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大家注意啊，汪东兴转引毛主席的话说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否定自己穿的是长衫。他只是说，我那个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

汪东兴说的可信吗？如果我们相信汪东兴不会说谎，他把毛主席跟他所说的几乎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那关于这幅画，我们也就相信作者所说是接近那个真实的。即便是画家把那个长衫在画上画得显新，布鞋画得也显新，它至少符合了历史的真实，更符合了艺术的真实。但假如张春桥说的是真的呢？我们可以从这幅画看出什么来呢？可以说，这幅画依然是符合艺术的真实——即便毛主席当初穿的是短上衣，而画家为了营造当时的那种历史气氛，给人们通过这个油画来还原一个历史情境的想法，他把毛主席画成了穿长衫，从艺术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可以叫艺术的历史真实，或者叫文学的历史真实，是画家、艺术家的一种想象的再创造。但是，如果从长衫短衫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7)

那我们要从口述史这个角度来去探寻呢？我们又不能随便地轻易相信哪一方是对的。我们所做，就是像他们双方所做一样，提供出一些信息，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历史的平台上，关于这件事有张三和李四的两种说法，甚至还有王五、陈六的四种说法。我们对这些说法要尽可能多地了解。那个历史事实可能是那样，但它的背后是那么复杂。这就够了。

再举一个小例子，非常有意思，也是发生在前不久。

世界杯比赛——意大利和法国的决赛，在座的朋友有多少人看过？即便是没看过，在世界杯落幕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有很多报道提到了齐达内用头撞人的事，也可能都知道。有很多的球迷甚至在对那场球的记忆中，齐达内的“铁头功”超过了这场比赛本身。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叙述吧？观众从电视上亲眼看到了齐达内撞头的那个瞬间。这个历史瞬间被摄像镜头记录下来，假不了，太真实了！可他为什么撞？猜测出来了，不同的版本出来了。他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一定是马特拉齐“得罪”了他。但怎么得罪了他？后来有不同的版本。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巴西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的口唇专家，根据马特拉齐说话的口型对出了马特拉齐当时说的一句话：“你是意大利人养出来的一条忘恩负义的狗”，得罪了齐达内；还有的说“你姐姐是个妓女”；还有的说“你是恐怖分子的后代”，三个版本出来了吧？作为读者，在看到这三个版本的时候，信哪个？能够判断吗？不能，而且我们做不了判断。

再后来，仔细来分析这个事就更有意思了。当法国媒体采访齐达内时，问他马特拉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齐达内说他无法把马特拉齐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因为太难听了。他用这个理由不肯把马特拉齐的话再重复一遍。因此，我们无法从齐达内的嘴里知道马特拉齐怎么说的。齐达内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在几天之后了。他有没有可能已经调整了心情？马特拉齐可能当初没有说那么狠的话，而他想在媒体面前把马特拉齐的话描述得狠一点，这样的话他的同情就会更多一点，人们对法国队的同情也会更多一点儿？但他又没有把他可能编造的话说出来，而是用这样巧妙的外交辞令来说“我不能把这段话再说一遍，他说得太难听了”。所以，我们都无从知道那句难听的话到底是什么。

然后，又有媒体记者去问马特拉齐，你到底说了什么，让齐达内一头撞向你？马特拉齐说，我没有侮辱他母亲。记者问，你是不是提到了他姐姐？马特拉齐的回答是“基本不否认”。大家看有意思吧？这是我们从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对这件事情的报导。马特拉齐也很狡猾，他没有跟媒体说，我那句原话是怎么说的，而是说“基本不否认”。对于这个历史事件，马特拉齐是怎么激起齐达内的火，齐达内怎么一头撞向他，原因就复杂了。当事人只有两个，各说各话。

又过了些时候，马特拉齐面对媒体说当时的一种情景，这个齐达内也不否认。可那个话，媒体并没有说马特拉齐当时是怎么说的，只说在马特拉齐防守齐达内的时候，马拉着齐的衣服，齐开玩笑地、调侃地、或者也许带有挑衅口吻地跟他说，如果你对我的上衣感兴趣，等比赛结束了，咱们可以交换。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齐的身上。不过，马特拉齐还了一句话，还的那句话到现在我们都没搞清楚。过了些时候，媒体又一次报导，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特拉齐说“我更希望你姐姐把衣服脱下来给我。”这是又后来的报导。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但是已经是历史了，能说它不是吗？它刚刚发生啊，而且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是看直播的人亲眼所见。我那天晚上也看的直播，当时都愣了。这是一个事。

我再讲下面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依然来自《作家文摘》。《作家文摘》转载的面很宽泛，读者可以看到很多纪实的报导，或者小说的转载，等等。

2006年7月25日——又是前不久的事——它转载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争论。

束星北被誉为是我国天才的物理学家。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束星北的文章——这是口述的，由当年《光明日报》科技部一名记者把束星北的口述记录下来，像我做口述史一样，——文章的题目叫《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如果我们是这个领域的，会想到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在怀念他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从作者的名字、从题目，我们已经深信不疑了吧？不会有任何质疑。文章回忆自己于“1928年5月”——大家记住，时间非常重要，人物也非常重要——他讲自己去柏林大学见到爱因斯坦后，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束星北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这些教诲对我以后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他说自己“也帮助爱因斯坦做些事情。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等等。大家记住这段话。这篇文章由束星北口述，时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宫苏艺整理。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8)

现在，质疑来了。质疑来自曾经做过束星北学生的科学史家许良英教授。许良英先查核了束星北本人填写于1954、1964、1965和1983年的四份履历表，发现这四份履历表当中，在有关1928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经历当中，全都没有涉及柏林大学。再经过进一步仔细考证，又发现了束星北回忆文章中存有许多破绽，认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但得找到证据啊。之后，1997年10月，曾作过许良英学生的另一位科学家胡大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第一句话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许认为此句的中文意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并由此推断，“既然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这是确凿的吧？当时《南方周末》继而对束星北为什么要“虚构”那样的故事，做出了分析：“是不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当年可能有某种特殊的环境）以实现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标，以此慰藉自己的余生呢？”这也是留给我们的疑问。

然而，与当事人有关的另一方，束星北的女儿以及束星北的另一些学生和浙江大学的老校友，提出反驳，不接受许良英的质疑和结论，并提出对这个的反证。我们来听，非常有意思。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三：第一，当年采访束星北的那位口述记录者，曾在当年的采访笔记上记录过“爱因斯坦帮我弄了大半工资的研究助手职务”，研究助手工资很低，“每月120马克，不是正式人员，属临时的”。这个证据是说口述者在当初采访束星北的时候，束也跟他在说这件事。但束是口述，他是不是口述时就已经在编故事呢？

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这有两个意思，查英文词典，一个是“相识”，还有一个是“深交、熟识”。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认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应是指“深交”，而并非简单的“认识”。上海理工大学的王伯年教授按《英华大辞典》和《汉英词典》对acquaintance有“相识”和“熟人”的两种解释，将那句话分别翻译成：“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和“真遗憾，我至尽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如果是后者的话，意味着束与爱尚为达到“熟人”的程度。由这个一推断，就可能对了，尽管做过助手，但并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还没熟识呢。没说谎啊！尽管如此，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认为，这并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内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愿意相信束的，从acquaintance这个词的细节，来替束辩护。但我们现在一联想刚才1928年的那个叙述，能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反问，就是“熟识”的译法是说不过去的。回头看，想当年1928年8月的情形，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而且，“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难道不熟识吗？以后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得以这样的分析头脑去把它像剥葱头一样层层剥开，那样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第三，据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分别从别人那里听说，束星北是曾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中国人。但又有口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提出疑问，问他束在40年代有没有可能就编造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回答，绝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设问，不是实证。这个事情最早的质疑者许良英推论，如果当年束星北真的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为什么不在履历表中填写，而要“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呢？没有道理啊。

大家看，历史就是以这样复杂、多元、多角、多侧面、立体、超乎我们想象、纷繁、错乱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面对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哪怕是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联想，您长到这个岁数，肯定在单位遇到过很多事，比如曾经有人在您面前说“某某某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您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还是说我冷静下来核实一下再说？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实，那个人会告诉你，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这么说你，是谁谁说的。就又复杂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气冲天地找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那个人也许会说，你冤枉我了，我才不会那么说呢。对吧？这样的事情可能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发生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认识这个之后，假如说我们再听到某个同事跟我说某某说你坏话了，咱就甭言语了吧。如果是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觉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让时间去证明吧。何必非要为自己去讨一个说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觉得已经说它无用了，就由它去吧。我们听朱向前讲解读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汇报林彪要叛逃的时候，毛说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9)

关注细节，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的判断给否定了。这里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不久看某本书的时候一滑就过了的，我竟忘了书名，太可惜了。关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当看到任何书中对此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过。“五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