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总之，已经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关于汉字拼音化的争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

当然，很可能是时间的原因，让汉字的拼音化最终没有实现。但最为折衷方案，简体字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执行了。

1951年毛泽东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又说：「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难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番话拉开了政府对文字改革的政治介入过程。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全国推行。于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简体字就是那个时候决定使用的。

那些主张拼音化的人，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汉字的打印机而着急；主张继续简化汉字的人可能是因为写字慢而着急。直到计算机从另一个途径打破了这种恐慌。

1983年9月27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的消息。不久，新华社则以“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题，连续发了4期《内参》。这个重大发明就是五笔字型。1984年9月，当“五笔字型”应邀参加全美软件展览并应邀到联合国操作演示时，对现场任选文稿，“五笔字型”以每分钟120个字的输入速度，曾经使在场的官员和电脑专家们目瞪口呆。但20年过去了，中国的电脑里还有50%安装着这个输入法——使用的人寥寥无几。

我就没能使用这种输入方法，主要是因为五笔输入还要进行系统学习。在八九十年代，这种学习曾经成为中国第一次“培训教育”产业。那时学电脑几乎就等于学打字。当然后来还是更多的人没有学习或学习成功，因为我们几乎不能忍受改变自己多年的写字习惯。于是拼音依然大行其道。显然，用拼音输入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键盘上的字母排列毕竟是给英语国家设计的。比如英语中最常用的字母：e,i，s，k都恰好在最容易敲击的地方。而汉语拼音中的元音和辅音的排列习惯就很少有人估计。因为电脑是从西方全盘引进的，使用者也只能强行适应了。

至少汉字输入方法的进步，解决了两个事关汉字命运的问题：一个是汉字是否应该被字母取代，一个是繁体字是否应该继续简化。

我们知道，如果从文化延续的角度考虑，汉字尽量不要改变，因为变了，我们就看不懂古代的书了。最初是因为效率，我们被迫要发明简体字，可从计算机使用的角度，繁体字和简体字就不效率问题了。中国的汉字也就没必要进一步简化了。

重建通天塔

三国里讲世间万物和久必分，分久必合。正因为语言的霸权属性，随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交融，世界语言的未来也必将朝着统一的方向迈进。

其实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语言也并不是现在看到这么“大一统”。我在前面已经讲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伟大功绩。但他统一的也只是文字，还不是语言的核心-口语。我们不难想象，在古代中国各地的方言式多么的难以听懂，因为，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粗略的把国内分为七大语系，只不过大部分地区已经属于北方语系。北方语系除了一般人理解的北方地区外还有四川、安徽、湖北等南方地区。其实，这些南方地区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秦、楚统治的地区，特别是秦国攻占四川后，使中原文明较早的和巴蜀文化交融在一起。或许今天北方语系的版图就产生于战国时期，

相比于“书同文”，“语同音”的历程则更为缓慢和艰巨，尽管自古以来的统治者也先后倡导过雅言、官话、国语等规范语言，但在那么大的一个国度，在大部分人都不认字的岁月，在人口流动象死水一潭的小农时代，又怎么能真正改变各地老百姓“各说各话”的局面呢？

一次政协大会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土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感叹：“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竺先生的感叹，说出了多年来困扰着汉语交流和发展的一种障碍。

新中国成立为大规模推广新的全国通用语言——普通话带来了生机，也使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实现“语同音”的努力踏上了新的起点。

50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今天的中国，走遍大江南北乡村城镇，凭普通话几乎可畅通无阻。特别是广播电视的普及，积极文化交流的加大，普通话从“官话”、“学生腔”、“城市话”，开始变成真正的普通话。

语言的统一，伴随着的是小语种的消亡。

举个例子：17世纪清兵入关，强迫汉人留辫子、传满服。可他们稀罕汉族发达的文化，没有让汉人学说满话。于是不知从哪个皇帝开始也说汉话了、写汉字了。直到今天，满语，只有黑龙江省黑河市、富裕县少数边远村屯大约100人能够听懂，不到50位老人还可以说本族语，村子里面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说满语了。在满族贵族曾经生活的北京，也只有在故宫博物院里面，从事满族文化研究的专业学者还懂满语。语言消失了，满族在历史中叶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据语言学家估计，世界现存的6800种语言，其中有一半到9成可能会在本世纪末之前消失。语言消失并不是新事物，专家相信至今已有几千种语言已经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研究发现，全世界有95％的语言目前只被4％的人使用，平均每个月就有2种语言消失。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教授说，估计到2050年，在全世界现有6000多种语言中，将有一半语言消亡，而且在这之后，语言消亡的速度将更快。我国的语言大约有120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濒危语言研究》一书的作者徐世璇介绍，目前这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这样发展下去，等到几十年，也可以说几代人之后，地球上的语言也许只剩下英语、汉语普通话等几大语言了。

全球十大通用语言 语言 操此语言人数

1 普通话 8亿8，500万

2 西班牙语 3亿3，200万

3 英语 3亿2，200万

4 阿拉伯语 2亿2，000万

5 孟加拉语 1亿8，900万

6 印地语 1亿8，200万

7 葡萄牙语 1亿7，000万

8 俄语 1亿7，000万

9 日语 1亿2，500万

10 德语 9800万

而，未来人类语言的最终统一，则决定于大语种的竞争和融合

其实就在几种大的语言中的任何一种难以自行消失时，他们之间的互相融合已经开始了，虽然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过程温和而漫长。

举个例子。上大学时，我就发现广东学生虽然在交谈中依然使用粤语，但有许多词汇我是可以听懂的。这些词汇大多是新出现的，甚至掺杂了英语的成分。比如：拷贝（copy）、镭射（laser）、拜拜（bye-bye）、dv。在我们的语言中很早一件就开始搀插别的语言的词汇，而且这种现象同样会出现在讲英语的地区。这样发展下去，在遥远的未来，中文和英语就会慢慢的汇合出双方互通的第三语言，这个语言，就是未来人类统一的语言。

美丽的新世界 重归大自然

先污染后治理

我小时侯生活的村子就在永定河的一条大的支流边上，那条河叫龙河,名字十分好听。但和海河上游的大多数河流一样，在我出生后它就已经没有水了。我爸爸说那是他们年轻时“根治海河”的伟大成果，小学老师比我爸有文化，所以并没有给我讲出它干枯的原因。那时地理课中已经有了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章节，但书上只是轻描淡写的附上了几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污染的区域图，按老师的话说，资本主义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我们国家绝对不会这样。又因为廊坊只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小城市，所以在很长一段事件里，我对环境破坏的认识也就一直是那几条臭水沟。

96年，我入大学的时候正赶上北京的黄金季节，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天空蓝蓝的，感觉还不错。但一旦过了这段日子，就知道蓝天对于这个城市是多么的宝贵了。事实上我上大学的几年，可能赶上了北京历史上环境最糟糕的几年。因为几年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据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消息， 2002年，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203天，比去年多18天，比1998年多了103天。与1998年、1999年二级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分别占全年总天数的27％和32％相比，今年已提前达到45％的目标不能不归功于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得力实施。”这样算来，在97、98年，一年里也只有100天“良好天气”，在去掉下雨阴天，能看到蓝天白云，在北京真实很奢侈的。

那条新闻里的 “提前达到”指的就是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环境污染防治目标和对策》（1998-2002年）。因为当时北京马上就要迎来建国50周年，并且北京已经决定申请主办2008年奥运会。环境问题已经成了惊动中央的紧迫问题。那时报纸电视里每天都能看到关于空气治理的争论，不知哪个国外媒体还把北京评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之首（在那个名单里，大部分是中国的城市）。

后来春天到了又出现了沙尘暴，很可笑的是，已有了沙尘暴，从前一直宣传的关于“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工程）的神话也很少有人提及了……

越来越多的报道让我知道了：原来我们国家的污染形式已经非常严重了！同时更多的人开始夸奖欧美国家的美好环境，我也最终明白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苦衷：一个通过工业发展的起来国家，在贫穷面前往往很少顾及环境的远见，也可以说没有先期对环境的破坏也就没有后来治理的资本。

愚公移山

几千年来,我们都在歌颂一个叫做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移山的故事最早见于《列子·汤问篇》，《列子》据说是战国时人列御寇（或作 列圄寇）所著。

《愚公移山》全文如下：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愚公和河曲智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一个是战胜自然，一个是将就自然，几千年来我们都推崇前者。

也许我们认为那毕竟只是一个故事，其实现实中的愚公移山一直都在发生着。

比如，在长江两岸由许多湖泊，这些湖泊的出现是自然形成的。但后来住在湖边的居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就觉得门前的湖泊是个障碍，就像愚公移山那样，开始世世代代的添湖造田。据统计，建国后的几十年来，由于遭盲目围垦，那些通江湖泊丧失面积就达1200万公顷左右。仅长江原有的22个较大的通江湖泊，都因不合理的围垦开发而减少了576亿立方米的容积。湖泊容积缩小，导致在相同流量的情况下，水位抬高，这种情况下汛期洪水水位一般高于境内地面10米左右，以致险象环生，防不胜防。例如：洞庭湖1949年以来大约减少容量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