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就有下属替他们安排了，当时他们这样级别的大干部也要自掏腰包，一分钱也不能报销。在吃饭的过程中，服务员端上了一碗红烧肉，李克农上将说：“这在战争年代是最解气的！”

陈赓大将说：“那个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次。”父亲说：“毛主席最喜欢吃红烧肉，他老人家从小就喜欢。”

陈赓对父亲说：“你还记得吗，我们长征到达陕北进行整编，为了庆祝长征胜利，痛痛快快吃了一次红烧肉，好像还是你搞到的。”

父亲说：“没错，我当时是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为了那批猪肉费了好大劲。”李克农说：“那时我们伙食艰苦，干部战士哪里是吃红烧肉啊，简直是扑在肉上。”

三位高级将领哈哈笑了起来。父亲接着揭了陈赓大将的老底：“你那时候也是狼吞虎咽啊，你一边吃还一边盯着我脱下来的鞋，吃完饭你把我的鞋子穿走，把你的旧鞋给我留下。”

陈赓大将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说，那时的制度很好啊，毛主席可能早就预料到有了权力就容易腐败，容易脱离人民群众甚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所以定下规章制度不许花公家的钱。你是上将、大将，要吃饭也不能从人民的腰包里掏钱。

父亲在文革中感到无所适从

父亲在文革中尽管几度风雨飘摇，但有毛泽东保护，他一天没有倒过，我们子女后来总说这是“因福得祸”。

当时被称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同志也是父亲的老上级，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多次接受邓政委的命令指挥战役。由于父亲善于打仗，也多次得到邓小平政委的表扬。

父亲说过，邓小平的工作能力确实强，而且很有气势，那时他在党内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那气魄和干练确实显示了一种领袖的风采。

1948年12月11日，我父亲赶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接受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的指示，邓小平政委对父亲打的漂亮仗记得很清楚，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父亲说：“陈士榘同志，你可来了，我们等你好长时间喽！”

解放以后，小平同志大多数时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接触虽然不多，但是开会见面的时候父亲总是向已经是“文官”的邓总书记敬军礼。邓小平文革初期被打倒，父亲更感到意外，文革前中苏两党谈判以及很多重要任务，都是毛主席派小平到第一线的。

父亲80年代说，文革前几年，他心中就感觉到，毛主席年纪已大，邓小平肯定是接班人的重要人选。文革开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小平在党内的排名还上升了一位，由第七位变为第六位。可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从天安门城楼下来没几天，小平就被批判。同对待刘少奇一样，心中不理解的父亲也“坚决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父亲后来也说，很多批判的内容他心里也感到好笑，可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尤其一个军种的领导人，哪怕有半点同情和质疑都会犯大错误。如果说起初还有点“昧着良心”，但在全国自上而下营造的批判氛围中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父亲说，宣传效应就是厉害，往往比动用武器都厉害，不是真实的事情天天重复，你不信也得信。这正是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陷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连父亲这样的高级将领都如此，更不要苛求老百姓。

邓小平1966年秋失去了自由，父亲再见到他已经是1972年了，那时父亲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军种的领导了。那年春天主席接见军委办公厅的成员，主席先是夸了父亲：“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在华东战场上几个大仗打得不错。”父亲极为激动地说：“那是主席教导的好，我永远不忘当年，祝愿主席健康长寿！”

父亲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这时邓小平同志进来，小平与主席握手后又与父亲握手。毛主席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啊，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男女关系’问题，‘水浒’里已经解决了。”毛主席用《水浒传》和小平同志开了个玩笑。小平同志文革以来受了很大冤屈，主席的轻松与亲切实际上也在暗示小平同志将出来工作了。

不久，邓小平同志担任了总参谋长，父亲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四人帮”的势力依然很大，而且当时有至高无上威望的毛主席态度并不明朗。父亲这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从来不惧怕死亡，却最怕晚节不保――不忠于毛主席。他感到实在难以揣摩毛主席的想法，不知道毛主席究竟支持谁，不知道怎样更能符合毛主席的意愿。

可惜父亲不是胡耀邦

在翻来覆去的斗争中，父亲总感到无所适从。在“批林批孔”的黑潮中，父亲顶了一下“四人帮”。那是1974年年初，始终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策划了一场针对周恩来、邓小平和叶剑英的闹剧。那一次军队干部在京西宾馆开会，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大放厥词。父亲当时从心里看不起张春桥，因为军队特别讲究从军的资历和战绩，他张春桥连枪都没有摸过，凭什么到军队里指手划脚。

可是父亲又是崇拜毛主席到了无以复加地步的军人，既然总政治部主任是毛主席任命的，也只能和他平淡相处。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后第二天，已经身患绝症、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不得不召开国务院系统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晚了一天。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实际上在暗示，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四人帮”有江青领衔，所以有恃无恐。父亲对批林批孔的消极态度也被解放军报的一个记者反映上去。“四人帮”得到这份告状信后第二天就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会议，让工程兵汇报批林批孔的进度。父亲和工程兵政委李真到了会议室就感到气氛不对，张春桥拉着他那阴阳怪气的长脸，王洪文很不友好地瞥了父亲一眼。

父亲那一天正发着高烧，他说：“我今天发烧，请我们政委李真汇报。”王洪文断然拒绝：“你是工程兵的司令兼党委书记，你不发言是什么态度。工程兵批林批孔按兵不动，既不批林也不批孔，出了问题一不上报中央，二不批评教育，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父亲比王洪文大20多岁，受到如此训斥真从心里冒火。他想，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没有用这种口吻说话，你乳臭未干凭什么这样讲话？但是父亲只能把气吞进肚里。张春桥更是肆无忌惮，他大发雷霆：“今天不听政委的，就听你司令的。”接着又羞辱开父亲：“今天谈话不如毛主席跟你谈话舒服吧？毛主席说你们是一个山头的，但是你却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父亲心里想，只要是毛主席没有发出指示的，我就是不能随便点名。最后，父亲也讲了一些按毛主席的指示“防止走资派复辟”之类的原则话蒙混过关。

1975年夏，毛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搞“四人帮”，一时间党内外拍手称快，感到“四人帮”没有多大闹头了，父亲暗自庆幸，幸亏没有和他们搞到一起。

半年后，周恩来总理去世，父亲和很多老军人一样，陷入了罕见的悲伤中。很快，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且非常明确地点了邓小平“走资派还在走”。父亲内心虽有矛盾，一生崇拜毛主席的他已经别无选择。从组织原则来讲，他只能听从最高领袖的，从个人遭遇来讲，十年来的残酷斗争已经使他内心恐惧，他不曾害怕过枪林弹雨，不曾害怕过凶残的日寇，不曾害怕过九死一生，但是他害怕背叛毛主席、害怕客观上“反对党中央”。

十年来，他几度被抛到被打倒的边缘，他的妻子被抓、儿子进监狱，他的心理防线在恐惧中被打开了缺口，他快顶不住了。在那个疯狂和丧失理智的年代，只有“划清界限”才有生路。他在军委和工程兵都表态支持毛主席的决定，而且做了所谓“发言”，也跟着揭发批判，跟着上纲上线，这也正是一些老军人、老共产党人的悲剧——在组织原则和大是大非发生矛盾的时候，只能选择前者。

如果父亲也像当时的胡耀邦宁可被打倒也坚持原则，也义无反顾地支持邓小平，父亲也不是后来的陈士榘了。

可惜父亲不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那个一直觊觎工程兵正职的人向中央一位领导讲了父亲的一些言论，其实父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是一个饱受造反派攻击和怀疑的司令员，但是人家只会讲他的另一面。

中央领导做了把父亲免职审查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父亲告别了领导岗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后第一次过上没有任何权力的普通人生活。

离休后的父亲自得其乐

父亲是个心境比较宽的人，他毕竟打过大仗，基本能够做到宠辱不惊。

不过，没有了权力，没有了工作，需要父亲适应。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担任重要工作，经常接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安排的重要工作，再苦再累也很充实。如今无所事事，还动不动要写一些“说清楚”的材料，他也感到很委屈。

他就是个职业军人，见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经历过九死一生、命悬一线的危险，所以面对一些质问能够做到应对清楚、不卑不亢。

有次有个专案人员让他承认一件事情，态度还比较严厉。父亲说：“我什么没有见过？别说现在，就是文革造反派拘留我，我也是实事求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事情我当然不能认帐。”

人在位与不在位的世态炎凉也显露出来，父亲的住房漏雨，打报告要求修缮，但是未被批准。父亲生气地告诉杨得志上将，杨得志说：“我给你解决。”杨得志总参谋长委托周克玉同志很快办妥此事。

还有一次父亲去看病，派的竟然是吉普车，父亲过去一直是当时高规格的大红旗。父亲生气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待遇，可我去看病，而且是心脏病，汽车停在路上，停了两次还要人推，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事情反映上去，原来的待遇很快恢复了。

几年后，父亲的事情有了结论，虽然是犯了政治错误，但是与林彪、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这让他很是欣慰。父亲乃至父亲的一些下属都说过，他不是那种一心想着往上爬的人。父亲抗战期间就当过林彪的参谋长，解放后也接触过多次，林彪成了副统帅，父亲没有主动找过他一次，也就没有与黄、吴、李、邱那样上了贼船。

父亲虽然与这些高级将领有渊远的工作关系，也曾经一起出生入死，但也没有在他们飞黄腾达的时候向他们套过近乎。我记得李作鹏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还常常把海军制作的精美毛主席像章派人给父亲送来，父亲总是很平静，而且不以为然地交给我：“人康，你保存吧。”我虽然年纪小，也知道李作鹏很风光，我说：“他已经是中央领导了，您不亲自保存吗？”

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李作鹏，倒没有忘记我，他当年是我手下的作战科长。”林彪当年单独找他，他没有借机巴结副统帅，反而向几位老帅做了汇报。所以给父亲做的“没有组织联系”是让他感到满意的。

我们的政治环境也与文革年代大不一样了，文革年代让谁“说清楚”实际上是边缘敌人，而现在“说清楚”也就过去了，而且待遇不变，他依然是大军区正职待遇。

朱镕基“他是个大才”

军人都比较豪爽，并不会因为谁不顺而疏远谁。一些改革开放后担任要职的老战友不时来看望他。有次杨得志、杨成武、伍修权几位老上将来看他，杨得志见了父亲高兴地开玩笑：“陈士榘万岁！”父亲说：“别瞎喊！”杨成武说：“现在谁都可以万岁，老百姓也可以万岁。”

杨得志上将可能想安慰父亲，因为其他几人曾经担任了总参谋长、政协副主席等要职，而父亲从解放初期到离休依然是工程兵司令员，离休后无官无职。杨得志说：“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你当年是115师343旅参谋长，下面三个团，我和李天佑、杨勇都是团长，吴法宪是团政委，李作鹏是作战科长，你不就是我们的领导吗！”

父亲开心地笑了。

1992年的一天，军委领导发生重要变化，曾经是父亲副手的张震不忘旧情，很快给父亲打来电话说：“我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军委副主席了，你还要多指导工作啊。”

我父亲高兴地说：“好好干吧，这是中央的信任。”

父亲在离休后，第一次以不是工作而是旅游者的身份周游各地，但是强烈的工作情结仍然让他不轻松。他常常向军委有关部门指出视察途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建议。

80年代后期，他到天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宴请了父亲。李瑞环对父亲说：“天津有个工人疗养院，文革中部队需要拿去用了，现在工人需要有疗养的地方，希望陈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