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进城也有不适应的感觉。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办事情有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唯权，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两个老帅，有的时候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粟裕也知道不能太较真，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但是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粟裕的总参谋长被免了。由于主席那个时候听了倒粟的汇报，也对粟裕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整人也不是毛主席的专利。”

父亲故去后，我仍然关注粟裕之谜。我听北京一些差不多大的高干子弟讲，彭总1959年在庐山为民请命挨整，有人做粟裕工作，让他揭发彭总，因为粟裕被批是彭总主持的。但是粟裕拒绝了，他不愿意干落井下石的事情。一直到文革，粟裕一直处于似倒非倒的状态，他的谨慎、低调让他没有成为“敌人”。而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直到他去世后8年才彻底解决。

粟裕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想想粟裕，感到父亲受到一点冤枉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特殊的“气场”中，个人的命运常常是难以违抗的。

父亲成了农会的小头目

父亲出生在湖北荆门，他出生在旧军人家庭。元朝末年，这里诞生了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巾军首领陈友谅，父亲还是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后裔呢。我的爷爷陈荣钟和他弟弟陈荣镜均在湖北清军中当兵，都是大清国湖北新军第16协工兵营的管带。我父亲降生三年后，武昌城头枪声大作，我的两个爷爷也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虽然他们是工兵，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起义工程兵却带了头，向大清湖北总督署开进。父亲小时候还随爷爷在北京城住过一段。后来爷爷卸甲归田，重新成了农民。

上个世纪20年代，在湖南、湖北纷纷建立农会，村里的年轻人都说父亲见过世面，让父亲牵头。我父亲不好推托，就应承了下来。农会的梭镖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梭镖队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父亲觉得该有一些实际的举动了。村里有一个恶霸地主，外号叫“麻五”。他仗着自己地多财厚，养了一群打手，经常欺负相邻街坊。他看哪家人不顺眼开口就骂，有时候还动手打人，有过人命。按今天的标准看，就是地方上的黑社会。

农会开会决议要斗争“麻五”，梭镖队顺利突进了他的家里，“麻五”根本没有想到梭镖队会去他的家里抓他。他的打手几乎没有什么防备，梭镖队扑向正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麻五”，用绳子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他的几个打手也迅即被制服，手脚相连捆了起来。父亲将事先准备好的“麻五”欺压百姓的罪状当场宣读，村里的人开始有些胆怯，只是静静地听。但没多久就炸开了锅，大人小孩一起对“麻五”吐唾沫。不少人一边骂一边喊：“‘麻五’，你也有今天！”

考虑到“麻五”的承受能力，父亲建议农会今天不要分浮财了，而且在批斗会后父亲专门跟“麻五”作了一次政策交待。告诉他只要不与农会为敌，农会和梭镖队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他仍然可以过正常和安定的生活。即便以后分浮财，也会给他家留下充足的粮食和马匹，房产也还是你的。当然，如果与农会为敌，那就不好说了。

“麻五”眼睛里冒着凶光，当梭镖队员解开捆绑他的绳子时，他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农会干部打来。农会干部和梭镖队员自然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一起上前对“麻五”拳打脚踢，“麻五”倒下后还有人踢他的脑袋。

我父亲当时不在场，等他回来时，“麻五”已被人打死了。我父亲严厉批评了农会干部和几个梭镖队员，说把“麻五”制服就可以了，怎么能把人打死呢？“麻五”是可恨，但我们不能随便把人家的命夺了！

“麻五”被杀的事件被上面列入共产党农会暴动的大案要案，限期缉捕元凶。我父亲尽管没有动手杀人，但仍被列入主要嫌犯之列，荆门县长称我父亲为“共产党暴徒”，得知消息后，我父亲决定出逃。父亲跑到了了武汉的叔叔陈雨苍家。

看到好多年没见面的侄儿来找自己，已经是武汉一家诊所名医的陈雨苍十分高兴。爷俩彻夜聊起了家常，当父亲讲自己在荆门组织农会，训练梭镖队，打死恶霸后，陈雨苍说：你们那里的农会属于自发的，群众性的，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作你们的后盾。他说湖南有个毛委员，他一直从事农民运动，是个奇才，我们省缺这样的人。据父亲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毛委员的名字，当时父亲对毛委员的印象还不是太深，他只是当时特别崇拜叔叔陈雨苍。

父亲后来才得知，陈雨苍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在德国他就跟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加小组的活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就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回到湖北后，他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以医生诊所为掩护在楼上架设秘密电台，和湖北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资深共产党人董必武关系甚笃。可惜的是陈雨仓因病去世过早，否则他在党内的地位应该在我父亲之上。

父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参与秋收起义，毛泽东险些被敌人设立的检查站扣押。

父亲多次跟我提起过卢德铭，父亲特别感慨的是我们军队有一些像卢德铭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年捐躯，应该是元帅，可惜他们没有看到解放。

卢德铭是四川宜宾人，生于1905年。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时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1927年9月9日，芦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父亲说，想想看，多了不起，22岁就是秋收起义总指挥！

秋收起义遭遇了重创，这是大家事先没有料到的。原来官兵们还想到长沙饮马湘江呢，现在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情绪极为低落。尤其是我父亲他们第一团的战士，前敌委员会本来指着他们打胜仗立头功呢，没想到首战就失利了。这些年轻的战士还没有在战场上遭遇挫折的经验，一个个犹如迷途的羔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根据起义指挥部的命令，师部和第一团官兵向浏阳县文家市村进发，准备与第三团余部回合，重新整编后再作定夺。当时，失败的情绪笼罩在多数官兵的心头，大家都对起义军的未来感到担忧。

一天中午，我父亲正在文家市村头当班站岗。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最神圣时刻！他甚至感到有一种天外来客、神仙下凡的感觉――他多次对我们这样流露过。

那时村外路上渐渐走过来一个个子很高、头蓄长发、身穿蓝布衣裳的男子。他的脚走起路来有些跛，身子晃来晃去。看他的样子不像个种田人，我父亲便喝住了他，命令他接受盘查。这个人很配合地站住了，他说：“我是毛泽东，是从铜鼓来的。”

当时我父亲一愣：因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湖北闹农运的时候我父亲就知道湖南有个农运领袖叫毛泽东，搞得轰轰烈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次秋收起义，毛泽东还是省委派来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连我们的卢总指挥，都要接受他的领导。

但我父亲从没有见过毛泽东，这个人是否真是毛泽东我父亲鉴别不出来。正僵持时，这个自称是毛泽东的人提出要见我们的卢总指挥，说有急事。当时我父亲犯难了，因为站岗的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见我父亲有点为难，这个中年男子笑着说：“小同志，你现在一个人值班，不能离岗，你看能不能喊一个人来，我跟他去见卢总指挥，好不好？”

我父亲看这个人态度谦和，话语亲切，加上他直接提出要见卢德铭总指挥，我父亲断定他就是毛泽东。杨立三立即将毛泽东领到了卢德铭总指挥的房间内。

后来我父亲听说，毛泽东原来预定要到前线来领导秋收起义的，但他在路经铜鼓时，被敌人设立的检查站怀疑是共产党，于是遭到了扣押。毛泽东机智应对，几经周折，才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溜了出来。他的脚就是在逃跑时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因为没有机会去诊所上药，所以就这样忍着伤痛来到了文家市村。

当时遍布全国都有检查站，但是这个小小检查站险些发生了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父亲后来也说，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份，中国未来的走向还真的难以预料。父亲还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生之中多次逢凶化吉，历史就是让他来改天换地的。

蒋介石没禁《水浒传》是个错误

父亲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

工农革命军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决定向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井冈山地区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他们领导着两支规模不算太大但很有影响的农民自卫军。

尽管这两个山大王离开人世已经好多年了，但是父亲对他们记忆犹新。

80年中期父亲曾经同我长谈过几次军队的历史，因为他知道我对中国的军事历史很感兴趣。父亲说，袁文才、王佐两个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袁文才出生在江西宁冈县一个叫茅坪的村子里，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少年时曾经在永新县一所中学读过书，这样的学历在那个年代和那样贫困的地区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

王佐是江西省遂川县人，没有读过中学，但学得了一手精湛的裁缝手艺。他们两个人都受到过地主土豪的压迫，出于劫富济贫的目的，他们先后参加了当地的绿林军，躲在毛竹林里专门打劫土豪劣绅的浮财。由于两个人很有头脑，很快便成了各自绿林军里的头领。

他们各自领导的绿林军很有谋略，都采取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做法。即只打外乡的土豪劣绅，对于本地的地主老财，他们不去招惹。这样他们就在各自的地盘上堂而皇之的生存下来。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他的绿林军在宁冈举行暴动，自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佐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也将自己领导的队伍改称遂川县农民自卫军，自任总指挥。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袁、王率领各自的农民自卫军，会同莲花、安福、永新等县的农军举行暴动，共同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并一举攻克了敌人重兵把守的永新县城。官府派正规军清剿农民军，好几个县的农军都自动解散了，唯有袁文才和王佐两个人领导的农军没有执行官府的命令。

袁文才带一支队伍驻守在宁冈茅坪，王佐带一支队伍坚守在茨坪一带。他们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敌人虽然派了大批部队清剿，但由于井冈山地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这两只农军队伍都很好的保存下来了。

谈到这里父亲特意说，如今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和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因为这样的书宣传的一个宗旨就是“杀富济贫”。

父亲还笑着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当然，既然要占山为王，就特别要珍惜自己的地盘。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以后，袁文才和王佐曾经有一段比较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地盘会被侵蚀，甚至队伍会被吃掉。实际上，在工农革命军内部也确实对如何处理这两支农民绿林军产生过争论。

父亲回忆，井冈山当地的党委负责人都希望工农革命军能够吃掉这两支绿林队伍，因为这两支队伍根本不听当地党组织的话，而且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这两支队伍都沾染了很强的土匪习气，视生命为草芥，当地农民对他们的同情正在减少，抱怨情绪正在增多。而且这两个人生性多疑，是很难驯化的绿林莽汉。父亲说到这里还特意对我说，你看《水浒传》影响多大，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