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社会联系的重要通道。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就是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入阿富汗，为饱经磨难的阿富汗百姓带去新的希望。

阿富汗战争中，来自多方面的消息称，有不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残余，在托拉波拉等地战败后逃到了巴基斯坦境内，而他们的“逃亡之路”很可能就是开伯尔山口。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还和这些人走过同一条道路。当然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是逃跑，我们是前进。

坐在车上，我时而仰望四周的高山峭壁，时而眺望前方蜿蜒曲折的山谷。眼前的景色除了荒凉，就是险峻，用孙浩的话讲：“这里根本不是人走的地方。”由于车子颠簸得厉害，车子里的人不得不抓紧车边的把手。真担心孙浩一不留神把我们掀翻到路边的山谷里。

聚焦阿富汗(1)

在当时最大阿富汗难民营采访。身边是临时雇佣的保镖。他们的武器是枪或棍棒

聚焦阿富汗(2)

2001年9月，阿富汗战争前线，与士兵合影。我手中的相机和士兵手中的枪一样重要

这世道对阿富汗不公平(1)

2001年10月，采访巴阿边境上的扎卢扎伊难民营时的留影。扎是当时最大的阿富汗难民营，有约10万难民。

这世道对阿富汗不公平(2)

回来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座部落地区的城镇。街上灯光昏暗。依稀的亮光下，有些卖杂货的店铺仍在营业。在我的要求下，车停了下来。我下车拍照。刚拍了几张，周围便围拢过来很多人。由于光线太暗，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只感到一双双眼睛在黑夜中瞄着我们。我正不明就理，哈迪姆赶紧把我拉上车，警告说：“这是人家的地盘，不要久留。”

当天晚上8点多，我兴冲冲地回到旅馆，顾不上吃口饭，立刻编辑稿件。我抱着电脑跑到旅馆前台，希望把今天拍到的重要照片，特别是阿富汗境内以及巴阿边境情况的照片尽快发回总社。这可是“9·11”之后，新华社最早拍到的有关阿富汗境内的新闻图片。从晚上9点直到次日凌晨零点，我在旅馆前台一趴就是三个多小时，我再次重复了初到伊斯兰堡时的经历，又是无数次地连接、发送、失败，然后是再连接、再发送、再失败。尽管我多次与后方打电话，得到了一定的帮助，但是通讯设备不争气、通讯线路不畅通，最后我只发出不到三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只传送完87％，就再也传不出去。旅馆前台的法努克开始还不停地“快、快”地帮我加油，后来也困得倒在椅子上睡去。

我没有被前线危险重重的采访难住，却被图片传真线吓住了。如果照片传不出去，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以及花费新华社大量金钱换来的宝贵图片将变得毫无意义。那一夜，我开始有些焦虑不安。9月19日凌晨4点，我终于抵达伊斯兰堡国际机场。

第四章：遭遇反战游行

我们抵达白沙瓦的第三天，从北京总社派来的资深记者许钺乃赶来支援。被任命为巴基斯坦前方报道组组长的许钺乃，是学乌尔都语的，他曾在巴基斯坦南部最大的城市拉合尔留学，又在伊斯兰堡分社工作过多年，是个地地道道的“巴基斯坦通”。

老许给我带来了由总社社长田聪明亲自颁发的任命书，内容如下：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新闻广播部

尊敬的部长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兹任命刘卫兵先生为新华通讯社派驻贵国的临时记者，特介绍他前来拜会您。我相信，刘卫兵先生将为增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努力工作。我希望，他在贵国期间，将能得到您和贵国有关方面的协助。

顺致崇高敬意。

新华通讯社社长

田聪明

2001年9月16日

与此同时，老许还拎来一个沉重的金属箱，他乐呵呵地称是最值钱的宝贝。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崭新的防弹背心和钢盔。“太棒了！”我兴奋地几乎跳起来。因为从香港出发时，我向总社申请的东西中，一个是用于图片传真的海事卫星，另一个就是这“保命”的防弹背心。老许说，这是现在最先进、最轻型的一种防弹衣，据说可以防御一般枪弹的射击。他提醒我和孙浩，遇到危险的采访要记着穿上。

我迫不及待地拎出军绿色的防弹背心就往身上穿。由于从来没穿过这东西，我连防弹衣的正反面都找不到。好不容易穿戴整齐，我照着镜子一看，镜子里的我，非但不像军人，倒像个“敌人”。穿上防弹背心，我浑身像坠了几块铁疙瘩。后来怕穿上太累赘，影响采访，终归没穿。

钟情突发事件

初到白沙瓦，找新闻成为最大的难题。我通常一睁眼就打开电视看cnn或bbc有关阿富汗局势的最新报道，然后抱起白沙瓦当地最有影响的报纸如《thenews》（《新闻报》）等寻找信息。平时上街采访更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多听多问。

采用这些“土方法”采访实属无奈之举。分社前方报道组原本想雇佣一两名当地人，可找了几位都因费用问题谈不拢而告吹。按照分社以前的标准，每月只给雇员8000卢比～10000卢比（约130美元～150美元）。而这样低的标准，在战争前线地区只相当于国外大新闻媒体雇佣雇员一天的费用。在前线采访期间，如果能够更多地雇佣当地雇员采访，充分利用他们熟悉情况、关系多、信息灵的优势，按孙浩的话讲：“我们的报道肯定会搞得更‘牛’！”

在旅馆前台发稿时，我认识了法新社记者诺曼柯·伽卡德（romecogacad）。他是刚从印度尼西亚紧急调派来的摄影记者之一。据他说，法新社从总部和周边地区共调来五六名专职摄影记者，还雇佣了不少当地的雇员。他们动用的力量明显超过了我们。

他告诉我，近两天白沙瓦会爆发反战游行，但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这个线索对我来说“十分诱人”。这毕竟是自己抵达巴阿边境后了解到的第一个突发新闻。作为新华社“重大新闻事件快速反应小组”的成员，我对突发事件的采访可谓情有独钟。

1990年3月，我刚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实习不久，就赶上酒泉钢铁公司高炉发生重大崩塌事故。我和同事星夜兼程数千公里赶赴现场，采访拍摄了许多重要的图片资料。1996年4月到5月，临近中蒙边界的内蒙古自治区发生森林大火，我主动请缨连夜赶往火灾现场，采访、拍摄到许多珍贵的新闻和图片。

1998年前后，新华社先后成立了国际、国内“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小组”，以加强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报道。当时我作为为数不多的几名摄影记者之一，入选了这个快速反应小组。之后不久，南方突发水灾，我又主动请战并火速飞往江西九江进行抗洪救灾报道；此后又转战内蒙古和东北灾区采访，南征北战、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大洪水的考验。那时我感觉自己真像一个“兵”，领导一声指令，说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此，我荣幸地被评为中央直属机关抗洪救灾报道先进个人，领到一朵大红花。

干记者十多年来，我采访过水灾、火灾、地震、爆炸、撞车等等，每一次采访都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对于新闻摄影记者来讲，能够干一件既能让自己心动、也能让读者心动的事情，确实很过瘾。

给我找游行(1)

9月23日一早，我乘车直奔城里。在一家名为绿色宾馆（greenhotel）的门前采访时，竟然遇上一位大眼睛的中国女孩，身边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阿富汗少年。国人相见显得格外亲切。聊天中得知，这位姓肖的姑娘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在这里一边做贸易一边学英语，为以后到美国发展做准备。她指指旁边的少年说：“这是我的英语老师。”看我不解的样子，那位少年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并和我探讨当前的紧张局势。他说：“真不希望阿富汗再打仗。”交谈中，他的眼里充满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忧虑。

肖小姐说，因为局势紧张，过几天就要回国。分手时一再告诫我：“白沙瓦很乱，千万注意安全。”她的嘱咐让我感动了好半天。

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中国姑娘，我坐上出租车，要求司机“寻找游行示威”。“到什么地方？”司机满脸疑惑地问。“去游行的地方！”我大声重复一遍。“游行在哪里？”司机仍然客气地问。我有些不耐烦，干脆说：“市中心，闹市区。”司机不好再问，可看他皱着眉的样子，肯定在想：“这人八成有问题。”

在内地，采访拍摄“游行示威”之类的活动机会很少，人们多是从报纸、电视上看外国的有关报道。我在香港驻站的两年中，也有过这类的采访，可那毕竟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眼下战争在即，与之相关的抗议示威活动不仅有新闻，也应该更有“看头”。

按照我稀里糊涂的指令，司机将车开到老城市中心后开始来回“转圈儿”。如果是在北京，司机拉着这么转，我早就急了。可现在我反而挺兴奋，两只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市中心的建筑拥挤、街道狭窄，来来往往的汽车、摩托车、大马车、自行车，和行人拥挤在一起，显得很混乱。

大约转了一两个小时，车子来到一处交通十分拥挤的路段。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清真寺旁边的广场上，聚集着大批身穿深蓝色警服、手持盾牌、枪支及警棒的防暴警察。“这里肯定有事儿。”我赶紧让司机停车，随即跳下车向广场跑过去。我刚摆开架式，准备拍些防暴警察休息的照片，突然传来几声哨响，只见警察们立刻抄起各自的“家伙”，奔向街道。我也紧跟着追过去。

由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行进着。他们打着各种旗帜、横幅，不时地高喊着听不懂的口号。我立即迅速钻过人群，赶至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一边倒退着，一边换上广角镜头拍下这些难得的镜头。此时，我清楚地看到了示威者打出的标语，上面写着“拉登、奥马尔是穆斯林的伟大英雄”，“布什是穆斯林的敌人”，“反对战争”之类的内容。标语旁不仅有拉登、奥马尔的大幅画像，也有布什的假人像。那个用破布和稻草捆扎的假人，似乎绑得不够结实，看上去他的脖子总往下耷拉，旁边的小伙子还边走边不时地把他的头掰起来，好让人们看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示威队伍行进至一处十字路口时突然停下，一位穆斯林领袖站在高凳上，情绪激动地发表起演讲，并带领示威者挥动拳头，高喊口号。示威者的情绪也随之变得更加激动，特别是面对那些高头大马的欧美记者，他们表现得尤为愤怒，仿佛是欧美记者即将“对阿富汗发动战争”似的。

现场的参与者和围观者越聚越多，数十名记者也你推我挤，争着抢占有利地位。与身材高大的西方记者相比，我这相对单薄的身体实在占不到便宜，人家一使劲，我就被挤到一边。

突然，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在闪开的一块空地上，有人在泼洒汽油，点燃了美国国旗和美国总统布什的假人像。一些人将燃烧的旗帜和假人像到处挥舞，还不时有示威者冲上去用脚踢、用棒打，吓得四周的市民和记者直往后退，场面一度混乱不堪。我挤在人群的前面，一边拍照，一边躲闪四处飞溅的火花，脸被熏烤得炙热难忍，浑身大汗淋漓。恍惚间，我似乎是置身在1996年内蒙古森林大火的火灾现场采访，所不同的是那时身边有森林警察，可眼下却是我孤身一人。

给我找游行(2)

随着美国国旗和“布什总统”灰飞烟灭，现场气氛逐渐平静下来。我定定神，又奔过去拍摄附近戒备的防暴警察。一位军官模样的警察跑过来严肃地讯问我，我赶紧堆起微笑，连说几个“chinaphotographer（中国摄影记者）”，对方听到“china”，脸上立刻“多云转晴”，并高兴地说：“goodfriend，ok（好朋友，没问题）！”在巴采访的日子里，我使用频率最多的英文词就是“chinaphotographer”，这为采访带来不少方便。

采访间隙，我想知道参加游行的人数。问一个当地记者，他说有上千，游行者说几千。一位美国记者则讽刺地说：“最多几百人！”看他的那副表情，想必是正在为他们的国旗和“总统”被烧而生气。

紧张的采访结束后，我猛地想起，刚才由于一时心急，下车时忘了和司机约定集合地点，便赶紧撒腿往回跑。等我跑到下车的地方四处张望时，猛然间听到后面有人叫“liu、liu”，我惊讶地回头，原来司机就跟在身后。我俩相对一笑，立即开车赶回旅馆发稿。

不久，我便将照片发回了总社。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