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注：此信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档案》，由史语所副所长王赠予赴台访问的梁思成胞妹梁思庄外孙杨念群，后在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所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首次披露，以下书信均转载吴著。）

信中看出，傅斯年对梁氏兄弟大为赞颂，这除了梁家兄弟的人品学问皆出类拔萃之外，当然还有促使大权在握的朱家骅为之心动并竭力襄助之意，此种处心积虑的安排，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令后人感到有些突兀的是，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当时写此信的傅斯年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客厅”的纠葛与过结吗？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1)

从傅斯年、冰心的人生历程看，二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没有明显的矛盾。据梁实秋与费孝通等人说，当年冰心留美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和诗人，加上外表文静高雅，得到了许多热血正盛的男生青睐，一时间求爱者云集，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块充满野性与朝气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爱情追逐大战。但在五彩缤纷又夹杂着刀光剑影的情场上，多路来攻的英雄豪杰只能在围城之外来回兜圈徘徊，无法破门而入，来一个生擒活拿。纵然有强悍之将如顾毓者，用尽全身气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强攻，其结果仍无法突破冰心那冰冷如铁、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大败而归。在各路攻取的人马中，平时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坚信世间无不破之城与不盗之墓，乃抖起精神，以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巧取制胜之道，利用独特的火攻战术，几个回合下来，冰心防线产生雪崩，从而一举拿下，吴文藻取得了令人喝彩又心怀嫉妒的辉煌战绩……而这部大片中上演的一切姻缘际会、爱恨情仇，与傅斯年皆毫无干系，可见傅对冰心的轻视，与世俗的爱情观或弗洛伊德的情爱欲望理论都没有直接关联。

有人谓冰心当年写《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讽刺林徽因与“客厅”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影响，引得与“客厅”有联系的傅斯年大为不快，并对冰心如此轻率加轻狂的做法，产生了厌恶与轻视之感，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借向朱家骅进言的机会，正好把林徽因与冰心放在一起做一对比，以扬林抑冰的方式，达到出一口恶气的目的云云。

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晚年曾做过高官，且一直坚持认为建国后知识分子非来一场“改造”不可的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勒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说过这样的话：“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朱学勒等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在60年代，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被活活整死。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氏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折腾了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傅斯年档案馆保存的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2)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主要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据顾的女儿顾潮说：“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父亲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此前，曾被鲁迅呼曰李“天才”的李长之，因写文章讽刺、批评云南方面的人事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这场风波，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有提及，他说道：“因校役之懒惰，想起李长之事。李清华毕业，在校主持周刊，而有色彩，专作攻击学校、诽谤教师的文字。芝生荐于迪生为云大国文系教员。近在《宇宙风》发表一篇小品文字，闻有云南人不如牛之句（予未见原文），惹起本地人士反对，且事为龙主席所闻。据云绥靖公署欲请去谈话，李乃大恐，或云坐飞机离滇，或云坐长途汽车他往。听说迪之亦且为此称病若干时日。在滇人对此事固器量狭小，但李初出茅庐，学得士林恶习，得此教训亦好。然本地人中殊有些偷懒习惯。”（《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浦薛凤所说的芝生与迪之，乃冯友兰与云大校长熊庆来二人的字。言及的李长之（1910—1978），乃山东利津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发表散文作品《我所认识的孙中山》等等。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等。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6年26岁出版《鲁迅批判》——这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看过的批评鲁迅的书，因而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教职。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期间文学研究著作颇丰，号称一天能写一万八千到二万字的长文外加两篇随感。重要的著作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均获学界极高赞誉。

因李长之早年在一篇文章中鼓吹“天才”理论，说自己是天才式人物，并谓“大自然是爱护天才的”云云，因而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写给胡风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李“天才”正在和我通信，说他并非“那一伙”（指第三种人），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过他几句，但归根结底，我们恐怕总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过“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李长之到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时间是1937年秋，比联大师生来昆明早四五个月。初来乍到，对昆明印象不佳，激愤之下，于1938年3月写了一篇《昆明杂忆》，发表于由上海迁往广州的《宇宙风》杂志。文中对昆明的地理环境、人的懒散、缺乏效率等进行了嘲讽与批判。特别独出心裁地把牛与人放在一个时空里对比，最后得出了一个“人不如牛”的结论。

正是李长之没有注意这些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专门在生活细节上做一些挑刺文章，并自以为是地嘲笑抨击昆明人，就自然地引起了当地土著的众怒，整个云南舆论界对此反应强烈，社会各界人士群起而攻之，据说连省主席龙云也表示了“震怒”。在群声喊打的情形中，李“天才”长之先生只好溜之乎也，或谓“被云南人驱逐出境”。（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而邀请他来昆明的云大校长熊庆来也为此大受连累，弄得苦不堪言。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暗中叫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云云。（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3)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李长之事件和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