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怒容，耐着性子静静地听。这也给其他几位封疆大吏壮了胆子，他们虽然不敢像江渭清那样直截了当，但还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现象。

毛泽东毕竟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无论对和不对，做出的总结都大气磅礴：“看不惯，可以再看看；想不通，也可以再想一想；吃不消，造反派有些过火，我们要纠正……”。

话虽然不硬，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事后很多老干部都替江渭清捏了一把汗。他刚刚走出会场，李先念就问他：“你怎么这样讲文化大革命啊？”

江渭清说：“我就是看不惯，你看得惯吗？”李先念也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看不惯。”

毛主席没有和江渭清较真儿，可是文革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手张春桥岂能放过江渭清。江渭清还没有离开北京，南京的大字报已经贴了满大街――“江渭清滚回来！”

周恩来总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回是要回去的，只是没到时候。”

但是江苏的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鼓动下不依不饶，要求尽快面对面批判。毛泽东说：既可以面对面批判，也可以背靠背批判么。江渭清听到，也自嘲地说：“背靠背，主席的方法好，你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反正我也听不见。”

江渭清对文革的挑战当然让文革派很生气，江青大骂江渭清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坏蛋”，林彪也给江渭清大扣帽子：“江渭清是个老反革命！”

毛泽东则说：“江渭清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当过红小鬼，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怎么是老反革命呢？”知道南京大字报越来越多，揪江渭清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总理问毛泽东说：“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江渭清、许家屯我都要保。”

（3）父亲后来说，江渭清打仗不如我，可政治才能要强于我

在打倒一个省级干部如履平地的年代，毛泽东对江渭清真可以算非常特殊的待遇了。以至于江渭清回到南京，造反派大喊“打倒江渭清”的时候，江渭清对造反派说：“最高指示：许（家屯）、江（渭清）我都要保”。

尽管随着文革进一步疯狂，江渭清终于被打倒，但是他揣摩到毛泽东并不反感他，他会有解放的一天。

“我只会打仗，不会打政治仗”(3)

1990年5月，父亲到南京去，江渭清非常高兴，和父亲长谈了几次。两个髦耋老人自知年事已高，格外珍惜这次见面。

父亲说：“主席、总理对我们两个都不薄，都在关键的时刻保护了我们。要不是他们，你这一条半腿也交代了。”

江渭清兴奋地柱着拐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说：“我那个时候说九个字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要冒风险的，但是我了解主席，他骨子里认为你不反他，不搞阴谋，他还是能听进去的。”

父亲说：“我没有你的政治智慧，我是一介武夫，搞政治不行。”江渭清说：“你打仗没的说，我也佩服你，可是你搞政治太认真，也太诚实，也就是说你不够‘狡猾’。”

父亲笑了，也默认了。他的确感到，江渭清比他更懂政治。正是他感到江渭清这方面有谋略，才在1949年亲自点将江渭清，当时成立第八兵团，父亲担任司令员，陈毅让父亲组班子，父亲点江渭清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配合得非常默契。

那一天江渭清非常高兴，还谈了他成功地化解了几件事情。

50年代，江渭清主政江苏，1957年反右如火如荼，毛泽东来到南京。老人家听说江苏反右不够积极，诘问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甚么不反？”

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讲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泽东不愿意听他绕圈子，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谦恭地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江渭清这么表态，毛泽东反而没有发火，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和江渭清开起了玩笑：“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江渭清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由于毛泽东对江渭清向来有好感，所以江渭清虽然对待运动消极，但毛泽东知道江渭清并非不听自己话，无非想保护几个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毛泽东对反右还是不放松，派来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江苏为甚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

江渭清为难地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可是与江苏毗邻的浙江省，就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可见一方长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挽救一些人的。

说到这里江渭清还自豪地对父亲说：“我没让一批干部无辜受冤，我知道你也不喜欢整人，可我们党内多年来就有一批想通过整人向上爬的，最终给我们党带来那么大损失。康生这个老棍子到苏州，把一些纯粹的文学青年打成右派集团，其实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我也无能为力，让人家受了半辈子苦。”

江渭清还和父亲谈起两个主席把他夹在中间的尴尬。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到江苏考察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毛泽东起初对这封信评价很高，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

但是几个月后江渭清发现毛主席的态度完全变了，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然后不以为然地说：“没有甚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

到了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我只会打仗，不会打政治仗”(4)

夹在两个主席中间，江渭清既没有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也没有公开违抗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几年后，毛泽东在1974年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那次谈话，父亲感慨地说：“我过去调江渭清到我们部队做政治工作，如果我在工程兵他还做政委，我的日子会好过许多。”

北京饭店：高干们相遇不敢说话的地方(1)

（1）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

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

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

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

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

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2）粟裕以为我和三哥是父亲身边的战士，显得有些紧张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

北京饭店：高干们相遇不敢说话的地方(2)

粟裕这才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但没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1984年粟裕逝世，我和父亲又聊起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将的杰出将领。粟裕也像我问过的多位“疑问人物”一样，我始终对战功赫赫的他几乎一直被“冷藏”大惑不解。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对中国的军事家很感兴趣，当然平民百姓的子弟，像我这样热衷于讨论中国军事家的也不少，很多年轻人谈起中国的名将都如数家珍。

父亲那天和我透露过一件事情，就是五十年代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家会议上，主席曾经流露出对粟裕的不满，而且还使用了激烈的语言。我追问父亲，主席为什么这样？父亲说：主席为什么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解放战争跨越长江的时候，主席让粟裕尽快渡江。但是粟裕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需要等待时机，晚了几天。

父亲说，粟裕这样做成功地渡过去了，当然按主席的打法我想也会渡过去。

父亲说：“当年我们一些高级军官都知道主席和粟裕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 ‘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呀！’可见主席当时是多么欣赏粟裕。”

我问父亲：“那粟裕解放后怎么会是那种情况？”

父亲说：“现在说话比十年前宽松多了，我前不久听说，解放后陈赓曾对粟裕说过：‘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粟裕打仗好，战场上的事必须尽快敢于做决断，容不得层层请示。可是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一级级地按规矩办事，按战争年代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做法让一批干部吃了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