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讲了这样一番话：“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

把邓小平这段话恢复成文言，就是：“黄狸黑狸，得鼠者雄”，和聊斋的原话，一字不差！

蒲松龄原来拟的篇名是《秀才驱怪》，后来将“秀才”二字轻轻勾掉，但“秀才”仍清晰可见。这个七百多字的故事，写一位“巨公”知道徐秀才有对付妖怪的办法，将他请到家里，但是不告诉他缘由，只将徐安排在花园里。半夜时妖怪来了，徐某将被子蒙到妖怪的头上大叫，妖怪吓跑了，不再出现。巨公“吃了泰山不谢土”，设好了局，令人上钩，别人驱怪，他坐享其成。但不管怎么说，谁驱走了怪，功劳就该是谁的。所以蒲松龄在“异史氏曰”用“黄狸黑狸，得鼠者雄”说明小说的寓意。

蒲松龄当年在穷困的情况下写聊斋，曾担心没知音，没人读懂《聊斋志异》。曾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当年穷秀才苦求知音，现在他的知音遍及各角落，包括中南海。

邓公点铁成金，将志怪故事的哲理，用到发展经济、不拘一格降人才上。我的《邓公和聊斋》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有一天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打电话告诉我：他听小平同志讲过，刘伯承讲“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比他早。

对古典名著，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人的读法，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人的欣赏角度，一万个人有一万种接受方式。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主席约见文艺界何其芳、陈荒煤等时曾谈道：聊斋可以做清朝的历史来读，鬼故事《席方平》其实写的就是官官相护、残害人民。这是一位从事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伟人对聊斋的部分解读。而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读聊斋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著名的、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论断。实在太神奇了。

苦行僧转世蒲留仙(1)

《聊斋志异》是部神奇的小说，而《聊斋志异》作者本身的出生就带有几分神奇的色彩。

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槃做了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身披袈裟、瘦骨嶙峋、病病歪歪的和尚，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贴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槃从梦中惊醒，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他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下，蒲槃惊讶地看到，新生儿胸前有块铜钱大的青痣，跟他梦中所见病和尚胸前的膏药大小、位置完全符合。

说自己是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杜撰的故事。

中国古代作家喜欢把自己的出生蒙上神奇色彩。李白是母亲梦太白金星入怀而生，取名“白”，字“太白”。陆游是母亲梦到秦观（少游）后出生的，取名“游”，字“务观”。而蒲松龄是父亲梦到苦行僧入室出生的。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本是读书人，后弃儒经商，渐成小康之家。蒲松龄青年时在父亲羽翼下安心读书。当地人又口耳相传，说蒲松龄曾在青云寺苦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专门到青云寺考察，那里地处深山，寺院巍峨，古松参天，野花遍地，清幽寂静，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蒲松龄有多篇诗歌写到青云寺，当地居民也传说着蒲松龄在青云寺苦读的轶事。

但蒲松龄青春苦读的好日子没过多久，25岁时，他分家了。蒲松龄的两个哥哥是秀才，两个嫂嫂却是泼妇。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整天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只好给四个儿子分家。家分得很不公平，好房子好地都给哥哥分走了。蒲松龄分了薄田20亩，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找堂兄借了块门板，带着妻子、儿子搬进去。他分到240斤粮食，只够一家三口吃三个月。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开始了长达45年的当私塾先生的生涯。

私塾先生是得不到功名的读书人的出路，寄人篱下的生活很辛酸。蒲松龄写的《闹馆》里的教师和为贵向雇主承诺：我虽然是来教书的，但刮风下雨我背孩子上学，放了学我挑土垫猪圈，来了客人我擦桌子端菜烧火。教书先生简直成全能仆人了。这当然有点儿夸张，但身份低微的农村私塾先生的生活确实艰难。他们待遇不高，一年能拿八两银子就算不错了。而维持一户庄稼人的最低生活得二十两，这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的。蒲松龄教书一年挣的钱，还不够大观园半顿螃蟹宴的花销。蒲松龄三十多岁时，四个孩子陆续出生，父亲故去，老母在堂，他到了家徒四壁妇愁贫的地步，有时他不得不卖文为活，替别人写文章挣几个钱，比如说写婚书、祭文，报酬不过一斗米或一只鸡，两瓶低档的酒。蒲松龄最犯愁的就是怎样不让催税的人登门？当时官吏为了催税，搞所谓“敲比”，就是把欠税人拖到公堂上打板子，有时活活打死。蒲松龄为了交税，要卖掉缸底的存粮，卖掉妻子织的布，甚至卖掉耕牛。他抱怨土地：怎么谷穗不直接长银子？蒲松龄经常在诗词里叫苦叹穷。他的《除日祭穷神文》说：“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蒲松龄，这位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自称苦行僧转世的大作家，一生确实很贫苦，始终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

现在一些走红作家常进出高级餐馆，海参宴，鱼翅宴，甚至黄金宴，用山东老百姓的话说，简直“吃黄了牙”。大作家蒲松龄当年常吃些什么？

几年前有家电视台播出个“蒲家菜”，推出色彩鲜艳、“清淡可口”的四菜一汤，说是蒲松龄常吃的。这“蒲家菜”很精致，但未必是蒲松龄常吃的菜，菜的原料鸡脯肉、海米、玉兰片，清淡固然清淡，却与“清贫”离得很远。这是吃腻了肥鸡整鹅的阔人换口味，价值在鱼肉之上。穷秀才蒲松龄哪儿有常吃这四菜一汤的经济实力？

苦行僧转世蒲留仙(2)

如果从蒲松龄作品中求证，可以发现，喜欢随手记下所见所闻所吃的蒲秀才，从没记载他常吃鸡脯海米之类的“四菜一汤”。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写到很多菜蔬。山珍海味不多，农村老百姓的菜不少，“春半灰苔生旧圃，夏初扁豆上高棚”，“金酒刀蚕皆豆种，东西南北有瓜名”。蒲松龄把曲曲菜、婆婆丁、榆钱、杨叶都写进去，而且仔细写如何做这些野菜。但《日用俗字》没写如何发海参鱼翅、如何做山珍海味，看来蒲松龄的饮食习惯跟《红楼梦》的刘姥姥相似，相当于中农水平。

灾荒年，蒲家没有干粮吃，煮锅麦粥给孩子们填充饥肠，几个孩子对粥群起而攻之，大儿子拿着饭勺到锅底捞稠的，喝得“呼噜呼噜”，满身都是。二儿子还没有跟哥哥争抢的能力，拿了碗叫着和哥哥抢勺子。小儿子刚会走路，为了抢粥把盆碗都踢倒了。女儿又饿又不敢参加争食，可怜兮兮地看着父亲。蒲松龄心酸地担忧：我怎么养活这帮饿肚子的孩子啊！……《日中饭》记叙了这个有趣而令人心酸的场面：“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这是蒲松龄青年时代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词《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写的是中年时的生活：“到手金钱，如火燎毛，烘然一粹完之。”岁末敬神没有好菜，只有瓦炉的袅袅青烟和浊酒三卮。蒲松龄风趣地说：灶神不会因为敬神不丰，就到上天说坏话吧？

《青鱼行》是蒲松龄晚年的诗，写蒲松龄看到青鱼很眼馋，可是吃不起，“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青鱼是低档次的鱼，晚年的蒲松龄仍吃不起。年过古稀的蒲松龄还经常吃不到肉。71岁时他有这样的诗句：“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

蒲松龄的饮食水平相当低，按阶级划分，大约相当于“下中农”的水平。上世纪80年代我陪一位美国博士去蒲家庄。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鲁童热情地用“蒲松龄写过的煎饼和蒲松龄常吃的菜”招待。我相信这可能真是蒲松龄在春季、且是他经济比较富裕时吃的菜：韭菜炒豆腐、鸡蛋煎香椿芽、凉拌曲曲菜、蒸榆钱儿。

美国博士说：在中国走了那么多地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

吃到蒲松龄吃过的食物，被外国朋友看成是来华访学的最大收获。

看到煎饼，洋博士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哇！这就是煎饼吗？这就是蒲松龄写的‘圆如望月，大如铜钲’的煎饼吗？我还一直以为煎饼就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大饼呢，原来不一样。”

我一边教洋博士怎么把韭菜炒豆腐卷到煎饼里，一边讲蒲松龄后人给我讲的“三老祖”（蒲松龄排行老三）“唐诗待客”故事：

有一次，蒲家来了几位朋友，蒲松龄想招待朋友吃饭，家里却只有六文钱。他的妻子刘氏愁得很，蒲松龄却说好办好办，如此如此……他让刘氏用两文钱买韭菜一把，两文钱买豆腐渣一团，两文钱买冬瓜一个，从门前柳树上掐下一把嫩叶儿，从鸡窝取出两个鸡蛋，便做起菜来，每上一菜，蒲松龄都说这菜有一个别致的名字：

第一道菜是清炒韭菜上铺蛋黄，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第二道菜是焯好的柳叶撒上细盐围一圈儿蛋白，是“一行白鹭上青天”；

第三道菜是清炒豆腐渣，是“窗含西岭千秋雪”；

第四道菜是清汤上飘着冬瓜刻的小船，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美国博士听到这样的“蒲家菜”，哈哈大笑。

“唐诗待客”可能是传说，但我认为，比较合乎蒲松龄实际的生活水平，还带点儿“苦中取乐”的意味，跟他春节祭神写的词相似。

执着可悲举人情结(1)

蒲松龄自称苦行僧转世，他的“苦行僧”生活除了生活贫苦之外，最主要的是科举考试考得苦。这位天才大作家执着而可笑的举人情结尤其令现代的研究者和读者觉得不可思议。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教授一起到蒲松龄故居访学，我们在蒲松龄墓地一棵树干上看到一首歪歪斜斜的打油诗：

失却青云道，

留仙发牢骚。

倘若中状元，

哪有此宇庙？

“乱弹琴！”殷孟伦教授气呼呼地绕树转了一圈儿，停下脚步又把打油诗念了一遍，然后，长叹一声，“它倒有几分道理！人哪，就是生于忧患，隳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以成！”

假如蒲松龄当年科举顺利，封建社会数以万计的“知县大老爷”可能增加一员，而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蒲松龄的才气肯定超过很多状元，但他总考不上举人。过去人们试图对蒲松龄考不上举人作出解释，有个说法是：蒲松龄写鬼狐讽刺人，他参加乡试时，鬼狐就“入闱”干扰他……这个说法跟蒲松龄摆茶摊收集写作素材一样，是无稽之谈。

说来有趣，蒲松龄一生科举不得志，恰好从他少年得志开始。

顺治十五年（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参加科举考试，在县、府、道三试中名列榜首成了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大诗人施闰章。清初诗坛号称“南施北宋”，指的就是安徽的施闰章和山东的宋琬。施闰章给童生道试出的第一道题是《蚤起》。“蚤起”题目出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形式上有严格要求，写多少字，分几段，都有具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内容要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是“蚤起”，顾名思义，就该模仿孟子的语气，阐发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却写成了既像小品，又像小说的文章。文章开头写：“我曾经观察那些追求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的功名，小人追求发财致富，有些人自己并不富贵却迫不及待地伺候在富贵者门前，唯恐见晚了，至于那些悠然自在睡懒觉、无所事事的人，不是放达的高人，就是深闺的女子”（原文为文言）。这哪儿像八股文？这是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干脆虚构起来，写齐人之妇，夜里辗转反侧，琢磨追踪丈夫。文中有人物心理描写，有人物独白和对话，很像小说，这样的文章怎能符合八股文要求？但蒲松龄遇到的是大文学家施闰章，爱才如命的施闰章。施闰章欣赏蒲松龄对人情世态栩栩如生的描写，他认为，蒲松龄把人们追求富贵的丑态，通过“蚤起”两个字，写活了，写绝了，他写了八个字的批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