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满了整整一间屋子，为了重改这一句话，按总理指示，都予以销毁，并将改正后的译本重新排印出版。

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就在《东方红》上演的1964年10月，同时又发生了足以引起世界震动的两件大事：一是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二是10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并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原子弹的“火药”味，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夺权斗争的“火药”味使国人预感到“平静的日子不会太久”。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本来就紧张的“神经”似乎绷得更紧。周总理和乔羽每改动一段歌词后，都要说：“我再拿给主席看看！”乔羽从总理改歌词的神态里，从“我再拿给主席看看”的话语里，从当时政治风云的预示中，隐约感到，艺术之于政治将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艺术和艺术工作者的命运将随着不测的政治风云而难以捉摸。修改后的《东方红》8种译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风靡世界。这时巴西发生政变，政变集团上台后，即推行反华政策，遂以“间谍”活动罪，逮捕了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鞠庆东、王耀庭、马增、宋贵宝等9人。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狱中的9位同志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以大唱革命歌曲互相鼓舞斗志，并把“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10个字用草辫子编成红色的图案，以表达他们忠于伟大祖国，忠于伟大领袖的红心壮志。

周总理的建议(2)

歌手，永远是时代的百灵鸟。《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首歌，带给乔羽的是对于过往岁月的留恋，和感慨万端的人生思索……

难忘的两个月(1)

乔羽为参与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整整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与周总理见面，商量创作、协调排练、处理突如其来的事务。每当审查节目或研究商量工作，总理总是让乔羽坐在他的身边，以便于就随时想到的问题或问乔羽或让乔羽记下。这是乔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的两个月。周总理横溢的才华、惊人的记忆力、缜密的工作作风、礼贤下士的政治家的风范，早已在乔羽的大脑里定格为常忆常新、永不褪色的“画面”，深刻地影响着自那时以后的乔羽的人生岁月。

画面之一：

《东方红》的创作正式启动后，周总理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创作组来，时间大都在晚上10点钟，离去的时间大都在后半夜的两三点钟。在一起讨论创作时，如果你讲得全面，总理就不吭声，时而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如果有遗漏，总理往往是这样补充：主席还在哪里怎么怎么讲的，许多歌曲拍板定调都在瞬息之间。创作好的歌曲，在总理面前一唱，说可以用，就定了；说不行，等换一首第二天再唱给总理听。每天的排练计划，大都是乔羽签字上报总理，有时连夜报上去，还不到天亮，又被送了回来，总理在那上面用胶墨在重要处划几个杠杠，写上“照此排练”的字样，再署上“周恩来”三个字，批复的时间尤其注得细：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既简捷明确，又细致入微。

画面之二：

1964年8月底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北京厅，集中讨论民族大团结的歌舞。周总理发现没有壮族舞，大家也觉得壮族是我国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没有壮族舞是一个失误。民族大团结，没有壮族怎么行！便决定要加一个舞蹈。在讨论到要用什么服饰来标明壮族时，一时都感到为难。藏族有翻毛大衣，朝鲜族有漂亮的裙子，苗、瑶、侗族有独到的头饰……壮族怎么办？周总理炯炯的目光，温文儒雅地看着各位艺术家，自然也包括正在想“出路”的乔羽。周总理提醒道：“刘三姐不就是经常戴着一顶精致漂亮的草帽吗？”乔羽，作为《刘三姐》的编剧，更加敬佩总理解决问题的非凡能力。刘三姐的知名度，她那顶漂亮的草帽，无疑就是壮族舞的最佳道具。可大家焦虑的是：在北京一时到哪里去弄那么多刘三姐的草帽呢？敏锐的总理，察觉了大家的“心思”，“要多少？”总理问。“得40顶。”导演回答。“好，这个问题我解决！”周总理要亲自解决40顶草帽？！在场的近20位艺术家大惑不解：总理到哪里去弄？此时已至后半夜一点钟。第二天一觉醒来的乔羽，惊奇地发现，戴着40顶“刘三姐草帽”的演员正在紧张地排练。“哪来的？”乔羽像解谜似的四处询问。原来是总理连夜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建勋打了一个电话，广西方面用专机送来的。一个共和国的总理，解决40顶草帽的办事效率，即使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也可以算作世界之最了。乔羽在回忆这个细节时说，关键在于周总理的不难为人，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当时也非他莫属了，谁有那种本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从广西空运40顶草帽呢？也只有他这样的“总导演”，才能使《东方红》这样的节目成为不朽的史诗。也只有周总理这样的伟大人物才创造出至今鲜为人知的这个“细节”。

解决了壮族的这段舞蹈，周总理又综合经常来看排练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建议再加一段汉族的节目。既然是民族大团结的舞蹈，缺少汉族也不合适嘛！于是，在另一个晚上，周总理把一位年轻的演员、刀马旦刘琪带来看演出了。看完演出之后，周总理召集创作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厅里谈意见。正当总理谈到自己的设想时，突然问道：“哎，刘琪呢？”因为她不是《东方红》里的演员或作者，又是初来乍到，谁也不知道她。面对总理的发问，在场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噢，这是我的疏忽，我的疏忽。”总理明白了，他忘记向服务人员打一声招呼，小刘琪又没有出入证，因此进不了休息厅。总理喃喃自语道：“很可能，她已经和观众一起出了人民大会堂，回家去了。”他依然懊悔不迭：“我今天把她请来，想请她谈谈京剧舞蹈，再把汉族这一节加到民族大团结中去，可把人家请来了，又没让她进到这里来，这件事情办得很不好，很不好。”他把身子转向了周巍峙：“巍峙同志，请你立即上她家去一趟，代表我向她道歉，安排她明天晚上再来！”在座的人都深深感动了。乔羽曾对笔者说，一位大国总理，为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小演员，立即派出一位艺术局局长，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这也是周总理伟大人格魅力之所在。难怪当时的许多编导和演员都这样说：“跟总理在一起，比和咱们文工团长还随便呢！”他谦恭，平易近人，他对待元帅、副总理和一个普通演员，都是一种态度，他把所有的人放在同一条人格水平线上，用他的真诚去以心换心。周总理的光彩照人，都是从他那颗博大仁爱的心中散发出来的。

难忘的两个月(2)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为乔羽接近周总理提供了机会。在撰写解说词期间，周总理的措词功力给乔羽留下了深刻印象。“提字”“练词”既需要极强的文字功夫，更需要高瞻远瞩、洞察细微的思想能力。比如在研究“八一南昌起义”的文字表述问题时，“第一枪”的说法“第一次”被写进《东方红》的解说词里。《东方红》的每一句解说词，都经周总理改来改去最后定稿的。周总理很是欣赏乔羽结实干净的文字风格，时常夸奖道：“这文字写得真不错！”这个期间，周总理曾三次请乔羽到西花厅做客。每次端起酒杯，总理第一句话就是：“乔羽，你喝不过我！”周总理用激将的方式让乔羽多喝几杯酒的情景，让乔羽每当想起，内心就有一种难言的激动和温暖。

“总理总是这样”

乔羽说过：“在我所认识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总理。”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指示》指出：应该有计划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大规模下放干部从此开始。当时全国有上百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分批下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年3月，乔羽所在剧本创作室宣布解散。单位解散了，大家的情绪反而更加高昂。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下放劳动，大家都是那样，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好”。（乔羽语）正在大家整装待发之际，万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要接见大家。在中南海紫光阁，神采奕奕的周恩来招呼大家一一坐定。周总理双臂微合，谈笑风生：你们都是有成就的艺术家，去基层生活一段时间，在人民群众中锻炼一个时期，是大有好处的……当时在场的有乔羽、田间、康濯、邢野等同志。乔羽从1948年进入创作室到这次周总理接见，他已经在创作室工作了10年。乔羽心里明白，10年来，创作室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上都是在周总理直接或间接地关怀下进行的。“总理总是这样，默默地关心着我们。”建国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创作室同志们的生活待遇相当优厚。每顿饭菜都很像样子，每个星期还要改善一下伙食。冬天还没来临，取暖的煤就在院子里堆好了。创作室没人这样安排呀，怎么这些事考虑得这么周到？乔羽听人透露，这都是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安排的。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和珍惜，让乔羽终身难忘。

两首“总理歌”(1)

乔羽与周总理的友情，不仅是他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还是藏于心灵深处的一颗种子，一有机会，便破“土”而出。

十里长街送总理

有一次，一位记者朋友告诉乔羽这样一个细节：50年代发生了河南郑州黄河铁路大桥被洪水冲毁的事件，敬爱的周总理闻讯亲赴现场，脱下外套与一万多名纤夫一道拉纤。大家一见忙喊：“总理，不能啊！”喊号子的拉纤老人怎么拦也拦不住总理，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央求总理尽快离开，顿时现场一万多名纤夫和民工都跪了下来。这种宏大的跪拜场面，只为了一个心愿：请总理迅速离开险象环生的洪水现场！总理见状也忙跪下，大声喊道：“这里没有总理，只有纤夫，让我们共同拉纤！”

中华民族创造了跪拜的礼节，但又是一个难以下跪的民族。然而，当他们从这种跪拜的情景中，互相搀扶着站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在气壮山河的号子声中，周总理和一万多名纤夫创造了奇迹——保住了黄河大桥。京广铁路线上重新奏响欢快悠长的火车鸣笛声。

那位记者告诉乔羽这个故事时，已是事发多年以后。然而，乔羽听罢，泪流满面，感动得夜不能寐，随即写出了《黄河纤夫曲》这首歌：

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承担起一身重负。/几代人的坚定脚步，/几代人的铮铮铁骨，/几代人的壮志雄图：不让百姓再受苦，/要让人民享清福。/看那云霞灿烂处，走来了我们黄河纤夫。

就在1996年11月举行的“乔羽词作经典音乐会”上，乔羽再次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推出了这首歌。乔羽笔下的纤夫，是写给周总理的，也是写给劳动人民和一切创业者、建设者的。因为他清楚，周总理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乔羽又以巨大的悲痛之情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和一部电影专题片《周恩来》的解说词。为当时举国大哭的中华民族送上了乔羽式的悲歌……

两首“总理”歌，是乔羽创作生涯中，集政治、思想、艺术、哲学、友情、人心向背……于一体的经典佳作。也只有乔羽，才写出了这样的“独一无二”的“总理”歌。两首“总理”歌，一段别样情，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佳话被广为传颂。

不醉不说

（2002年8月8日）

在严冬的冬季，人们都不得不穿上御寒的衣服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您在完成电影《刘三姐》的文学剧本之后，到1964年你独立完成的作品就是歌词《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当然《东方红》史诗对于您的艺术经历也很重要，但是，那毕竟是吃“大锅饭”。

乔：几千人啊，动作之整齐划一，工作热情之高涨，众志成城，军事化管理，这种文化现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啊！周总理就是实际上的总导演。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的总理亲自张罗这么一台节目，也可能是空前绝后啊！这个里面的许多细节，非亲历者而不能置信。

周：看到一些资料，您那时和总理接触的机会不少，怎么见不到您的回忆文章呢？

乔：我和几代中央领导都有过接触，唯独与周总理接触最多，也曾想过写文章，但又觉得仍不是最好的方式，《黄河纤夫曲》、《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有了这两首专门写给总理的歌，我觉得心中有些欣慰。这两首歌是来自心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