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新世界 好好学习

义务教育

我出生在农村，几十公里之外就是那两座在中国鼎鼎大名的城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着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小时候经常问从城里来的表妹一些滑稽的问题：“你们哪叫什么村?有我们村大吗？”这种认识让我忽略了，甚至现在也不知道在我童年的时光里，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着怎样的生活，这里只能讲讲我自己了。

农村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是一个村子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在院子里、在田间地头一混就长到了上学的年龄。上了半年的学前班(我们当时还在沿用“育红班”的称呼)，同班的还是那群熟人，以至于老师都是能拐弯攀得上得亲戚。还是在一种混的状态里，老师还没能让我学会几个拼音字母，就把我们按时交给了一年级的班主任。即便如此，那间破烂的教室却从此完成了我生命里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必须尊敬“老师”，他会用时间来约束着我坐在那里——即使你没有听她讲的东西。（事实上这种以“钟点”作为行为规范的生活，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只有几年的时间，而我可能要忍受几十年。）

离开学前班，我终于进入了村子中间那所让我一直倍感神秘的小学，这好象才是我真正上学的开始——随着国家改革的进展，我们也成了教育实验的一代。

班主任告诉我们从今儿以后小学改为六年制，怕我们听不明白什么叫“六年制”，老师又深入解释了一番，大体就是：“老实点儿，你们得在我手下学习六年（因为那时候老师施行‘跟班走’）”。事实上，我在这个学校只呆了四年，1987年，农村的小学改革成 “中心校”制度，我必须离开了家门口这所曾经同时拥有中学和小学的学校，转到了村子西口的那所中心小学继续完成五、六年级。

九年义务教育的好处就是升初中的考试形同虚设，没给我带来任何压力，又因为我们那里也没有择校问题，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进一所镇里的初中，所以我们当时把升初中的过程叫：“大帮哄”。1990年北京成功的举办了第11界亚运会，中国队在家门口拿走了亚运会比赛一半的金牌，当时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就在这个热闹的夏天，我升入了初中，用的是崭新的实验教材。

相比于上初中，我能上高中说来就有些离奇了。那时“农转非”还是大多数农村孩子 “翻身求解放” 的奋斗目标，通过中考上个中专是一件有着伟大成就的事。所以就分数线而言，那些年中专要远远高出重点高中，因为对于这些农村孩子来讲，大学毕竟“远水不解近渴”。我说过，那时我的头脑中的城乡概念没有别的孩子清晰，所以初中便能过的相对轻松，再加上农村学校的业余时间充分，就可以整天沉浸在自己好奇的世界里。那时，家里已经有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没有书和报纸时，打开电视总能让我大开眼界、其乐无穷。所以我最喜欢的专业：地理、历史、生物等在考试中总是班里的长胜将军。这样一来，每到期末，总分一加，我竟然能排在班上第一、二名，第二年开学便能得到学校的一份奖励——校办工厂印制的作业本。但那时候中考可是没有地理、历史，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要是当时参加中考，可能根本考不上中专——至于后来上了高中绝对依仗那时的国情。

我上初三那年，廊坊一中估计已经提前认清了抢夺生源的紧迫性，第一次栽中考前提前招收保送生，符合条件的学生只要通过一中自己进行的录取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这所在廊坊最“重点”的中学。那年我们年级一共有14个符合资格的同学——我应该就是那第14个。由于我前面讲过的原因，在名单下来之后，紧张的思想斗争就在这14个同学和他们的家庭中展开了，甚至我也觉得不去考中专是件“对不起”父母的事。可母亲的“你小子随便”的想法和城里亲戚的“高瞻远瞩”支持终究使我选择了“先走一步在说” 。事实上和我一同下此决定的只剩下4个同学——我想市区里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而其他乡镇又肯定如此。报考人数的缺乏使我顺利的进入了这所高中。

短短几年之后，在全民素质整体提高的背景下，这种局面也就完全改变了。回头看看那个七窍的选择，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一生，历史对我是幸运的，但对更多的农村孩子却是多么的残酷。

初中的幸运不会在高中重演，虽然教育依旧在改革，但高考的革命我是赶不上了。

相对于后来的高考填报志愿，文理分班就已经成为高考制度残酷表现的序幕，我们的同学多半是凭借对自己的考试实力的浅薄估计来选择那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理想与潜力在这个制度下被无情的抹杀。令人高兴的是2000年以后，随着高考改革的开展，许多学校已经废除的文理分班，当然还有许多学校在高一就分班了。

非义务教育

考大学是对我的考验，但考上大学了，则是对我父母的考验。我们这代人的父母是很不走运的一代，他们有很多就是被称为老三届的那批人。当时经济改革的步伐正好到了“下岗再就业”的阶段，我父母是农民没有下岗这一说，但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我的高额的学费等于是对他们的落井下石。我上大学那年叫并轨，据说并轨之前，有钱就能上学；并轨之后有钱没钱都要交很多钱才能上大学，在我看来都很不合理。拿我们商学院来说，95年考上的学生，一年学费只有400元，就差这一年，等我上大学时一年的学费就涨到2300元了。高昂的收费，让大学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高昂的学费不仅让我开始反思一直反对着的高考制度。

其实高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具有1000多年传统的科举制度的现代延续和发展。科举制度能延续1000多年的自然有其高度的合理性。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依靠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的地位，进入精英阶层，介入国家政治和国家管理。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仅成功地为国家官僚制度选拔了人才，而且体现了一种社会理想，正如梁启超所言，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平民性质和平等的精神。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完全不同于西方世袭的贵族制度，它是一种相对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样一种基于才能的精英官僚制度被西方的启蒙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视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形态。科举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在制度上的伟大发明，甚至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对高考的质疑和非议早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声音。比如文革时期，就废除了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的办法；然而，即使在那个相对正直清廉的时代，也仍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正之风和对于公正的扭曲。1976年“四人帮”被捕和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标志着文革结束的重大事件。所以许多人曾经说，1977年恢复高考重新恢复了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信心。

高考，目前仍然被公众认为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圣洁之地。如果在这个领域，进一步放权，用金钱或者群立重新分配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教育领域事实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平民经过高等教育之门通向社会主流之路，则大有疑问。

大学之大

当然，收了钱，学校才有了放开手的招生的动力，所以我上大学的那几年，各地的大学不是合并就是扩招。

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同年9月，全国高校共计招生159万，比上一年增幅47.7％。此后，扩招数量逐年增加，2000年招生为220万，2001年招生为260万。到了2003年，中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更是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

伴随着扩招的是学校的升格。中专一合并，转脸就成了“学院”，学院多几个专业就成了“大学”，大学和大学再合并，各个都说自己要成为中国的哈佛。我上了四年的商学院，年年有人谣传不是并给北大就是清华，最后还是与旁边的北京轻工学院合并成了“大学”，当时为了校名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各取一个字就叫“工商大学”。

扩招和合并最火的几年，也是最乱的几年。我老婆的表妹高考时只考上了哈尔滨一所很一般的工程学院，一毕业却拿到了哈工大的毕业证。我同学一个老乡在北京读了一年半民办大学，最后索性花上300块钱买了个“人大”的毕业证，他那时候特别喜欢到我们宿舍砍大山，临走的时候还豪气的说：“我回家就说母校已经并给了人大，谁能查的出？”

学校可劲的扩招，但原有的校园毕竟就那么点儿，所以2000年，在离北京几十公里外的我的老家，竟然崛起了一座占地几千亩，足以容下15万师生的“东方大学城”。第一批迁入的就有我们“工商大学”。可惜那时我已经大四，如果晚上几年，真可以在家门口就上大学了。

再后来大学城竟然和开发区一样成了中国各个城市最流行的圈地运动，一时间，拥有大学数量多的大型城市在建，拥有大学数量少的城市也在建；有知名大学的城市在建，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在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多个，而且争先恐后在“大规模”上做文章。据称，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400公顷；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466.67公顷；辽宁大学城占地543.4公顷；浙江的5个大学城规划用地面积为2240公顷；重庆市正在打造的重庆市大学城和江南大学城占地总规模将超过5万亩；南京更是宣布投入50亿元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其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的面积。在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各地兴建大学城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在古代，仅次于帝王宫殿的，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王侯将相的府第，而是宗教的庙宇。到了现代社会，大学就是社会精神的最高殿堂，同样，大学所享有的地位和建筑规模也是一般政府机关和企业难以媲及的。

走出校园

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大学生就已经不是稀罕物了。我上大学时，社会上一边呼唤知识经济，一边是接连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反正就业已经没那么容易了。所以面临毕业，原本不爱读书的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珍惜读书这种生活；原本无比痛恨考试的我们，竟开始主动的参加一切能拿到“证”考试，英语四级、六级、tofe、gre、商务英语，计算机北京b级、国家2级，保险代理人，会计师，报关员，一切以应用为本。要么在毕业时那些优秀的毕业生凭什么把简历作的如此生动。不过社会上还就有人吃你那一套，要么在中关村卖假文凭的行业怎么如此兴旺？

校园就象一座用知识和幻想搭建的世界，多少年我们都平静的生活在这里，习惯了同学之间平等的相处，习惯了第二天醒来去接受新的知识、编织新的梦想。古人说：“万官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渐渐的才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种生活，已经禁受不起时间给我们带来的迁徙。虽然在漫长的课堂生活中，我们也曾厌倦，盼望着有朝一日在社会的进步中大展拳脚，但当真正站在社会的入口时，我们显的如此脆弱。 记得大学班上一个女生关于毕业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两句语惊四座的“名言”：一句在1999年的下半年的课间：“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要工作！”；另一句在2000年下半年的校友录上：“真是难以想象我再也不是学生了！”

无比的怀念我们的学生生涯吧！

在2000年，走出校园的那一刻，除了对未来依旧的乐观心态外，我的脑子里空空一片，只是那句对付自己的话：20世纪我上学，21世纪我工作。

但在毕业之后，我开始感到我从前的想法错了，除了依旧怀念上学的美好时光外，现代社会知识的飞速更新，已经让刚刚走出校园的我害怕自己被这个世界淘汰。所以，我能感受到教育制度即将面临的一场变革，这种场变革不仅仅在国内，而且将在整个世界挑战奉行了几百年大学教育制度。事实上，传统的教育体制一直是建立在科学发展相对缓慢的社会基础上的，作学生的老老实实在教室里接受前人总结的知识，毕业后利用这些知识为社会效劳。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