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十几次发电报让少奇同志“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可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关心与器重。但是没有想到晚年会出现那样一幕让人痛心的悲剧。

其实，父亲是很钦佩少奇同志的，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中，父亲就负责接待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并护送刘少奇离开山东。在相处的一段时间内，感到他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也是要求自己很严格的人。父亲说刘少奇为人很严谨，性格比较内向，表面看不苟言笑，内心却对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

父亲还说，同毛泽东、周恩来不一样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都很好，只是文化大革命让他们身体受到损害，否则他们都能活到90多岁。父亲说，文革前到中南海修建防空工事，毛主席还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除去身体比较胖以外，充满着活力。周总理更像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行动敏捷，体格健硕。而父亲在山东陪伴刘少奇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很严重的胃病，身体瘦弱单薄，刚刚40岁出头白发已经比黑头发都多了。但是他常常不顾病体超负荷地工作，解放后更感到刘少奇是身体衰弱得最快的。

（2）父亲说：“每天重复几十次批判刘少奇，假的也成真的了”

当父亲和我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说：“其实主席的担心是多余的，刘少奇不会在他百年后反对他，也不大会活得过毛主席。”父亲又是以一个严谨的老共产党人的口吻说：“历史最不能假设。你的假设不是我更不是你能够说清楚的。”

父亲接触刘少奇最多是1941年在山东，刘少奇视察山东后也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父亲是心怀感激的。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砍了父亲的脑袋也不会相信刘少奇会是反革命。但是既然是主席定性的，父亲即使不理解，也要坚决拥护，并且在批判中加深理解，又在无数次重复和舔油加醋、颠倒黑白中把假的变成了真的。在那个年代，不管地位高低，像父亲这样的人太多了，谁也不可能违抗汹涌的潮流。

父亲与刘少奇、王光美(2)

特别凑巧的是，父亲在北平军调处就认识了王光美，那时候王光美是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父亲久在多为农民出身组成的部队熔炉里，见到这位年轻的为中共代表努力工作的洋学生很是感慨。

王光美也和父亲有过几次谈话交流，后来军调处工作即将结束时，父亲还赠送了王光美一块镀金手表。不久王光美到延安，先是参加晋绥土改，认识了少奇。当时少奇同志的第五次婚姻已经解体，在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撮合下王光美与少奇同志结婚。

解放后，少奇同志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一直高居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把手，直到1959年成为共和国主席。60年代初王光美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多个国家，王光美也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父亲退休后也和我们闲聊，说那个时候感到光美同志的出访虽然是工作需要，但到处放映电影，报纸都是头版头条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车招手，这在共和国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尚未有这样的“风头”。

当然，父亲说这样的联想他也是深深埋藏在心底，没敢和任何一个人甚至母亲谈起。这种影影绰绰的预感其实在党内很多同志的脑海里闪现过。果然，几年后，一直压抑着和隐藏着的江青大露峥嵘，以一个十足泼妇的形象大打出手，对待王光美进行一种病态的虐待。在这场风暴中，所有的中共高级、普通干部和百姓必须毫无怀疑地参与批判，与少奇和王光美都有过很好交往的父亲也只能毫不犹豫地参加各种批判，而且要上纲上线，否则要被视为同谋。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父亲是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他也毫不犹豫地同几百位中央委员一起举手同意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在那个年代真是骇世惊俗的义举）。这是多么荒唐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环境。

父亲在晚年也有着深深的忏悔，他说成天批来批去，每天重复几十次，假的也成真的了。但是父亲也说，就是有一多半人投反对票也没有任何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多数，因为毛主席当时的威望是无可动摇的。

联想起80年代公开公布的资料，毛泽东在和刘少奇争论中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可见党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到了多么不正常的地步。

（3）王光美从刘少奇追悼会来宾名单中划掉了几个人，将我父亲的名字填上了

父亲总结到两个主席的路线之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后人看来，毛泽东与他要打倒的走资派并没有政治见解上的根本分歧，即使被打倒的走资派，几乎无一例外地赞同“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甚至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是一心一意想协助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不要忘记了，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正是刘少奇同志。父亲的观点我也无法评价，文革也许不是我们这两代人能够说清楚的。

王光美出狱后不久，父亲去探望了王光美。看到十多年前英姿勃发的王光美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真是感慨良多。

王光美意志很坚强，遭遇多年的牢狱之灾依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回忆起30年前在军调处大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如今已经垂垂老矣，不禁感慨多多。

1980年，党中央公开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大会在规格最高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王光美同志从原来的名单中划掉了几个人，因为这几个人对刘少奇太过分，而王光美加上了父亲的名字，还特意给父亲发来请柬，要知道，那个时候对父亲的审查还没有结束。王光美理解父亲，也知道父亲并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在这之前，在王光美从郑州抱回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时，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到机场迎接，王光美见到父亲，与父亲握手，说：“谢谢！”我看到王光美面色凝重，眼中还有未干的泪痕，她和父亲相对无言，也一切尽在不言中。

父亲与刘少奇、王光美(3)

十五年后，父亲去世，王光美正在外地，她特意打来电话，向父亲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慰问了我们家属，言辞亲切，对此我们也是深深地感激。我们也知道，在她去世前两年，她知道自己的年华不多，撮合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聚会，这令很多中国人感到出乎意料更令很多中国人感动。她对文革的做法以致近年来不少违反共产党人理想的事情当然很有看法，她绝不随波逐流，文革中关进监狱也不诬蔑刘少奇一句；在经济大潮中她不像某些权贵夫人去挣大钱。她晚年从事了一项永远也会对社会有益的慈善事业。

王光美同父亲这样工农出身、在硝烟炮火中的军队干部不同，她有文化修养，民主意识和观念也不同，父亲和她认识半个世纪，对她是很钦佩的。

2006年10月13日凌晨，历经病痛折磨的王光美女士平静离世，享年85岁。我们知道父亲和王光美的友谊，在和王光美遗体告别的那天，也赶去吊唁。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儿子刘源和我握手，他已经是军事科学院的政委了。我说：“我们是陈士榘家的。”刘源说：“我妈妈给你爸爸当过翻译。”

王光美的去世，也使我回忆起刘少奇子女中最悲惨的一个，就是刘源的哥哥刘允诺，那是1967年，我和刘允诺关在一个监狱里，由于他是所谓头号走资派的儿子，所以出来放风和我们不在一起，都是我们放完风监狱管理人员给他独自放。他外貌酷似刘少奇，也是高高的鼻子，只是头发显得稀疏了，在监狱里也显得精神压抑。我们听说他是个留苏的知识分子，举止显得文雅，但是管理人员教他做操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谐调，我们一些小孩儿看到他显得僵硬的动作都发出笑声，因为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不一样，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释放，他还留在监狱里，几年后我们听说他去世了，想起他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感到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考虑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是文革，他应该还在人世，而且是70多岁的老人了。

文革中的干部子弟红卫兵

文革初期，母亲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公安部逮捕。

那一天我回家，看到贴满了“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她的狗头”、“范淑琴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罪该万死”。

我当时就如同寒冬掉进了冰窟窿，父亲已经岌岌可危，母亲又成了“现行反革命”，我们这一家可怎么办？

原来，母亲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几个月去黑龙江呼兰县搞四清运动，一向说话随便的母亲聊起了革命年代首长的趣闻轶事。其中提到：“江青原来是演电影的演员，到延安后追过毛主席”。

没想两年后当地揭发材料过来了，工程部司令部一位一直虎视眈眈父亲职位的老革命借这这个“天赐良机”上报中央。

母亲马上被抓，并且大院里很快贴出“陈士榘包庇反革命臭老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陈士榘必须老实交待”等等大字报。

我发现父亲情绪相当低沉，他感到最为冤枉的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

在我的同辈当中，很多人的父母也遭到了冲击，我们出于保护父母利益的角度，感到必须用行动和中央文革对着干。我在家中歪七扭八地写下“炮轰中央文革”等标语，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附近的总后勤张贴，结果我很快就被逮捕。

后来人们常常把我们的举动评论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中央文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觉悟，全部的理由就是不愿意身在高位的父母成为连普通人都不如的阶下囚。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很多都参加了“红八月”那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1966年8月，以一批干部子弟和“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冲上街头，肆意破坏文物，用鞭子抽打无辜的所谓的阶级敌人，随意冲到百姓家中抄家没收财产，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贬损人格，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让活人抱死尸，把很多百姓赶到农村……

我当时不到14岁，还不太懂事，我只是看热闹，而且还以为那些饱受侮辱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

我也在学校同学的鼓动下赶到市内，到前门附近的一个著名京剧演员家里。虽然瘦小和幼稚的我没有参与殴打和抄家，但是做为一起拥进院里的人，我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我当初不知道这位老艺术家的名字，可能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我要向他表示深深的忏悔！我同时也感到，当年那些做了坏事的人，很少见到他们真诚的忏悔，有的反而以遭受迫害的姿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气凛然的人！

有个在全国挑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始作俑者，他让几千万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受到伤害，而文革结束他还出来痛说他受到了迫害，而对他迫害的无数人只字不提。

前两年我看凤凰卫视，一个白发苍苍的作家写过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他最早发明了对出身不好的人称谓“狗崽子”，后来爬上中央文革所属的一个部门，积极参与文革。但是他面对无数观众一点也不反思他极尽侮辱人之能事，却大肆说自己如何受迫害。

像上面这两个文革风云人物反过来“诉苦”的绝非个例，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们应该明白，正是他们拿侮辱别人当作革命，才搭起了他们自己也自作自受的舞台。

对于1966年骇人听闻的“红八月”疯狂，我感到“大院”的孩子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探讨。

父亲与陈毅(1)

（1）林彪事件后，父亲得知老上级陈毅病重，马上去医院探望，看到老首长憔悴的样子，父亲很伤感

林彪自我爆炸后，1972年父亲受到毛主席的重用，担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实际上就是与叶剑英元帅等其他九人主持军委工作，十个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七位是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政治局委员，父亲在后三位普通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一，父亲心里当然感激主席在出了林彪事件之后给他的信任并委以重任。

既然是主席的信任，父亲首先想到的是报效主席，尽管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有看法，但是同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一样，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反而要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从事一切工作。

林彪叛逃事件后，周恩来等同志本来想通过批左使党和国家能够尽快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但毛泽东认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对很多干部来说是很为难甚至痛苦的，但是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斗争干部的残酷，让很多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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