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单独谈谈。

“很对不起，丹尼斯，”克里斯蒂娜断然说道，“这种烦扰真的应该结束了。你的古怪行为让我很尴尬。我欠你的人情，我已经尽我所能回报你了，我现在很受不了你老是跟着我。我想，我们不该再见面了，不知我说的够不够清楚？”

马尔唐尼宛如一匹受惊之马，双眼四处观望。

“你最好现在就走，”波皮尔说道。

“行，我会的，”马尔唐尼说完这话，拖着沉重的步子，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恐怕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克里斯蒂娜说道，“他简直就是一个顽固不化、让人恐怖的侏儒。”

克里斯蒂娜在被联合城堡轮船有限公司雇用前，又到澳大利亚旅游了两次，这两次旅游前后间隔有三个星期。1952年的时候，人们觉得乘邮政便船往来于南非旅游仍然比乘飞机更有趣。乘客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去享受航海旅行，因为有很多可供挑选的地方——南非人给小费极为慷慨，加上气候条件又十分宜人。男女乘务员们也很喜欢这种游程。

克里斯蒂娜下定决心要和马尔唐尼断绝来往。1952年4月30日，她来到了英国皇家陆军邮政轮船公司下属的“温切斯特城堡”号豪华班轮上当乘务员，这艘客轮吨位高达20000吨，由南安普敦开往南非。

这班轮上的男女乘务员的等级十分严格，就像过去旅馆大堂内服务员的等级一样。副乘务长负责女乘务员的工作和生活。女乘务员们往往两个人睡一个船舱，她们不是在儿童游乐广场上，就是在游客沙龙里当着乘客的面吃饭。

女乘务员的工作很辛苦，她们工作的时间十分长。早晨六点钟就要开始工作，准备好早茶后，又得到船上做巡回服务，一直要工作到上午11点。下午的工作通常比较清闲，但就是没有她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按惯例来说，很多班轮都会让船上的女乘务员使用船尾的甲板，因为这里是禁止乘客进入的。

私人佣人所需做的一些日常事务也是女乘务员的工作范围。乘客要吃饭的时候，她们必须随叫随到，提供一切服务；她们要拆洗床铺，要打扫船舱，还要更换果盘里的水果和水壶里的冰水。假如有任何紧急情况发生，她们还必须在场。大部分的女乘务员都很有才干，许多人都是合格的护士。班轮到达终点之前，乘务员是没有假期的。

悲伤的结局(4)

轮船在离开普敦还有一半的旅程时，克里斯蒂娜就想好了行动的计划。虽然她不愿那么残忍地对待马尔唐尼，但她知道，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让自己摆脱这个梦魇。他的占有欲、嫉妒、无名的狂怒已经使她无法继续在伦敦生活下去了。在她乘“劳海因”号做第一次航海旅行的时候，马尔唐尼给过她很多照顾，为此，她已欣然地尽自己的一切所能回报了他。她实在是自讨苦吃，因为她现在意识到，这个乘务员对她病态的迷恋很快就会真正威胁到她的人身安全。

她知道，只要马尔唐尼可以联系上她，跟随她，见到她，她就无法摆脱他。她认为唯一可以摆脱他的方法就是出国，去一个他无法找到的地方。克里斯蒂娜写信把自己将来的计划告诉了安德鲁。她觉得安德鲁会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安慰，因为安德鲁也打心眼里讨厌马尔唐尼。

1952年6月13日，轮船靠岸了，克里斯蒂娜带着愉快的心情向伦敦走去，来到了莱克哈姆公园的谢尔伯恩宾馆，这里是她在伦敦常住的地方。她接到了安德鲁从波恩写来的一封信，安德鲁在信中说他完全同意她离开英国一段时间的决定，而且他将会在列日列日：比利时东部城市，列日省的省会。和她碰头。她在那里可以好好放松和休息一下，并且制定下一步的活动计划。

克里斯蒂娜感到如释重负。她立即就为前往列日作好了一切准备。不幸的是，班机被取消了，所以她只好定第二天的班机，并给安德鲁发了封电报，把延误的情况解释了一下。

在宾馆，克里斯蒂娜刚打开自己的行李箱，马尔唐尼就出现在了她的房间门口。和往常一样，他的手在房门上乱刮着。她高兴地和他打了招呼，但态度很冷淡。他一声不吭，一脸苍白地看着她。她仍然继续在开着行李箱。她心情十分沉重。她看到，他的脸上已经出现了紧张的迹象，这种紧张肯定会爆发出来。克里斯蒂娜想让他冷静下来，就和他聊起了航海旅行，还问了他在革新会做厨房杂工这份新工作的有关情况。他说他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让克里斯蒂娜从航行回到伦敦时方便找他。克里斯蒂娜说，以后再也不想出海旅行了。

突然，马尔唐尼走到她面前，脸色苍白，整个人都在颤抖。他指责克里斯蒂娜向他撒谎；指责她图谋要抛弃他；指责她试图要把他逼疯。他还语无伦次地大骂她和安德鲁，以及她和其他很多男人的关系。他还重复了克里斯蒂娜曾向他发过的誓言，最后，他还要求克里斯蒂娜把他原来写给她的信归还给他。

克里斯蒂娜让他继续大骂下去。以前，她也见他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她知道，他暂时已经失去了控制。她极为生气，但也很害怕。她祈求有人能给她打电话，或者，某个朋友会像平时那样悄然来访。但是，没有人出现，马尔唐尼继续在那里颤抖着﹑狂骂着，还威胁说要杀了她，然后再自杀。克里斯蒂娜耸了耸肩，这一举动又再次让他开始疯狂起来。最后，等他声音沙哑到只能低声说话的时候，她就心平气和地说，她在波兰哈思俱乐部有一个约会，并问他是否愿意陪她一块去。她正常的声音语调把他带回到了现实当中，也让他神智清醒了过来。他为刚刚的突然发火表示歉意，还说他不会陪她去，因为他必须回革新会上班。随后，他就送她下了楼。

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克里斯蒂娜上了一辆不是直达展示街的波兰哈思俱乐部的公共汽车。她和几个朋友约好了去俱乐部喝咖啡。想到刚才和马尔唐尼在一起的情形，她就惊恐万分。当朋友开玩笑似的问她，马尔唐尼为什么成为了她的“阴影”时，她就简短地回答说，他已经找了一份新工作，她希望工作能让他忙起来。随后她还补充说，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人会有那么多暴力。

6月15日清晨，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在她那间高顶的黄褐色房间里，克里斯蒂娜已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了。原先，屋子的比例十分协调，现在，屋子已经被一块硬纸板一分为二了。她想把制服放在一只装有樟脑球的大衣箱里，经宾馆一位好心的波兰经理的允许，她可以把衣箱储放在宾馆的地下室里。

悲伤的结局(5)

克里斯蒂娜一想到第二天在列日就可以见到安德鲁就激动不已，她期待着和路德维希·波皮耶共进晚餐时谈谈她将来的计划。

她用当天剩下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随后，她把头发清洗了一下，因为她想以一种不同的发型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安德鲁记得，她常常会变换发型。有时头发很蓬松，有时很长，有时很短。偶尔她还会把头发盘起来，或者卷成泡沫状。

去商店买了点东西之后，克里斯蒂娜就去了波兰哈思俱乐部。随后，又和波皮耶在一家叫玛丽内卡的波兰小饭店吃了饭。这家饭店刚好就在布朗普顿大道的路口。晚餐吃得很轻松愉快。在吃饭时，克里斯蒂娜向波皮耶解释说，她打算出国，主要是因为马尔唐尼已经成为了她的负担。她说最近和马尔唐尼有过两次很不愉快的碰面，她希望马尔唐尼不会在她回去的路上拦阻自己。当他们离开饭店之后，波皮耶说要护送她回宾馆；但克里斯蒂娜却向他保证说，她会没事的。在地铁站，波皮耶很不情愿地和她道别，随后他就离开了。晚上10点半，克里斯蒂娜回到了宾馆。她和宾馆一名波兰服务员闲谈了一会，并问他地下室是否仍然还开着，因为她想把装有制服的衣箱放进去。他殷勤地表示愿意为此效劳，然后就走下去了，以确认一下地下室的门是否还开着。

克里斯蒂娜离开房间时，手上抱着一大堆制服，从这堆制服的顶端，她刚好可以看到脚下的路。她穿过一个小平台，来到了楼梯口，楼梯又窄又陡；因为衣服很重，下楼梯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平衡，她不得不小心地调整怀里抱着的衣服。在楼梯下，马尔唐尼正等着她。他问她是否真的想要离开伦敦。她回答说是的。随后，他又叫克里斯蒂娜把信归还给他。克里斯蒂娜说，她已经把信给烧了。他问她打算离开多久。她回答说可能要离开两年。

突然，马尔唐尼向她猛扑过去，把一把长刀深深地捅进了她的胸部。克里斯蒂娜大声呼喊：“把他从我这里带走，把他弄开。”这时，一名受惊的宾馆旅客马上就给警察和救护医院打了电话。就在这位旅客打电话时，那位宾馆服务员跪在地上，把克里斯蒂娜抱在怀里，扶着她的头部。等救护人员赶到时，克里斯蒂娜已经离开了人世。

马尔唐尼并没有企图逃跑。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反复说道：“我杀她，是因为我爱她。”当警察赶到的时候，看到他正试图往自己的嘴里倒“一种白色粉末”。警察认出白色粉末是粉状的阿司匹林后，就把这些粉末从马尔唐尼手里夺了下来。警察把他带到了拘留所。第二天，他被一辆警车带到了西伦敦的治安法庭。后来，他双手戴着手铐，被带到了侦缉督察伍尔纳那里。

6月19日审讯的时候，斯卡贝克伯爵证实了死者就是克里斯蒂娜。f.e.坎普斯病理学家医生说，她致命的刀伤位于胸部，大出血导致了休克性死亡。审讯持续了三分钟。后来，为了使刑事诉讼程序符合要求，审讯还决定延期进行。

安德鲁乘飞机赶来了。对克里斯蒂娜的死他感到非常震惊。葬礼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对克里斯蒂娜被谋杀的原因的猜测传得沸沸扬扬。有的人说，克里斯蒂娜成了共产主义阴谋的牺牲品；还有人说，她成了纳粹分子报复的牺牲品，或者说她是死于法国反叛者的报复性行动。英国军情五处的领导珀西·西利托先生，详查了各种各样的报道，立即驳斥了这些说法。毋庸置疑，克里斯蒂娜是死于一个嫉妒狂和暴力精神病患者之手。

那年早些时候，即6月21日上午11点，心情沉重的人群聚集在肯萨尔—格林罗马天主教公墓的圣玛丽小教堂的外面。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祭奠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她的离世深深震惊了她的朋友和同事，这使得他们迟迟才意识到，在战后的岁月里，他们对克里斯蒂娜了解得太少了，关心的也太少了。只有安德鲁和她亲近的朋友，诸如弗朗西斯·卡默茨、约翰·罗珀和帕特里克·豪沃思他们才知道，在克里斯蒂娜的一生中，她所得到的荣誉是少之又少。很多威严的军人代表都聚在了这里，他们一看到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情形，就感到很悲伤。克里斯蒂娜活着的时候，这些人忽视了她的需要。但现在，他们却庄严地聚在这里，围着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向死去的她致敬。

悲伤的结局(6)

银光闪闪的橡木棺材上面铺着一块红白相间的国旗。国旗的上面放有一块红色的垫子，垫子上摆放着克里斯蒂娜的勋章和其他徽章——伞兵部队颁发的徽章、法国抗德先锋部队颁发的徽章和波兰抗德运动部队颁发的徽章。这里，只有两件私人物品克里斯蒂娜最为珍惜，因为那是她从波兰出来时就一直带在身边的。这两件东西就是她那印有琴斯托霍瓦黑色圣母像的大徽章，还有她的图章戒指。

很多花圈、一束束鲜花和一些小花朵排成一字，摆在了小教堂的外面；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送来的。虽然他们个人对克里斯蒂娜并不是很了解，但他们一个个来到公墓，就是为了向她的勇敢表示敬意。其中有一位来自文布利的莉莉·霍利迪女士，她说：“我不是个勇敢的人，但我来了这里，向一位最勇敢的女子表示敬意。”

在这200名哀悼者中，有大个子弗朗西斯·卡默茨。英国急救护士队的特种部队部门的12个成员也来了，他们都站在克里斯蒂娜的坟墓边。拄着拐杖的特雷莎·卢比恩斯卡女伯爵是克里斯蒂娜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她的同事。五十多岁的时候，她就成了波兰地下运动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女伯爵衣服的一个贴身袖子下面印有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标志。

代表波兰方面来参加悼念的是斯坦尼斯劳斯·科潘斯基上校，英国方面由格宾斯空军少将代表，法国方面则由一队在韦科尔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来代表参加悼念仪式。

在教堂，经过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之后，护柩者人员就把棺材抬往了墓地。在这些护柩者中，有安德鲁·肯尼迪、斯卡贝克上校和安德鲁·斯卡贝克。法国马基游击队队员把红白相间的国旗丢进了他们的“保利娜小姐”的坟墓里。为了让克里斯蒂娜可以在她祖国的国土下安息，一袋从波兰运来的泥土撒在了克里斯蒂娜的坟墓上。此刻，忧郁、沉闷之情袭上了那些追悼者心头。随后，一切都结束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