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也带来了刚愎主观和一言堂的毛病，但在两人四野合作的不错。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荣桓看到林彪对军队的讲话和做法有点偏，所以并不热心，林彪心里还是不快。但是罗帅去世的时候，很少露面一向深居简出的林彪很上心，又是送花圈又是鞠躬，说明他对罗帅的逝世还是难过的。”

当然我还知道，父亲和母亲还是因为罗帅的关心催促成婚的，父亲当时已经30多岁，依然孑然一身，是罗帅的周密安排才组成了这个家庭。尽管几十年后这个婚姻解体了，但毕竟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况且，没有罗帅，就没有我们这些生命。

父亲提出向国民党让步的方案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共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后签订了《政治协商会议协定》，后来组成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及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

当时三人委员会的成员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将军。这个三人小组下设一个办事机构，名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对三人小组负责，也由三方面代表组成。

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秘书长是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我父亲当时是山东军区的参谋长，同时兼任新四军参谋长，大概是熟悉军队情况的缘故，他也被紧急调往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

我父亲是1946年1月到军调部先后担任整军处长和军调部参谋长。国民党代表是国防部二庭庭长郑介民，美方代表是罗伯逊。军调部当时的任务是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协定》的精神制定国共两支军队的整军方案，使双方军队都有所缩减。

整军处也是由三方面代表组成，我父亲代表中共，国民党方面为参谋长蔡文治、少将董嘉瑞等。美方代表为伍克塞上校、辛格上校等。

做为整军处长，我父亲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也提出了整军方案，而且主动做出了姿态：中国共产党愿意将其所领导的军队由现有的数目缩编到二十四个师或至少二十个师，并将八个地区的抗日部队着手复员。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缩减。

这一年2月28日上午，父亲作为军调部参谋长随叶剑英到西郊机场迎接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

父亲和我聊天说过，马歇尔后来被描绘成脸谱化的坏人，其实并不真实，马歇尔给父亲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身批皮领浅棕色呢大衣并执手杖。他虽然66岁，连日奔波还精神抖擞，尤其大概1米90多的个子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

28日下午在协和医院召开记者招待会。马歇尔很幽默，说自己的角色很为难。他拿在美国很流行的棒球运动做比喻，他自称只是双方的裁判员，只能评判，不能自己进来打。美国应国民政府之邀到中国参与此事，好像干涉别人的家庭事务，做的不好，就要饱受批评。因为打棒球的时候，双方都不愿意被评判，可是没有裁判员又打不起球来。所以执行的事希望双方都去做。

这个老人内心倾向于国民党，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但马歇尔还要尽量使自己保持中立。

在机场我父亲见到了斯斯文文的张治中将军，张将军带着一幅白手套，显得尊贵而又彬彬有礼。他因为要赶去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所以只给记者们十分钟提问时间。

父亲回忆起周恩来对记者的谈话显得既有感情又颇为机智。他说：“我是民国九年被捕释放后来到北平的，不久就到欧洲留学，算来离开北京已经二十六年了。年轻时来北平只是在陆地做着浅薄的观察，记忆中的北平美好壮丽，但这一次在空中观察北平，感觉就不同了。凡事记忆中都比较美好，但再到旧日旧地去看，就比记忆中的要逊色了。一切事物都在前进，要想回到过去，实在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轻松怀旧的讲话顿时拉近了与记者乃至国统区人民的距离。当有记者问起最近公布的整编军队的方案何以要迟到十八个月才能完成，周恩来很机智地回答：国军如此庞大，怎能在短期内使士兵复员。

父亲回忆到这段经历，还很深情地说，我们党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取得全国性的胜利，除去毛泽东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外，和有周恩来这样的统战和谈判高手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找名医给父亲镶假牙

我父亲就因为汇报整军处的工作专程去了一趟重庆，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当时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除去周副主席外，还有董必武、叶挺、林彪、王若飞、邓颖超等同志。

周恩来详细听了我父亲的汇报，他有时紧蹙眉头，有时显得有些激愤，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想趁着抗战胜利硝烟未灭，就把共产党消灭。他们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越拖共产党会越壮大。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已经让步不小了，蒋介石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他不吃掉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央决定的方案，关于整军也不能再让，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向中央请示。”

父亲与周恩来的谈话结束后，父亲已经预感作为一个军人恐怕要面对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艰苦鏖战，自己必须从现在起就做好心理准备。父亲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坏牙，父亲觉得仗一旦打起来，自己的坏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镶上。他那颗在红军反围剿时就拔掉的病牙一直漏风，而他已经从一个小青年变为中年人了。

说起父亲的牙，不知是老天爷安排还是巧合，他的牙总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父亲的牙疼上了，红军获得反围剿胜利，牙医就给父亲拔掉了。就在他合计要镶牙的时候，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又打响了，父亲带着病牙参加了战斗，结果大获全胜。

接着父亲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就在他再次想镶牙的时候，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不可能有条件镶牙。长征胜利，马上投入抗日战争，还是顾不上镶牙，但是病牙总是折磨着父亲。直到1938年父亲打仗负了重伤，在养病过程中打算一并把牙治好。毛泽东为此还特批了镶牙的金子，可惜的是延安拐峁医院设备不行，拐峁医院的牙医劝父亲去西安等大城市去镶牙。

我父亲一听也有道理，正好当时有一辆八路军的汽车要到西安去办事，我父亲于是决定搭车去西安镶牙。但一上车我父亲就后悔了，因为到西安的路况实在太差，人在里面就像摇煤球，汽车颠得人肚子生疼。

同去西安的还有王震，他在车上气得干脆直骂娘：“他娘的，这是什么鬼路！”

到了西安以后，我父亲想这下没问题了吧，西安毕竟是大城市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叶剑英同志带着我父亲去了好几家医院，没成想人家一听说包金镶牙，都说搞不了。

我父亲真是感到说不出的憋屈，他这时也理解了延安拐峁医院那位牙医的话。人家西安都搞不了，延安的医院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父亲一生气，决定不再镶牙了，立即回到抗日前线去。

几个月前的1946年秋，我父亲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做为整军处处长的任务是整编各自的军队。当时的谈判任务极为紧张，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北平这个大城市肯定能够找到镶牙的地方，但我父亲根本抽不出时间来。

这一次，我父亲被派往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我父亲在周副主席驻地等待指示。由于考虑到战事可能要重起，以后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镶上牙了，我父亲便向周副主席提出了镶牙的问题。

虽然是小事一桩，但周副主席十分关照，他自己抽不出时间，便让邓颖超大姐打听寻访名医，并亲自带着我父亲去就医。

父亲说，他和邓颖超大姐一起坐车到重庆抗战胜利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医院，一路上邓大姐给父亲介绍重庆的街道及风土人情，我父亲感到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非常厚道和蔼。

那位医生得知了我父亲曲折的镶牙经历，十分感动，他小心翼翼的为我父亲清理口腔，制作模型，用了好几个半天为我父亲镶上了一颗闪亮的金牙。

这样，从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时开始，到1946年内战爆发，我父亲前后用了16年，惊动了两位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才镶上了一颗假牙！

提供证明叶挺不是叛徒的重要证据(1)

父亲作为军人当然很尊敬叶挺，因为他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员名将。当年毛泽东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那是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起义受挫后叶挺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天后，广州起义失败。虽然总司令仅仅做了两天，但毕竟是一支后来举世闻名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后来父亲在新四军担任参谋长，军长就是叶挺，这种上下级的战友关系常常是深厚的纽带。父亲到了重庆，自然要拜访这位老上级。叶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没有几天，我父亲见了叶挺以后很是难过。叶挺紧握着我父亲的手，眼角都有些湿润。

他们聊天时谈到五年前震惊中华大地的皖南事变，提起这件事叶挺余怒未消，他说蒋介石连秦桧都不如，心狠手黑。皖南事变给叶挺的刺激很大，他对父亲说：“其实我对蒋介石这个人还是了解的，因为‘4.12’他已经教育过我一次了。”

在讲到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烈时，叶挺依然情绪激动。因为不仅新四军官兵损失惨重，连最高指挥官也死的死、抓的抓。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害，饶漱石化装惊险逃出。我父亲特别问到：“新四军军部已经被国民党军包围，你怎么到了顾祝同那里？他们就是要活捉你这个军长，你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叶挺的做法在当时的党内确实引起过非议，父亲也是出于解开谜团，想证实自己老上级的清白而问他的。叶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饶漱石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让我去找顾祝同谈判的。”

那次谈话后第二天，父亲在重庆与周恩来谈到饶漱石命令叶挺与顾祝同谈判，周恩来听到并没有流露出早就知道的表情，反而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父亲以为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有想到解放后不久，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批判，中央要核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已经担任总理的周恩来让我父亲写个证明，说明叶挺不是主动去找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而是受饶漱石的委派去的。

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周总理要保护叶挺，不想让已经牺牲的叶挺再蒙受不白之冤。父亲说幸亏这件事情是对总理讲过的，总理对待这类问题总是尊重事实。如果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落在康生手里可就麻烦了，康生可是个青面獠牙、整人不眨眼老恶棍，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叶挺非在他手里弄出个“叛徒”罪名不可。

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又有人想把叶挺搞成“大叛徒”。也是周恩来让调查人员找我父亲核实，父亲依然坚持说是饶漱石让叶挺去的，这使得叶挺的形象在文革中没有被羞辱。

父亲对我回忆过，说那次和叶挺谈话记忆犹新，不仅有上下级久别重逢后畅谈的愉快，更因为就在那次谈话后几天，叶挺因乘飞机去延安途中在大雾里撞山遇难。父亲和所有认识叶挺的人一样，深感震惊和悲伤。当时共产党内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干的，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除去叶挺还有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

蒋介石是什么人?周恩来后来就这件事情评论过：“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父亲说，当时党内高级干部都很生气，也都在分析，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虽然那天能见度太差，但只要高度够绝不会出事。尤其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去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这都是极大的疑点。

有人分析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降落西安加油时，在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做了手脚，导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虽然共产党人都认定是蒋介石干的，但正如周副主席对党内讲，我们明知国民党有鬼，但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由于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提供证明叶挺不是叛徒的重要证据(2)

但是这架飞机失事以后，我们党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