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于人大新闻系摄影专业，属于专业对口、真心喜爱摄影，并愿意为此献身的狂热之徒。因为天赋高、教育好、吃苦多，年龄比老鸭小而成就比老鸭大。惟一不好之处是和老鸭我同居一室，厮混太久，沾染了一些老鸭的散漫习气。

早在1986年上大一的第一个假期，卫兵就自费深入大别山，拍了一堆反映穷苦百姓的黑白胶卷，独自冲洗放大，在学校图书馆前举办个人影展——《大别山你听我说》，一鸣惊人。次年，他又把镜头对准北京平民的市井生活，再办影展——《镜头在这里延伸》，从此确定平民视角的采访风格。

分到新华社摄影部，卫兵和老鸭同在一组，属于“负责社会新闻”的“垫底儿记者”，整天骑着自行车，上午卢沟桥，下午首都机场，练就两条“飞毛腿”。卫兵仗着年轻，脚力更在老鸭之上，下班后一路信步骑到首钢，和下基层锻炼的大学生“挤了一宿”，顺手拍回《大学生学开车床》，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头版破栏采用，令老鸭艳羡不已。这是该年最早反映大学生下基层的新闻图片。照片发出不久，卫兵自己也跑到大西北劳动锻炼，他所去的甘肃定西——是他们那批下放地区中最艰苦的一个。

卫兵为人狷介，在甘肃分社锻炼时，“拍照拎着相机，领导发言时来回走动”寻找角度，被老同志认定“不懂规矩”。此外他还在摄影之余采写文字，被酷爱传统的老同志斥为乱了革命传统，乃至状告北京，说是受了老鸭这样的不良影响。以至卫兵回到北京总社好多年，还不敢再动笔写字。

在甘肃老实锻炼的一年中，卫兵大半时间泡在“苦甲天下”的定西地区，军大衣一身褴褛，胡子头发又脏又长。当地一脸沧桑的老村长也忍不住肃然起敬：“老刘，您的娃几岁了？”23岁尚未婚配的卫兵反倒觉得自己挺成熟。闲来无事，独自跑到黄河边练“黄漂”。“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年锻炼下来，不仅胆大包天、体壮如牛，而且学会在浑浊的黄水中逆流而上，从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96年内蒙古大火，身为中央组记者的卫兵主动请缨飞赴中蒙边界，搭乘破旧的直升机冲进火场。1998年九江大水，卫兵高烧坚守九江大坝……感动得领导后悔对卫兵重用晚了，早就应该慧眼识珠呀！

卫兵在香港驻站两年间，每年发稿五六百张，摄影、文字有声有色。从前线归来后还在老鸭的后院——《世界博览》连载纪实作品《奔波在战争边缘》。由于图文俱佳，羞得老鸭不敢再向《世界博览》供稿。

“9·11”事发第四天，新华社把卫兵从维多利亚湾调往即将爆发大战的阿富汗前线。尽管巴基斯坦通讯线路极差、器材不断地出问题，可难得卫兵不忘老鸭那句名言——“传真是新华社的生命线”，一去60多天，向北京发回传真照片300多张。作为中国首位奔赴战区的摄影记者，他“维护了新华社记者的金字招牌”。只可惜卫兵为“兵”时间过长，早已习惯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敢“违规”进入阿富汗中心战场，被老鸭哂为：“令人遗憾的前线记者。”

卫兵信奉“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实干活”，10多年来发表新闻照片五六千张，过度劳累心力交瘁，看上去比年龄大一轮：满脸褶皱、头发稀疏。偶尔感叹“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但矢志投身“充满活力、服务党和人民的摄影事业”的痴心不改。难得知恩必报的卫兵玩命干活之余，总记挂着那些关心、帮助他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没有新华社大家，也没有我小家”，连我这样鸭嘴漫天乱铲的老鸭也念念不忘。

奔波在战争前线 唐师曾序(2)

端了十多年相机的卫兵老弟还擅长舞文弄墨，朴实无华的《奔波在战争前线》正是摄影记者一贯追求的终极目标。尽管《奔波在战争前线》没有小说离奇曲折，但每个字都凝结了卫兵老弟的血汗。《奔波在战争前线》全书不仅说得好、写得好、拍得好，而且真正干得好。书如其人，我把光明磊落、淋漓痛快的卫兵看作老弟，爱屋及乌，连他那未老先衰的稀疏头顶都觉得阳光灿烂。

2002年9月11日

于北京八宝山新华社宿舍

奔波在战争前线 引子(1)

2001年9月14日，香港，一个平常的日子。作为新华社也是国内第一个派往阿富汗战争前线地区的摄影记者，我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了北京总社发来的紧急调令。这是“9·11”事件后的第三天。

当天晚上八九点，我忙完了一天的采访，和分社的女同事皇甫去附近的太平山爬山。登太平山观赏维多利亚湾夜色，是许多到香港旅游者的最佳选择。从分社到太平山走路仅十多分钟，平日里，分社许多人都喜欢到这里锻炼身体、放松休闲。我们沿着山间的石板路拾阶而上，阵阵微风从两旁茂密的亚热带植物丛中轻轻拂过，送来林间特有的清香。一向钟情大自然的我，心情格外舒畅。我们沿着宝云道环山而上，走到一处石桥边向北眺望，恰逢皓月当空，晚风拂面，五颜六色的灯光将维多利亚湾装扮得格外动人，让人流连忘返。

正当我俩沉浸在眼前的美好景色时，兜里的手机突然叫起来。一接竟是分社副社长左毅打来的电话，我连忙问领导有什么事，老左支吾着说“有点儿事”，但“等回来再说”。我听说不急，就没在意。过了一会儿，老左又来电话，还是说“等回来再说”。让领导不停地打电话叫总不好，我们连忙下山。一路上，我和同事都觉得挺纳闷，“这么晚了，领导有什么事弄得这么神秘？”我实在有些不解，“即使布置采访任务，也用不着社领导出面呀？”“会不会和美国要打阿富汗有关？”皇甫闪动着大眼睛猜测着。她的话让我俩顿时紧张起来。“应该不会”，她连忙认真地补上一句。我加快了脚步，心跳也随之加速。

我急匆匆地返回分社，径直来到左社长办公室。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老左正闷头抽着烟，表情较平日严肃。看到我进来，他连忙站起身像往日一样递给我一支大中华烟。

“老左，什么事这么急？”我有些迫不及待。

“你猜呢？”老左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是不是派我去前线？”我嘴上急心里更急。

老左嘴角动了动，顺手将一份标有“总社急件”的传真递到我的眼前。急件内容是：“速派亚太总分社摄影记者刘卫兵赶赴巴基斯坦，并伺机进入阿富汗战地采访。”签发人是新华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马胜荣。

我愣住了。一个既让人心动，又让人感到非常突然的事情，如今却实实在在地摆在我的面前。

那一瞬间，我似乎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热血沸腾的滋味。

采访战争，对于从事了十多年新闻摄影工作的我来说，从来就是个充满危险、充满刺激、充满诱惑力的“英雄壮举”。1989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新华社从事摄影采访报道工作，出于职业的习惯，我更加关注有关战争、灾难的报道，一直对那些冒着战争的危险奔波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和他们的经历既好奇又羡慕。与此同时，我也深知，战地记者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从过去到现在，全世界每年有许多记者葬身于战火之中，这其中就包括在科索沃战争中牺牲的我们新华社同事邵云环等。

然而，现实中对绝大部分记者、特别是中国记者来说，“采访战争”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的想法很简单，中国可能有几十万记者，新华社有数千名记者，作为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分之一，轮到我去采访战争的机会实在渺茫。

但有时，现实和理想仅一步之遥。

“你有什么想法和困难，尽管提出来，组织上会考虑。”老左打破了沉默，试探性地问。曾经采访过柬埔寨内战、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深山密林的老左，此时此刻是在真心为属下着想，他知道，我在北京的儿子那时才刚刚一岁多。

“您是让我表态吧？”我抑制不住剧烈的心跳，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自言自语。

屋子里一片寂静，我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进入新华社工作十多年，组织上交给过我许多采访任务，我从未犹豫过，这次也一样，这是我的工作。”不知不觉中，我的声音变得有些粗重。

奔波在战争前线 引子(2)

在老左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注意安全”之后，我们的谈话宣告结束了。后来才知道，派我去前线的事儿，分社领导两天前就从总社那里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说。难怪那两天，领导见到我时的样子有些不自然。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脑子里一会儿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一会儿是远在北京的老婆孩子。

此后两天，我心里一直很矛盾，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家人。看我闷闷无语的样子，办公室副主任范大姐几次关切地问：“告诉夫人了吗？”一向要面子的我只得装作没事儿一样回答：“没问题，过两天再说吧。”

距出发的时间不多了，我只得将事情“轻描淡写”地告诉了夫人纳新。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纳新会强烈反对，谁知她竟表现得比较冷静，连说几个“没问题”后，问我去多长时间，其间还抱过儿子对着电话“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我知道夫人的聪明，她心里虽然担心，可也清楚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拦也拦不住。末了，她提醒我千万别忘了带上我俩曾在雍和宫求的护身符。

后来得知，“9·11”事件发生后，新华社立刻成立了“9·11”事件策划报道领导小组。随着美国声称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局势日趋紧张。由于当时新华社在阿富汗没有分社，其多年来的日常报道均由新华社伊斯兰堡分社负责。而新华社在伊斯兰堡分社等周边国家分社的人员较少。总社领导果断决定：调兵遣将，增援前线。这一任务最早交给了专门负责亚太地区报道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是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经过多方考虑，鉴于我曾经有过多次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经验，又曾经两赴巴基斯坦采访，各种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将我选为最早一批派往阿富汗前线地区的摄影记者。

第一章：逆风千里奔赴战场

接到调令的第二天，我到湾仔巴基斯坦驻香港领事馆办理签证时正赶上休息日，有过一面之交的签证官不慌不忙地让我等两天。我急了，扒着窗户向他诉说中国记者到巴基斯坦采访的重要性。签证官被我磨得没办法，很快为我办好了签证，临别时还送我一句：“回来见。”

之后几天，在分社领导“全力配合”的指示下，分社各部门的同事都在围着我一人转。我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办理签证手续、准备摄影器材、调试通讯设备、购置各类物品等，每天忙碌到深夜两三点钟。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的好友、香港《大公报》摄影部主任郑雷还帮我选购了前线采访所需的数码相机磁卡、战地靴等必备物品。直到出发前的几小时，我还和技术人员跑到九龙半岛那边的一家公司去调试新买的数码相机磁卡。我曾多次向分社领导表示，通讯传真线路的问题是我最担心的。

在购买机票时，我遇到了新的困难。香港直接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很少，一周只有两班，最近一架航班的普通舱机票早已售完，只剩下两张昂贵的公务舱机票。负责帮着定票的同事犹豫地向分社请示，分社领导当即表示：“去前线采访，花多少钱也没问题！”组织上这句不经意的话，却使我颇受感动，“为了这句话，也要干出个样子！”我这人受人滴水之恩便总想着回报。最后，我拿到的这张香港到伊斯兰堡的往返机票硬是花了分社14936元港币（约合1900多美元），比普通机票贵很多。

临走前的那两天，我的手机差点被打爆，平均每天都接到香港和北京同事、朋友们打来的数十个慰问电话。摄影部主任徐祖根一方面叫我保证安全，一方面提醒“要多与美国和英国记者在一起”，理由是“美国的导弹总不会炸美国人”。摄影部副主任徐步打来电话说了10分钟，仅“注意安全”就说了不下十几遍。分社摄影组的同事沈桥严肃地告诉我，到前线后务必要买顶维族的白帽戴在头上，以免受到伤害。临走的前一天深夜，一帮香港新闻界的朋友硬是把我拉过去吃送行饭，还一个个涨红着脸非要拍张留影。出发的当天，我人大的老同学、中央电视台驻澳门分社记者李风得知消息，一大早便坐船赶到香港，在分社外面等了一两个小时后，硬是拉着我喝了“壮行酒”。

告别香港(1)

北京时间2001年9月18日晚8时，香港湾仔霎西街5号，新华社香港特别行政区分社里，直通车库的狭窄楼道的两侧，站满了神情庄重的同事。因楼道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大家的脸，只觉得他们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