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开国将领的孩子不少都在过着平民生活(3)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如今72岁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

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走到街上，他就像北京的一位普通之极的退休老工人，心事重重地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担忧。

至于不是高级将领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们接触更多，凡是早年退下来的大多和老百姓没有区别。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

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缺少儿女情长的父亲

战争年代，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共同的理想、艰苦卓绝的环境，更让他们相濡以沫。母亲后来回忆起来仍很怀念，她说苦虽然苦，但心里是充实的，心灵也是纯洁的。结婚第二年，母亲生了个女孩，不几天就死了，当掩埋我的苦命的姐姐时，母亲泣不成声。刚强的父亲用独特的方式安慰母亲：“这就是革命啊，我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牺牲的......”。但父亲还是深情地久久凝视着埋葬姐姐的地方。

父亲是公认的工作狂，他每到一个基层，总是对地方首长说，到基层看看。见到几乎所有的军人对他都敬军礼，都毕恭毕敬，我对父亲就更崇拜了。他真是个职业军人，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有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一次我与父亲谈起儿女情长的话题，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什么长啊！？之后哈哈大笑，笑得我很难为情。他曾亲口对我们孩子们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其次才是你们的父亲。”就跟《音乐之声》电影中的那位海军上校一样，只不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版。

如今回忆起来，我想他在“高官厚禄”后对母亲关心照顾得也不是太周到。父亲带有军人粗线条作风，对打大仗、建大基地有着丝毫不懈怠的职业习惯。他是个工作狂。我们六兄妹生活、上学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

我们谅解父亲，他的工作太繁忙了，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才镶上耽搁了16年的牙。他常常对我们说，他的这颗牙齿受到了我党两位最高领导人的关照。

父亲虽然是指挥员，但在战场上常常冒着炮火进进出出，母亲除去担忧就是担忧。那时候母亲做为随军家属，一直跟在父亲的身后。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战士用筐子挑着他们颠簸。解放战争中，父亲的部队率先冲进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府，我们家成了住进总统府的第一户共产党人。当然有些战士也曾经住在这里，后来找到住处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执政党的一名高级干部，母亲也成了高干夫人。不管怎么强调“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和平的年代已经不同于战争年代，各种诱惑面对着他们。父亲进城，没有追随当时的风潮，他没有同母亲离异。一来当时他们的感情不错，二来母亲很漂亮，不像有的干部的原配夫人，文化很低相貌很土。

文工团出身的母亲很喜欢打扮，穿衣很时尚，中式的旗袍苏联的布拉基，她穿起来都很得体。在军队高级干部中，都知道陈士榘的太太很漂亮。据说50年代跳舞，不少高级将领都争着和母亲跳舞。

解放初期，组织上曾经想把母亲做为调干生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她和父亲商量，父亲不同意，说已经有4个孩子了，你去学习谁来照顾孩子。其实父亲从心里是不愿意母亲去读书的。母亲虽然在工程兵也有工作，但特殊的“司令员夫人”的身份，她感到根本没有自己的天地。后来母亲执意到酒泉基地工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多。她宁可艰苦点也想过独立自主的日子，后来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回来的。

中央委员的父亲与现行反革命的母亲

父亲身在高位，就是这样辛苦这样无怨无悔，上个世纪50年代一起参加援华勘察的苏军上校问我方人员父亲的军阶，当他知道竟是上将之时，表示出由衷的钦佩与惊讶。繁忙之极的他使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他。我们理解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但我们羡慕也有很多与父亲一样的高级干部对孩子总有着舐犊之情。他与母亲分手，固然是文革的政治事件起了决定作用，但与父亲身居高位、工作太忙、缺少情趣、不善沟通有关。

他毕竟是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文化素质与现代化观念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当然，母亲的责任也是同样大，她也不够理解父亲，遇到一些不和睦的事情不仅不沟通，反而总是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感觉，父亲毕竟比较大气，而母亲身上的农民意识比较重，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延续。

父亲对待家庭对待子女远没有对工作那样上心，他的兴趣都在工作上。他跟部队的同事谈话经常是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但他跟家里人说话很少有笑脸，有时还发一些脾气。

我妈妈曾对我们几个子女说：这个家对你爸爸来说就是一个旅馆，一个临时的驿站，而部队才是他的家，真正的家！

他们尽管吵架，闹过不愉快，有时甚至气得父亲摔东西，但是毕竟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尤其有六个孩子，他们还是能够在磕磕碰碰中白头偕老的。

可是，1966年突如其来的那场文革风暴，终于把他们之间的裂缝变为不可弥合的鸿沟。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工程兵夺权斗争也愈演愈烈。父亲的对立面抓住母亲议论江青是“上海滩三流演员”的问题大做文章，将母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程兵机关召开批斗逮捕大会，想借此达到“揪范倒陈”的目的。父亲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从快与母亲划清界限，并表态服从对母亲的任何处理。

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是灾难，我三个哥哥都在部队，都为母亲的“问题”受到株连。我也因为给中央文革贴标语被关进公安部。听我的小妹妹陈小琴讲，她看到工程兵到处贴着：“打倒现行反革命范淑琴”“范淑琴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陈小琴顿时吓哭了。从来在女儿面前都是刚强铁汉的父亲也很难过，他对五妹陈力和六妹陈小琴说：“你们的妈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你的母亲，你们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那一晚，父亲第一次做开了家庭主妇的工作。他给妹妹洗衣服，而他自己的衣服是警卫员帮他洗的。他给陈小琴边洗边讲：“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为什么领袖重要呢？”他打上肥皂，用刷子刷了刷，干净后放在鼻子旁闻了闻，然后放在水里投。父亲又笨手笨脚地为妹妹做了一顿饭。

好在父亲的战友、海军首长蔡长风知道了我家的窘困，把小妹妹接到他家，等到风头过后又把妹妹送到我叔叔家。那种日子就是这样凄凉可怕，这也正是很多干部恐惧被打倒的原因，不仅自己完蛋，家人也会受尽侮辱。

按说我们家的“现行反革命”与普通人家还有所不同，因为父亲还在高位，可是已经“不堪重负”了。如果一个平民百姓家里有个地富反坏右资（现在看起来这真是一个侮辱群体的非人性称谓），日子简直是人间地狱。

家庭斗争升级两败俱伤(1)

后来我们知道母亲在秦城监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母亲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越批判越审讯，她越是认准了江青就是上海滩的演员。如果是正常人，在这种虐待下早就老实了，可是母亲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尤其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个案件不断在父亲和母亲之间来回“诈”。父亲也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 1969年3月，母亲被释放。父亲不得不和他分居。而揭发信一次次地给父亲带来被动，让父亲不得不一次次地向党委甚至中央军委解释。如果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可以因无行为能力而不予追究，可是文革中精神病人的揭发也是证据。

父亲忍无可忍，经党委讨论，给母亲定性“翻案、告诬状”，又给母亲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母亲不在乎，揭发父亲的告状信再一次雪片般地飞向中央和有关部门。

由于毛泽东的信任，这些告状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林彪事件后父亲反而先后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顾问，父亲不降反升。顽强的母亲不肯罢休，还是继续写信告状，而且不是匿名信。

即使这样的状况，父亲也没有提出离婚，他看在6个孩子的面子，也由于那个年代的离婚是有很大负面效应的，于是就在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中维持。

1976年秋天，把无数中国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空前浩劫结束了。万民欢呼、普天同庆，但是文革中始终不倒的父亲难免受到审查。工程兵一直觊觎这个位子的那个人文革十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今总算成功了。

做为家属，我们感到审查是应该的，毕竟十年间执行了不少错误路线，但是也应该讲证据，也要实事求是。数年后终于证明父亲与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已经说明他犯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我们感到，处理父亲尤其不应该的是把家庭的矛盾做为处理的筹码。面对这种做法，做为家属的我们感到十分悲哀，文革中母亲被打成反革命曾被抄过一次家，时隔10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隔离审查又被抄家，而且秘书、警卫员、司机、作饭的炊事员统统隔离办学习班，整人手段达到无已附加的程度，没几天和蔼可亲的炊事员老马师傅就被逼上吊身亡。这真是历史的悲剧。其实，四人帮中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对父亲是仇视的，他们曾公开在军队会议上整过父亲，张春桥还拿父亲与毛泽东是一个山头的来讽刺挖苦父亲。父亲在十年文革中执行的错误路线，有很多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去执行的。它的主要历史责任也要由发起这场运动的人来承担。数年后证明父亲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人关了也就关了，父亲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顾问也稀里糊涂的没了。我们感到，处理父亲这样这一代开国高级将领们，不应该这样草率。

文革让我们一家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一些人又在撤消母亲处分的时候肯定了母亲揭发父亲，真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一份多么可笑的撤销处分决定！这份滑稽的文字应该留给后人们看看。

决定是这样的：

关于撤销范淑琴同志两次党内处分的决定

范淑琴同志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至十一月参加黑龙江呼兰县四清工作时，因有人揭发她与地方工作队三个同志闲谈中散布反动言论，于一九六七年二月被关押。经几次调查，否定了敌我性质，于一九六九年三月释放。同年八月，兵种党委结论：范说了一些错话，其中带有反动性言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一九七一年五月，因范向上申诉并揭发了陈士榘的问题，被的定为翻案、告诬状，经直属党委决定，兵种党委批准，又给其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对此，范多次向上申诉。

经复查，一九六九年对范淑琴同志问题的结论与处理，主要依据是范讲了对卖国贼林彪叛徒江青不利的话，通过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对其言论定为“带有反动性言论”，应予撤销；对范一九七一年向上申诉并揭发陈士榘同志的问题，被定为翻案、告诬状，应予推倒。

家庭斗争升级两败俱伤(2)

据此复查，经直属党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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