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讲一讲，帮助解决一下。”

父亲非常认真地记录下来，回到北京后通过老关系解决了这件事情。

1988年父亲到上海，刚刚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到锦江饭店看望父亲。朱镕基市长先是抱双拳向父亲致意，还说：“你是解放华东和上海的前辈，今后上海的工作和建设还需要你多多指导。”

朱镕基还向父亲介绍了上海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用父亲的回忆说：“真是一句废话没有，言简意赅，既有历史也有今天还有未来，很有吸引力。”

父亲还说：“看来优秀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将陆续走上重要岗位，他们比我们强，我们都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武夫’，搞经济建设知识欠缺，走的弯路也多，现在强调干部的知识化真的很重要。朱镕基市长讲话很有水平，简练又深刻，是个大才，将来一定有更重要的工作让他干。”

后来父亲的预测果然应验了。

那时上将的家就是这样……

在我们记忆中，父亲过去的收入很高，做为开国上将的5级干部，起初月工资是400多元。后来中央统一给老干部减薪以缩小贫富差别，父亲的工资一直是342元，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5个月的工资。

由于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和一个养女，加上父母都有一些老家的亲戚关系需要接济，所以也并不宽裕。

为了这本书，2006年3月，我们兄妹几个把父亲的几位老部下和秘书请来聚在一起，让他们帮助我们回忆。他们说，陈司令已经去世11年了，更谈不上权利，所以也用不着美化他。

李柱江秘书说：“陈司令孩子多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拿到今天来看，也就刚够温饱，在困难年代连温饱都要打折扣。那个年代老百姓都吃不饱，陈司令的级别有些补助，当时叫特供，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月两条中华烟，四斤猪肉，四斤黄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吃不饱。陈司令用自家小楼前的一块空地养了一头小猪，因为没有饲料，长到四五十斤就宰了。陈司令还东家西家送了一些，在困难年代真是让这几家好好改善了生活。我看着也替司令员到总参、总政去反映，要了些食品，总算渡过了难关。”

李秘书说，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都饿肚子，为什么那么快就战胜了天灾人祸？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我还听父亲的秘书说，那个时候做为司令员坐火车可以包四个软卧，目的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和休息得更好，而秘书们按规定都坐硬卧。但是父亲从来是让秘书们都进来，他说这样可以给国家省下一笔开销。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严格到程式化的公私分明。既然他能把儿子送到公安部，他也不会让子女沾他的光。

我们小时候没有用过他的车，也不允许使用他的电话。我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华里，来回走路很劳累。有次生病发烧，她想让父亲出车送她。父亲说：“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妹妹车没有用上，还挨了一顿批。

196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为了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提出可以去打野鸡。父亲说，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

到了长春，市委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他介绍了几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我对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感兴趣，因为是看着长影的电影成长的。我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父亲说：“我们不是来玩儿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我们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

60年代我们几个孩子参加国庆晚会，在观礼台上拣到一个礼花降落伞带回家玩儿。父亲严厉地说：“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

他让我们马上交到工程兵军务处，军务处的同志接到降落伞后笑了，说：“陈司令要求你们过于严格了，这东西给我们也是扔掉啊。”

父亲尽管有很多关系，却从来没有为我们动用过，直到他死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80年代后期，军队曾经对高级干部家庭摸底，调查子女经商的情况。父亲坦然地说：“我除去两个儿子还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利可用，有权利也不会给他们用。”

母亲解放后在工程兵政治处当干事，在父亲手下她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晋升。直到今天，1938年参加革命的母亲还仅仅是团级。

有的老同志对母亲说：“这现象在全中国都很难找，都是陈司令把你的级别压得太低了。”

开国将领的孩子不少都在过着平民生活(1)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辈，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经历了三年饥饿困难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他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实行联产责任制。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开国将领的孩子不少都在过着平民生活(2)

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但是毛泽东不仅不听，还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

邓子恢没有屈服，他甚至提出告老还乡，未获批准却被贬官。但他依然调研坚持为农民请命，因而一再遭受打击。经历文革几年的被批判，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带着愤懑与抗争与世长辞。他弥留之际还在说“包产……到户……没有错……”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于这位“右倾”人物本来应该是非常低调地处理，但是毛泽东对邓子恢虽然批评狠、处理严，却说了一句公道话：邓子恢“敢说实话”，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毛泽东送了个大花圈，这让四人帮也不敢把规格讲得太低，《人民日报》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邓子恢的照片和生平。

一直受到压制的老革命家也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86岁高龄的朱老总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穿着大衣带上皮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邓子恢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一切都变了。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其实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见到王震，他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说我也见不到他。王震指着门外说，‘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我，实际上是监视我’。”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邓瑞生叙述了那离奇的一幕：原来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带着走肯定会给队伍带来困难。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他的心为之一动，因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多年不见的儿子邓瑞生。邓子恢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

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线索，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从未见过邓子恢面的陈仁麒将军作参考。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但老乡把两个孩子的父亲搞错了，把林伯渠的当成了邓子恢的，把邓子恢的孩子说成是林伯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