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已由北大同窗好友而演化成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刊于周刊。顾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楚图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顾颉刚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觉’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

顾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又在《自传》中回忆说：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再也不会像对待李长之那样“群声喊打”或“驱逐出境”了。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云云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群声叫好声中，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4)

吴与费当时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师徒几人在昆明搞了一个民族学会的山头，并扯出大旗，占山为王，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已遍走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是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辈，借战乱之机欲在云南边陲拉杆子、立山头、竖大旗，占山称王，这自然就被傅斯年与学术界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当年在广东中山大学时，顾颉刚因受不了傅斯年的火爆脾气与压迫，索性弃却与傅共同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赴北平燕大任教。傅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再度暴跳起来，并找别人捎话转告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听后则反唇相讥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初冬，也就是傅斯年欲离重庆回李庄长期住居的前夜，燕大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徙，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自己哥哥在清华时候的同班同学梁思成（梁为筹款到重庆化缘）。在梁的陪同引荐下，慕名投奔傅斯年，欲在其治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意想不到的是，见面后，傅斯年问清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对方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世襄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跟随梁思成乘江轮溯江西行，去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而此时的梁思成在经济上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穷得连儿子一双鞋子都买不起的地步，他和他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依靠李济主持的中国博物院拨给的几个在编名额，勉强领一份薪水，再加上变卖自己的衣物艰难度日。但梁思成感念清华同学之谊，决定把王世襄留下，走投无路的王氏才算是在中国营造学社落下脚来，有了一个时刻都要摔碎、打掉的泥盆饭碗。许多年后，这位“麒麟送给世界的最后一个儿子”（车前子语）、“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王世襄，谈起当年这段学界恩怨时，仍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悲凉。当然，这是后话。

且说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自是怒火攻心，根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兵家战略，立即决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吴、费联盟扼杀在摇篮里。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已经占山称王的吴文藻见傅、顾集团舞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彻底、干净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吴文藻亲自秉烛焚香，筹划密谋，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率领部分精兵强将一路喊声震天地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堡垒。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傅斯年挥舞令旗，一面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予以迎战，一面致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大权在握的学界统帅，“拉兄弟一把”，并给予自己道义与火力上的配合与支持，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