人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而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的这些人物，都已经成了文学的历史真实的符号。它没有以那种史家的、写史的方法写。否则老舍就不是文学家，是史家了——某年某月某日，日本宪兵到了哪儿，屠杀了多少北平人，他们是谁；这是历史。

但我们读这样的历史，和读老舍先生《四世同堂》这样的文学名著，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一样吗？不一样。文学的历史真实对我们的冲击和震撼更强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小说中所写才是真的历史。当专家告诉我们真历史原来是那样的时候，这个180度的弯我们还常转不过来，甚至还要跟你打架——我不信啊！文学馆请专家来讲“三国”的时候，我们不是对许多人所讲瞠目结舌吗？拿关羽来说，专家告诉我们，历史中有那样的记载，关羽好色！可我们读小说，关羽是一个武圣人。我们愿意相信小说中的关羽形象，“武圣”到了完美的程度，怎么会好色呢？护着嫂嫂，千里寻兄，“好色”才是假历史。你看，这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和可能的历史的真实，它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或者说给我们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落差，怎么样来弥合，怎么样来填补，怎么样来转变？难啊！

因为它难，所以才给那些“戏说”者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戏说”者正是从这个空间去“戏说”。《戏说乾隆》也好，《还珠格格》也好，《康熙微服私访记》也好，这样的“戏说”娱乐性强，很好看，有收视率。成长中的青少年在看“戏说”时，脑子里可千万要有这样一个醒，那是“戏说”，不是“正史”！千万不要以为乾隆跟格格一天到晚就那样！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些有头脑的，受过很好教育的中学生，已经能够知道“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形式。他们愿意去接触“正说”，甚至愿意去读正史的历史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4)

除了电视的“戏说”以外，现在有些作家，尤其一些传记作者，也“戏说”。如果你的“戏说”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娱乐大众，读者看了一笑，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的“戏说”，打着“正说”的名义、“传记文学”的名义，或者打着“文学传记”的名义，不是据实虚构，而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那这样的人他自己的史观就有问题，并且可能搅乱大家，甚至将你带入历史的死胡同，带入历史的歧途。

我这儿又有一个实例，依然是来自《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作为转载的报纸，其编辑大概没有那种要去核实一下某个作者写的文章是不是属实再转载的必要，而纯粹是作为一个读者，看到某篇文章写得好，就拿来转载了。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文摘》编辑的判断能力。比如像转载刚才那篇文章的编辑，应该是很好的。《世纪》是一个发行量很小的杂志，编辑却能够慧眼识金，把这样一篇能够带给我们历史沉重思考的东西登在《作家文摘》上。《作家文摘》的发行量有100多万份，至少有100多万个读者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这样一个历史的细节，然后产生思考。但同时，也有可能，编辑并不知道所转载的这篇文章是否符合史实，只不过从某个作者的“妙笔”上来看，哎呀，写得天衣无缝，合情合理，似乎是这样。把它转来。于是我们大家看了。再然后，不知道这个史实的读者会以为，似乎是这样，顶多是用文学的形式把那个史实扩大化了一些；或者说，史实这个真实的影子，是曾经存在过的，只不过被文学家的笔放大了。为什么史家常把文学家作为敌人？原因也常在这儿。然而，史实的素材，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学家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体验型的，自己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从这个生活当中提炼出来，成为艺术，成为小说；还有一种，他这方面想象力有限，或者说相对欠发达。他可能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便从历史里面去探寻，专写历史题材。比如二月河，研究清史，写康雍乾。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二月河的“康雍乾”可以说写得很成功，写得很好。但如果读者就把二月河的“康雍乾”当成正史，当成真史，也不行。它里面有太多文学的描述，只不过这样的文学描述，很大可能是根据史载的某个具体情形去想象的。

而我将要举的这个例子，就完全是胡编滥造。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