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的。他们往日靠油嘴滑舌或做或跑装出一幅可怜相乞求赶会人施舍，白天坐地乞求，晚上集体到康福楼住宿、“分账”。现在也连遭小股土匪的突袭，几人因不弃财保命，也被土匪割首悬于城门楼上。

耳闻目睹这些景况，老百姓无不感到暝色四合，寒风瑟瑟。

一向不大关心时局变化的乔熙民，也在到州府上班时，开始搜集大报小报并带回家中仔细阅读分析：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之一，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国人表示强烈惶惑，进步学生纷纷上街示威抗议。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1964年，在乔羽担任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总撰稿人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就“八一”起义的文字表述问题与乔羽一起切磋，“第一枪”的说法第一次被写进解说词里。）就在庆宝诞生的第二天（1927年11月17日），广州发生兵变。乔庆宝出生第七天南京发生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血案，伤亡75人的悲惨消息使中国老百姓提前进入心头“结冰”的季节。

庆宝诞生第十天的上午，母亲抱着他喂奶的时候，突然一枚炸弹穿透屋顶直刷刷地栽在床前，冲起的满屋烟尘让人喘不过气来。顿时，母亲惊呆呆地搂紧庆宝，心想这下可完了。父亲闻讯赶来，看着笼罩在一片烟尘中的妻儿，特别是小庆宝依然安静如初并不知大难已过的情景，一下子将妻儿抱住，惊喜与惶恐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他转移了妻儿后，接着寻找略懂军械知识的人指导，组织几个年轻人把炸弹拖走。大约两个小时后，炸弹在野外引爆成功……

乔熙民的一位朋友从兵荒马乱的现实中，从小庆宝大难不死的幸事里，禁不住的百感交集，遂挥毫泼墨题诗一首：

大灾来临静无声，老屋尘埃也有情；

月兔厄运战乱时，劫后风景慰平生。

从1927年乔庆宝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22年间，乔庆宝基本上是嗅着战争的血腥气、耳听着兵匪厮杀、军阀混战、抗击日寇侵略、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枪炮声长大的。作为亲历者、幸存者的他，每当回首这段往事，眼里总是溢满了泪水。

撞击他的记忆“网络”的第一个事件，就是1930年的“阎、冯、桂、蒋中原大战”爆发；紧接着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日本强行攻占山海关；同年8月“黄河水情十万火急”，家乡济宁也是一片汪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同年12月“三十余万南京平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得不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与敌人进行决斗！

在当时的中国少年儿童中间，绝没有《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样的歌曲出现。属于乔庆宝的“儿歌”，不是《打倒列强》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类救亡歌曲。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也是他和小伙伴们的必唱歌曲。

这样的悲歌，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是哭泣、叹息、呻吟、呐喊、抗争……乔羽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曾专门撰文回顾那段经历：

我是一个年届古稀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后一半历史应该说是亲历者，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自然是感慨万端，热血沸腾的。但对前一半，尤其是更早一段的感受则来自书籍，包括当时课堂上的教科书及后来读过的史籍。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度过的，民族的危亡感像低气压一样沉重地压在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危难使人早熟。正是在这种心态背景下，作为一个少年充满感情地阅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典籍，那么多不平等条约，那么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一个少年的心中，一面是怒不可遏，一面是憋气、闷气，实在是抬不起头来。心想，我们这古老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扬眉吐气啊？

“兔子”的厄运(3)

“扬眉吐气”，是少年乔庆宝终身大梦的主旋律。一个少年的心灵被压抑在不能扬眉吐气的水深火热之中，其惨烈的滋味比成年人更甚。

1941年，乔庆宝14岁。正是侵华日军散播鼠疫病菌惨无人道的时候，弥留之际的父亲抚摸着庆宝的小手，看了又看，两行混浊的泪水在枯槁的面庞上浸漫着。沉默许久，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太小了！”就这样，他万般慈爱地念叨着“太小的”儿子告别了人世。在这多难之秋，父亲的突然离世，使小庆宝顿觉人世的凄凉和无望。父亲撒手人寰，无尽的悲痛却进入了他心底。这些天，乔家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孩子们或抱着母亲的胳膊，或围在可怜母亲的身边哭作一团。善良的街邻们准备着为父亲送葬，安慰母亲，照顾孩子。没有了父亲的家庭，从此步入了孤儿寡母的岁月。没完没了的战争，又给乔家增添了惊恐万状的阴影。

艺术家王昆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现场，曾当众“揭露”：“乔羽这一辈子就是胆子太小！”为什么？“命相”先生说因为他属兔，有人说与诞生在兵荒马乱年月有关。我认为仍然是他的个性使然，每个人的个性是一段早已写就的文字，客观影响只不过给它打上了重点符号罢了。

不醉不说

（2006年5月1日）周：说起您的祖父，您总是话不多。为了这部书，您才给我写了16个字“祖父，乔东坦，字紫宸。生于东平，迁于济宁。”就这么简单呀！

乔羽说起他的祖父，他的家世，就这么简单(乔羽手迹)

乔：这16个字，可以是关于祖父的一个纲目。很久以来，我也不知道在多少个场合讲过了多少回，我想在有生之年写一部书，书名就叫《我所知道的人和事》。这里面自然包括我的祖父。前提须是“我所知道的”。我所知道的祖父，在那16个字基础上，还有他是一个私塾先生，写一手好字，留下一箱子八股文。从确凿无误的角度上说，就是这些。世界上的事似乎总是这样。一个人，一旦成了人物，他的祖宗八代都得跟着被撕掳一遍。却又是无可厚非。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撕掳一遍有必要，但要实事求是，讲究分寸。不能采取倒置法，说这个人成事了，就说他的祖宗是多么的好。好固然是好，不好呢，就不能硬说成好。千万不能为了需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对祖父的情况了解较少，一是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二是我出生时，父亲已64岁，他谈我祖父的情况也不多。随着人生阅历增多，年岁大了，我对祖父本来比较模糊的印象，反而越来越清楚了。历史人物可能就是一幅油画，有了一定距离后，可能看得更加真切。虽然我对祖父知之甚少，但却十分认同他对家族的贡献。别小瞧了他把乔家从东平湖迁至济宁大运河边这件事。从距离上看东平至济宁也就百把里路。可他这一“搬”，就改变了乔家命运的基本走向。当时的济宁比东平强多了，从发展上说，湖不如河，河不如海。这里面的道理，祖父看得比较准。用现在人的话说，思路就是出路！祖父开始是穷，不穷不当私塾先生。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嘛！

周：东垣老人的“搬迁”之举，是我写作“大运河岸边的乔家小院”中的一个重“点”。东垣老人有贵族企盼和追求。在正文里我没写这么清楚。研究他的相关资料时，这个感觉是越来越浓厚。看他给您父亲、您大哥、二哥起的名字：您父亲乔熙民，字秉彝；您大哥乔庆祥，字伯瑞；您二哥乔庆瑞，字仲祥。您为什么只有名，没有字？因为东垣老人没赶上，您父亲又不大在乎。您祖父那个时代有个通例大户人家的子弟：婴儿出生3个月后，要择吉日剪一次头发，并由其长辈命名。男孩长到20岁，女孩长到15岁，则要举行冠礼或笄礼，由嘉宾取字。嘉宾取字时，也要根据主人的地位、声望和追求，投其所好。有名，意味降生；有字，意味成人。但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这等排场，平民子弟是没有的。所以，我从掌握到的东垣老人的资料中，明显感到他的贵族追求、文化层次和不甘平庸的开明之举。

“兔子”的厄运(4)

乔：这种说法大体接近本来面目，也不能排除另外的情形。我的祖父和父亲是我们家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尽管祖父有追求贵族的思想，做了一些努力，有过短暂的发迹，但综观整体情况，祖父和父亲仍属于社会底层传统的知识分子。换个说法，仍是忠厚传家、诗文传家的类型。到了父亲时期，虽然有浪漫情怀，却还得忧食愁衣。有一点倒是有意思，从我爷爷、父亲一直到现在，乔家不管男女老少，基本上全都重视文化学习。到我的孙子辈这一代，文化品位有崛起的气象。前辈人对后人的影响主要是家风、秉性、习惯的传承。几代人的传承，方可成就一些事情。文化富有与经济贫困是我这个家族一个世纪的基本特征。在济宁，特别是我们那个有几千居民的街道上，祖父和父亲是被看作有“贵族”身份的人。举个例子，祖父和父亲都是街坊首选的“点主”之人。什么叫“点主”？就是哪家有老人仙逝，牌位上首第一字应为“主”字。但先写成一个“王”字，由他人加上一点方成“主”字。“点主”后，才能将牌位放置在棺材之前。“点主”者身份越高，死者及其家属之哀荣就越发显赫。从“点主”这一“点”上看来，祖父和父亲都是有较高声望的人。

抱着儿女们送的生日礼物(后排左一乔京，左二乔国子，左三乔方)

周：乔家后来的发展，即使是有贵族追求的东垣老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您坐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位置，您二哥在台湾坐到了国民党三军总院院长的位置。一个中国，两个院长；一“乔”横跨海峡两岸，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堪称奇迹了！

乔：我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会心地微笑着）……

周：看到过一些报道，大都讲您在您结婚纪念日或您的生日宴会上的趣闻轶事。

乔：我在60岁以前是不过生日的，一来是忙，过生日耽误时间；二是不老不小过生日，总有不伦不类之嫌；三是我向来不在乎生日的意义。在多少年里，我都没有为自己的生日动过心思。可后来不成了。孩子们大了，本人老了。孩子们开始张罗给老人过生日了。过了几次热闹非凡的生日，我就渐渐感到自己的生日也有点可说的事情。

至于那些生日宴会，都是闹着玩的，寻开心，记者报道出去也是寻开心。我不大喜欢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来也奇怪，愈是到了老年，愈是与年轻人掺和的机会多了。与年轻人在一起，嘻嘻哈哈，那叫真开心。这个时候你不生动活泼，就叫不识时务。大凡这样的时刻，一些年轻人可逗不过我噢，与年轻人在一起，大脑也是格外的灵通，62岁时写《思念》，没人相信是个老头子的作品。所以，每当我的生日，或者婚庆纪念日，各方面的人就都来了，几次还包了大酒店。无法拒绝。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可几次下来，乐过之后，也有些小的感慨，思考，情绪底层里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乐”字可以了得。

周：可您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乐啊，笑哈哈的一个小老头，多快活，多开心，多可爱，您简直是快乐神的化身了！

乔：这是一个大误解。其实，我并不是总快乐的那类人。我说过我远不如我的父亲。当然，一些公众场合，总苦着个脸，不礼貌，没必要。我公开露脸的时候，大都是艺术类、喜庆类的节目现场，微笑着总是必要的。那时我也是十分开心的，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所以，大家就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老头。还有个小朋友写给我的信上，说我是一个可爱的瓷娃娃。如果我在实际生活中，真是总是这样，可就是我的大幸运了。

周：也不光是形象问题，即使是您的作品，大部分也都是温馨可人，很少有愤怒、悲情之作啊！

乔：作品问题，咱们再单说，就我的生日而言，实在是没有什么欢乐可言的。我出生那年，是咱们国家的灾难之年。我的生命起点，就是灾难、兵荒马乱、内忧外患。诞生在这个年月里的我，走过这样一些岁月里的我，真的能够让心底变得像一些年轻人那样轻松，几乎就成神话了！但毕竟是今非昔比了，庆生日时应该是大欢乐，活这么大岁数不易，可喜可贺。然而，把话说回来，久经沧海难为水，苦难的伤疤在内心深处是很固执的。欢乐幸福可以抚慰它，不大可能让它消失。我是跟随我们的时代过来的人，跟大时代相比，我虽然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地过来了，但感触非同寻常，有些时期可以用日不聊生、伤痕累累、惊心动魄来形容。所以，要让我在庆贺生日时，纯粹快乐起来，我还真没有那样的本事。只要理智尚在，记忆还在，我的许多情况下的快乐，都与轻松无缘。我是1927年11月出生的，我们的军队是1927年8月1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