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亿立方米。鄱阳湖减少湖泊容量约80多亿立方米。湖北省的长江两岸湖泊由于全部封锁，减少面积5700平方千米，1949年以来，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及安徽五省，因围垦共增加耕地约1400平方千米。这种事情的结果就是一下大雨缩小的湖波再也装不下那么多水，最终还是要淹没周围的耕地和村子。村子被淹了，有两种结果，一个是自然水系的还原，一个是“洪灾”。但我们也只看到了后者，然后倾举国之力去“抗洪”。雨季过去，洪水退去，全国捐助的物资让湖边的居民重新在原地盖好新房子，继续围湖耕种。如此等来的又是下一次洪水的来临。难道我们就不能换个思维自然让一步吗？让这些居民搬离湖边，给湖泊更大一点的空间，在雨季多容纳一些积水，避免那场和自然发生的战争。

同样道理的事情还发生在我的身边，现在我似乎可以解释我小时候门前那条干河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资源已经面临到了很窘迫的局面，北京周围的水就是这样。如果要说北京缺水程度与地处沙漠的以色列一样，你相信吗?实际上北京的水资源有36亿—40亿立方米，这个数量是自然分配的，我们没有理由评论它是多还是少。但问题是，在这些水的基础上，这个城市却云集了1400万人口，这样，一平均人均就不足300立方米了，这个量是全国人均量的1/8，世界人均量的1/30。现在北京市区每天需水量约250万立方米，而供水能力仅240万立方米，缺10万立方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看看我们又选择了什么呢？人口继续增加；北京的水终于不够用了，就从河北调水，河北也干枯了，就从南方调水。

另外，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愚公移山那个年代没有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人类生产模式已经进入了“相对过剩”时期。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用于消费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建立在生产能力基础上的，而并非资源稀缺程度。就像现在我们汽车用的汽油，即便明明知道整个地球也只有50年的储备量，但只要每年的生产能力保证不下降，价格就不会上升，人们消费依然会肆无忌弹。

北京北三环路旁耸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长庆天然气可满足北京最大用气量达50年以上。”据报纸上说这是长庆人对首都人民的庄严承诺。北京申办奥运成功，长庆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世纪坛的熊熊圣火，就是用长庆的天然气点燃的。但每次从那块广告牌下路过，我总有一种想嘲笑但不知能嘲笑谁的感觉：“50年？那50年之后这个城市怎么办呢？”

2002年12月27日上午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一件伟大的工程，可以调节中国南北方的水资源不均衡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有了河北的和不远万里从长江调来的水，北京的水厂又有足够的力量供应水了，所以水的价格依然很廉价的，人们在工作和生产中依然大量浪费。我家门前的那条河恐怕还是没有绿水长流的希望。一切的前提都是我们是否能摆脱那个落后的思维习惯：过于重视人类“能”从自然获取多少，而很少考虑“应该”从自然获取多少。因为这种缺少长远目光的思维和行为，早晚会让“车道山前没有路”的一代面临尴尬的局面。

工业品“粮食”

在我的成长的二十几年，中国仅增加的人口就等于一个美国，但依然用这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着世界上17%且仍在增长的人口，而且现在还要求吃好，这绝对是一个奇迹。但在创造成绩的同时，我们是否曾经认真思考过：我们凭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靠的是科技！”——我们经常这样说。是农业的机械化吗？不，中国一直拥有那么多勤劳的农民，没有机器也肯定颗粒归仓。那我们还靠什么？化肥、农药，变了基因的种子。

化肥是能量的来源，脚下的土地已经反反复复种了几千年，很长时间里作物的节杆作为柴火而得不到还田，哪还有那么多能量供今天的作物生长？多亏有了化肥，这是我们吃饱饭的源泉。

农药的作用是消灭病虫害，要保住人类的口粮，一定要狠狠的消灭这些异类，这样才能实现最终成果的最大化。

至于生物技术，就是彻底改变我们吃了几千年的动物、植物。大米一年两季变3季、玉米120天成熟变成90天。

最惊人的是家畜也实现了工业生产。据说在从前猪和羊一样都是放养，到我小时候它们已经没有了这种自由，但还可以住在相对宽松的一居室里（猪圈），我放了学要给他打野菜；现在猪圈没了，代之的是规模化的猪厂，猪一生下来就在笼子里，吃完了加有激素的饲料，就睡觉，身子转一转也不能，更不要说享受晒太阳和野菜的美味了。我想现在的猪只能是工业品，而不能再称为家畜。而我们每天吃的肉也就是没有味道的工业品。当然鸡的境遇比猪还要糟糕，现在超市里的鸡蛋往往被分在两个筐，个小的农家自养的鸡蛋依然价格不菲，能卖到5元，而养鸡厂里的鸡蛋只有2元钱一斤，这绝对不能再简单的理解为物以稀为贵，它表现了如今消费者对工业食品的蔑视。

离开土地的日子

大都市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吸收着它周围甚至整个世界的物质和精神，但都市又是封闭的，那里的一切都是人造的，生活在这里的人离自然界越来越遥远。

记得上大学时一个女生利用假期去了一次张家口，回来兴奋的对我讲：“吴彦鹏，你猜这次我看到什么了？”我以为她见到了蒙古野驴，但她说出来的结果令我比我以为的还惊讶，“我看到了牛，农村种地的牛！”我开始鄙夷了她几句，后来一想，人家从小又没有去过农村，只有在书本中读到过“老黄牛精神”，只有在动物园里看到过稀有的野牛，生活空间里哪还能见到这种动物。

在现代社会里，农村无非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生产单位，而牛只是种地的工具，没有看到过牛，又和我没有看到过某工厂的一台车床有什么区别吗？——而且，就是我现在真回农村，种地都是机械化了，能看到牛却是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的一个同事就很成功的改变了对自己儿子的教育方法，她说“小时侯妈妈对我讲‘傻孩子，没吃过猪肉你还没见过猪跑呀！’；现在我教育儿子‘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呀！’”。

在生活里，我们已经适应了由现代技术编制的生活程序中，其实一旦离开这里，我们依然很秒小。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到北京北部的山里去玩。那山里的景色特别美。我于是兴奋之于就像给另外的朋友打个电话，拿出手机，才发现这里原来没有信号。知道吗？我突然觉得没有信号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因为这么想的，我和几个朋友也就没有往山谷里走的更远。这就是现代技术施加给我们的依赖性。在从前，人们没有电灯电话生活了几千年。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些现代体系一旦崩溃了，我们会怎么样呢？正所谓“高处不胜寒”，离自然越远，生存的危机越大。所以，如果有时间就回到自然里，让自己里自然近一些，加强一些做为人的原始技能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美丽的新世界 世纪末的夜晚

1999年，诺查丹马斯那本预言世界灭亡的书的畅销，向我印证了：人的迷信和知识水平没什么关系。人类能改变世界，除了创造力，我想还应归功于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站在新世纪的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大，当然更加有理由去乐观的幻想我们的未来。但依然无节制的欲望，却让许多人对“战胜自然”感到厌倦，也许正因为如此 “世界毁灭”的学说才会如此盛行——幸灾乐祸的态度算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反省吧。

在中国，“2000年”一直是一个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词语，是寄托几代人梦想的一个节点，我们至今仍能回味起周总理在1975年人大报告里那段激人奋进的口号，而20年的改革开放让这个发展中国家终于赶上了“世纪辉煌”的这班车。在新世纪的前夕，我们依旧沉浸在关于奇迹的幻想中。而临近的日子，奇迹也终于一个个如狂欢的爆竹，声声惊世。中国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庆祝新世纪的到来。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大庆，我恰好在北京，除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怀旧外，我发现这个城市一下子新了，十里长街已经成为靓丽的百里长街；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了，中国收回了她的第一块也是最后一块被西方占领的殖民地；

2000年1月1月新千年终于拉开了序目，北京为此兴建了位于西长安街的中华世纪坛；

2000年春天，从硅谷到中关村，互连网企业掀起了那场号称“新经济”的信息革命，从此我们的生活变的更加丰富多彩了；但电脑千年虫也让那些做电脑自讨苦吃了一把。

2000年夏天，澳大利亚的奥运会，在当时的金牌竞猜中，美国人是最准确的，中国代表团是最保守的。结果中国的运动员们竟然拿回了28块金牌，代替德国进入了世界体育的第一军团。

就在一年之后，2001年7月13日，我们的北京终于如愿以尝的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一夜整个世界都沸腾了。我头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人涌上街头狂欢，或许，今天中国终于“发了”。从那一夜以后，这个世纪末似乎再发生什么也没什么新奇的了。

与申奥同样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体育盛事还应该有中国足球队挺进世界杯。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缺少足球潜力的民族，竟然对足球承载如此多的梦想。就在我上初中时，一群和我同龄的孩子被健力宝送到了巴西，几年过去，这群孩子里已经有许多人成了中国人冲击梦想的英雄。至于在9月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似乎已经不象从前那些在中国出现的世界这个、世界那个的那样兴师动众了。

2000年10月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举办了apec首脑会议，和往界不同的除了中国成为主办国外，此时的中国已经准备在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了，为此我们付出了16年的努力，也可以说中国用20年改革开放换来了一张世界经济的“驾照”。

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义重大，但这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相比还不足为奇。在20年的改革开放里成立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这种提高中我们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量变的过程里，肉比从前吃得多了、房子比从前大乐，但生活方式与西方依然是两个世界。世纪末的时候，不仅仅我们的政府宣布小康任务的完成，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体会到关于生活方式的一次质变：不该的广告可能是2000年电视里最令人反感的节目，但广告的背后正预示着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开始向科学的营养迈进，麦当劳去得更加频繁，但再也不是请客的地方。更多的人考虑买汽车，买汽车的同时是考虑搬到城外住，大都市里的人在也不希罕住在高高的塔楼上。

科技的进步终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放出了璀灿的光芒，技术的进步终于到了侵犯人类伦理的地步，基因技术成为世纪之交人们争论不休的主题。1996年7月，牛津大学罗斯林研究所威尔穆特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首次成功地用无性繁殖的方法获得了一头名叫多利的绵羊。多利问世后，在羊栏里吃草，就像别的普通的羊一样。但是它的出生，却如同向人类扔了一颗炸弹。它引起的强烈震荡波及了整个世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克隆给人类带来的将是什么呢？生命科学居然代替了多少年来由“上帝”控制的事情，生物学魔杖竟然闯进了人类神秘的生殖领域。炸药的研究带来了炸弹，原子的研究带来了原子弹和氢弹，克隆研究将会带来什么呢？起码说，克隆人将使人类认不清自己的父母，单性可以繁殖，死去的人也可生育，延续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将废止。2000年6月，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后降生了体细胞克隆羊“元元”、“阳阳”。

2000年我毕业了。

我还记得小学时老师经常是一段对21世纪的美好描述，然后动情的对我们说：“同学们，好好学习吧！如果不留级的话，2000年你们正好大学毕业，那时这个美好的新世界将是你们的。”

美丽的新世界 玩进中关村

进入中关村工作之前，电脑对于我来讲一直是高深没测的……生物技术热了的时候，我和同学开玩笑：这下养猪也是高科技了。

2000年的夏天特别热，但更热的是中关村。就在那个夏天我毕业了，和班里的许多同学一样进入了当时火热的中关村。广告班？一个似乎和高科技没什么关系的专业，连复杂的电子游戏都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