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大队人马竟一时不知自己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汽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病倒，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悲惨凄凉的景象。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得和李庄的罗南陔、张官周等士绅协商，把社科所的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后，一切待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直到1941年5月中旬，陶孟和等人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住居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000人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他们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1)

梅贻琦一行刚刚离去，成百上千的土匪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李庄云集而来，并对史语所实施抢劫。此举令史语所、社会学所、同济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为惊慌，急电重庆详述经过。傅、朱闻讯，同样大为震惊，立即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报告，在俞大维、张群、陈布雷等高官的协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令成都行营与宜宾行署联合派兵剿匪，以保证李庄科研机关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的安全。成都与宜宾方面立即行动起来，急派一个师的兵力，由宜宾行署专员、原川康边防军副司令、陆军中将冷寅东任总指挥，乘火轮赶赴李庄对散落于长江两岸与山林荒野中的众匪予以围剿打击。

就在宜宾至泸州长江一线枪炮声此起彼伏之时，有一个人自昆明悄然来到李庄探望梁思成夫妇。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老金的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看望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韵味，他给予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因梁启超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同为北洋军阀时代的高官，又是多年的挚友，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在北平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很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便横生了一股狂涛巨澜。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受到各方排挤被迫卸任后，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他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这个时候徐志摩在外留学已三年，在欧美国家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百炼成钢的情场老手。林徽因则是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美少女，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很快施出瞒天过海勾魂术向林徽因发起了爱情攻势，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孟州道上十字坡下孙二娘店中的蒙汗药或七步断魂散一比高下。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的惶恐失措就成为一种必然。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予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徐、林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

按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的说法：“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24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16岁的女中学生。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1922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不重合的圆》）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2)

事实上，林、徐之间的事情远没有梁从诫说的那样简单。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作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正式离婚。在徐的表弟、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所编的《徐志摩年谱》1922年徐氏离婚条下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同年秋，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南方家乡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后，于12月来到北平。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了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手腕，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情，与己共结百年之好。

然而，徐志摩一到北平，便发现事情已没有他想的那样简单了。当他尚未见到林徽因，更未能倾诉久积在心中的离别之苦、相思之情时，却意外收到了自己的导师梁启超一封言词颇为凌厉的长信。信曰：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梁启超其信，表面上看是站在徐志摩之妻张幼仪与张氏家族的角度，同时又出于呵护弟子的考虑所发出的慷慨激昂、饱蘸感情的训谕。此谕令徐志摩大为惊诧，犹如劈头挨了一记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茫然不知所措。待慢慢苏醒过来，回味再三，蓦地意识到表面之下另有深意，这是自己的导师亲自动手所埋设的一道防线，意在阻挡自己威猛前行的脚步，以时间换空间，成就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好事。一旦认清了导师的这一真正意图，徐志摩怒火攻心，决定不再顾及师生的名分，不畏“庸俗忌之嫉之”之痛责，誓与这位显然已站到情敌队伍中的恩师公开叫板儿，以彰显自身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徐在给梁启超的回信中，慨然答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情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梁启超见这位弟子不但不吃自己那一套，看样子还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并有揭竿造反，势要把自己的儿媳活生生地劫走之狂妄野心。面对如此严峻情势，梁启超加紧了与林家的攻守联盟，很快又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就在徐志摩声称要拉杆子造反，寻求“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几天之后，梁启超于1923年1月7日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披露道：“思成和徽因已互订终身。”接着谈到了各方面的意见：“我告诉他们，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不过，我希望他们在订婚之前一定要先完成学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马上订婚，他们的朋友也多半这么想。你认为呢？”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3)

随着这一消息在亲朋故旧中广为流传，梁思成与林徽因缔结百年之好的大局已定。仍蒙在鼓里并痴心不改的徐志摩，尽管热血满腔，激情荡漾，咬牙切齿地要“如此而已”，无奈前路已被斩断，回天乏术，眼看着梁家在这场爱情角逐中公然拔得头彩，自己只好强忍悲痛，暂时偃旗息鼓，蛰伏下来，暗中等待时机，准备做新一轮的绝地反攻。

梁思成乃清华出身，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著名人物。梁思成本欲在这一年出国留学，但一次意外的车祸，不得不使他推迟一年。

关于这次事故，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当时在北平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平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这个版本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另外一个版本是：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平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按：1915年5月7日是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刚出南长街，就被北洋军阀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在地。梁思成当场血流满面昏迷不醒，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将梁思成从出事地点背回家时，梁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经送协和医院紧急检查，梁思成左腿骨折加脊椎受伤。而梁思永只是嘴唇碰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北京各报都做了报道并借机大加渲染。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有好事者考证，第二个版本当更可信一些。极其不幸的是，这次车祸导致梁思成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后来发现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落下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此来支撑上半身的体重。因这次意外事故，梁思成只好决定推迟一年出国。

1924年，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起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权威时，毫不讳言地说是得益于林徽因的提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