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因搬迁准备工作的混乱、焦急、疲劳，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第一批车队专门为家眷空出的一辆有篷客车，于10月2日离开了昆明向四川李庄进发。据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说，她们所乘的那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其年龄从70岁的老人一直到怀中的婴儿，各个年龄段的男女应有尽有。由于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要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需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泸州。按照石璋如许多年后的回忆，从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除了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当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经南溪上行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的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只有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3)

包括载家眷的有篷车等三辆汽车，经过了近两个星期的风霜露宿，“一路受了颠沛之苦”（董作宾语），总算安全到达了泸州南岸的蓝田坝。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的交涉下，人与物资一起转入民生公司轮船，沿江西行至宜宾，再转乘小型木船到达李庄。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得到消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王子杰转呈四川省政府报告说：“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

11月12日，由史语所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的小型驳船运往李庄。意想不到的是，刚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的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恰恰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重庆的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斯年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竟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箱珍贵书箱翻落水中。骂过之后，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和向民生公司通报，以便处理善后事宜。

在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共同晾晒救治。大约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中途发生意外，在昆明最后一批押车启程的石璋如，途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摔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的箱子大都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的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人憋着闷气到当地去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寒风呼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了四天的装船押运，全船物资才算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物资已抵达李庄，众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并深深地嘘了一口长气。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办分房事宜。

当傅氏前往李庄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而来。当时人口只有三千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李庄士绅和民众敞开了博大胸怀，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者不拒，尽数接纳。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且李庄乡绅发的电文也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中研院所属机构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院落房舍分配上，如同当地豪门大户分家，就形成了正房夫人与偏房二奶、三奶、四奶及小妾的主次关系。同济大学凭着所具有的开山鼻祖地位，自然拔得了头筹，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场所，如“九宫十八庙”及“湖广填四川”的各种会馆、祠堂等，均被其所占。如南华宫成了同济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大图书馆，曾家祠堂成了体育组驻地。镇内位置最正、规模最大、厅堂最好、院内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在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让这些掌管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办学习班”，以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待抗战胜利后再出来工作。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镇内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还作为学院解剖、实验场所使用。当地驻军十八师的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的偏殿内，经学校委婉劝说，也移迁它处，调给同大使用。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4)

与同济大学相比，来李庄的中研院三个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则相对逊色了许多。史语所占据了离镇五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住居地——伏牛山板栗坳（栗峰山庄）。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罗常培来李庄时，对这座山庄的位置和形势做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能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蜀道难》）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居一座大山的山顶，要到那里需过田埂，穿树林，上山需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的大本营，毕竟像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一统，除有房舍存放大批物资外，还可安置研究人员和家眷住居，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来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能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租房住居。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艰，乐意上山与众人一起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些人不想顶风而上。但傅斯年有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共同搭火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义的日子。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明亮宽敞一些，职级低的自然要在小黑屋里蹲着。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大院落为主。 按照各机构的座次排列，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此次是被迫来到李庄，因其本身与中央研究院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面对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只能在工作、生活方面给予一点道义上的照顾与支持。作为主持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因在离开昆明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才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到李庄。此时，营造学社的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已在李庄郊外约三里的上坝月亮田找到了一处农舍安居下来。这所农舍属于普通的川南民宅，原有几个当地农民住居，林徽因来后他们搬到别处，把院房全部让给了营造学社。其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院中各有平房几间，梁家与刘敦桢一家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用房。梁思成到来后，在本地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人看书、绘图、写作之用

p>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参看，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编写，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可以慢慢做下去。相对这几家机构而言，陶孟和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p> 陶孟和是中国较早留学英国的海归派，当他在北大做教务长时，傅斯年正在北大国学门读书，算是傅的师辈人物。后来陶孟和辞别北大主持创办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陶氏率部由北平迁南京，成为中研院下属的一个所。1937年抗战开始后，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至桂、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

p> 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谈判，当陶孟和一行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后，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1941年10月28日，陶孟和致电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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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川道上的流亡客(5)

尽管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但由于两人的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原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往。现在，李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是事实，但当地居民都在此住居，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就算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息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也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李庄的士绅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任何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弄了个措手不及，陶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