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发稿较为顺利的缘故吧，来到前线后，我发现“狼”真地冲着我来了。

败给传真线(1)

我刚从香港飞抵伊斯兰堡，然后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到巴阿边城白沙瓦的第一天，传真线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一路上顾不上吃饭、睡觉，抓紧一切时间冒着危险拍摄了3张照片。这些照片不仅花去我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才传回香港，同时，也让我心里为以后的传真发稿增添了许多烦恼和担忧。

巴基斯坦通讯线路不通畅是有名的。此前，我曾两次到过巴基斯坦，对其通讯设施的落后情况有所了解。然而当时毕竟是和平时期的采访，遇到问题好解决。可如今却是战争时期，我们在前方出了问题只能是孤军奋战。

第一次从白沙瓦回到伊斯兰堡后，我曾经住进一个足有三星级、名叫马瑞纳（marina）的国际饭店。当时，我用饭店里一种加了密码的国际长途电话实验过多次，稿件就是发不出去，把分社同事和饭店技术人员请来协助都无济于事。以后我们得知，即使在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这样的大城市，只有在大的宾馆、饭店、涉外机构等地才能找到国际电话线，国际电话则必须经过当地电话局转接，并加有一串十多位数字的密码。分社记者梁浩曾连夜开车带我围着伊斯兰堡找旅馆。跑了大大小小十几家，竟然没找到一家宾馆或旅店有“不加密码”的国际长途电话线。

“如果中资公司的人没走就好啦！他们肯定有不加密码的电话。”梁浩说。

许钺乃到达白沙瓦后，我们换了一家条件稍好的旅馆，但是情况更糟。当时那位留着一撮胡子的老板，连连点头答应，国际电话线问题可以“立即”解决。谁知，我们在屋里呆坐了两个多小时，跑过去再问老板时，人家回答一两天后“肯定”解决。“一两天？一两个小时我们都等不了！”我简直气愤之极，拉上老许和孙浩迅速撤回原来的旅馆。旅馆经理纳伊姆告诉我，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个别巴人许下的诺言，他们没坏心，但爱“吹牛”。

第一天发稿不顺，我寄希望于以后。没想到第二天的运气更坏。我从边境线上赶回旅馆后，稿子怎么也发不出去。旅馆前台的法努克开始还在一旁“quik、quik（快、快）”地给我加油，渐渐地他实在坚持不住，干脆把记时表甩给我，让我自己记录发稿时间并登记在本上，他一头倒在旁边的椅子上睡着了。当时用这里的国际长途电话发稿每1分钟就是120卢比（合15元人民币），法努克如果稍微有点精神，决不会轻易把“钱”交给别人掌管。法努克轻微的鼾声伴着墙上老式挂钟“嘀哒、嘀哒”的声响，像一首动人的催眠曲，引得我的眼皮不停地打架。已过午夜12点，香港已是凌晨3点。当香港分社摄影组值班的黄本强在电话中疲惫地问我还发不发时，我只好叹着气说：“就到这里吧。”

我被“传真线”打败了，败得无可奈何，败得伤心至极。虽然扪心自问，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毕竟是“失败者”。作为前线的摄影记者，我不能在第一时间将新闻图片发回编辑部，就是失败。

我向来是个不肯服输又充满幻想的人。如今到了关键时候，更不会轻易服输。

次日一大早，我又搬着电脑跑到前台继续传稿，令法努克直摇头。他不明白地问：“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执著？”我先后在早晨、中午、晚上连续3次去发稿，每一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一整天，我先后共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花费了8000多卢比，却只勉强传出四五张照片。孙浩曾心疼地说：“这比烧钱还快！”

为了能把照片及时传回总社，后来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不惜牺牲照片的质量，减少发稿数量。一般情况下，数码传真照片的大小应在300k以上，而我不得不把照片做得很小，有时只有100k大小。这样传回去的照片质量损失严重，照片的资料价值也随之降低，对于新华社和我个人都是一种损失。然而为了争取时效，为了尽快把照片传回新华社，我只能这样做。

“采访累不死，传真也要把人累死！”我向孙浩不停地发着牢骚。传真发稿遇到的困难，像块沉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心上，使我整天闷闷不乐。

败给传真线(2)

“老跟它较什么劲呀，咱们到网吧试试吧。”看到我整天满脸“旧社会”的样子，孙浩安慰我。

就这样，我在走投无路之际，抱着侥幸心理跟着孙浩去街上找网吧。这是我到白沙瓦的第4天。

“stop”

我们在附近转了半天，终于在一个市场二楼找到一家名为伯克利（berkley）的网吧。在孙浩的帮助下，我仅用了10多分钟便将6张照片全部发送成功，只花费了100卢比。这个价钱只相当于旅馆发稿1分钟的价格。

“这玩意儿还真不错。”我高兴起来。以前很少用因特网发稿的我，今天尝到了它的甜头。

可以后，我还是经常不由自主地跑到旅馆前台，抱着电话发稿，总希望这条传真线有朝一日能够对我好起来。说实话，我毕竟对使用了多年的通讯器材和发稿方式存有某种留恋之情。

我这人的毛病，说好听些叫“从不服输”，说难听点儿叫“固执己见”。人有情，可现实无情。在此后的一段日子中，我虽然抱着电话线不放，一次、两次、三次，可等待我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遭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和折磨之后，我终于决定“放弃”，放弃旧的观念，放弃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虽然我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可我毕竟担负着太多的重托，我只能往前走，努力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第二次到白沙瓦，随着去“网吧”的次数增多，我慢慢地习惯并喜欢上了它。

到网吧发稿令人愉快，不仅省时、省力，还节约了新华社的不少资金，特别是自己不用再整天愁眉苦脸地站在众人面前发呆，更不用一到发稿时就心惊胆战满身流汗，这个小小的网吧使我重新拾回了自信和希望，我又可以像我的属相“马”一样，驰骋疆场！

因为几乎天天要到网吧发稿，我和伯克利网吧以及那里的人也慢慢地建立了感情。在前线采访的艰苦日子里，我们通过网吧这个“红娘”，结识了许多当地朋友，这些朋友给过我们许多帮助。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后来最要好的朋友——网吧技术员纳扎尔。

难民营出身的纳扎尔，没有上过多少学，自学成才。据说，他以前既不懂英语，更不懂电脑。后来他给一个日本人打工，一边干活一边学习英语和电脑知识。如今，他英语说得不错，他的电脑技术竟使他成为朋友开的伯克利网吧的“技术专家”。

尽管如此，到网吧发稿有时也不可靠，比如周六、周日，当地的网吧统统关门。有些时候，上网的人太多，网上拥挤不堪，发稿速度很慢，也让我着了不少急。有一次在网吧发稿，为了加快速度，就差点儿出事。

那是10月上旬的一天，大约晚上六七点钟，我跑到伯克利去发稿。通过雅虎的网上信箱发稿时，恰好遇到上网高峰，网络异常拥挤，一张照片用了将近1小时愣没“粘贴”到自己的邮箱里。情急之中，我请网吧的老朋友纳扎尔帮我找其他网站发稿，他老先生满口答应，顺手点开一家网站忙碌起来。

发稿间隙，我扭头问纳扎尔发稿速度快了没有。纳扎尔没顾上理我，趴在电脑前专心致志地干活。我走过去仔细一看，老先生正把我的照片往一个外国的黄色网站上“贴”。“stop、stop（停）！”我立刻用命令的口气让他关掉那个网站。“找什么网不行，为什么偏用这种网站？”我语气中带着责备。“你不是想快吗？这个网传输速度最快。”纳扎尔认真地回答。

看着纳扎尔委屈的样子，我连忙解释说：“我们中国新华社不让用黄色网站发照片，你还是用其他的网吧。”纳扎尔摇摇头有些不明白，重新帮我打开其他的网站。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如此黄色的网站。黄色不黄色和我无关，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置身战争前线，如果用黄色网站将标有“新华社传真照片”的稿件发回祖国，我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终于找到了网站，但发稿并非一帆风顺。后方编辑部经常要1个小时后才能收到稿件，有时稿件还找不到，为一张照片我不知要和编辑联系多少次。

败给传真线(3)

为了解决网上发稿的困难，我慢慢摸索“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在向编辑部网址发送图片的同时，向自己个人的网址也发送一次。发完后，立刻打开自己邮箱确认发稿成功后，再请编辑用我的密码打开我的邮箱。采用这种方法，编辑就能很快地接受到稿件。这样既大大提高了时效，又增加了保险系数。后来编辑部还向前方记者推广了此法，效果甚佳。

在前线采访的60多天里中，我共向总社发回约300张新闻图片，其中有一半是通过因特网。

在前线“泡网吧”的有许多外国记者。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记者。他每天除了采访，几乎天天坐在这里写稿、发稿，他说：“这就是我的办公室。”网吧很拥挤，有时候，往往聚集着不少记者。外国记者们早已习惯了采用网上发稿的方式。

发稿方式的变化，对于我来说应该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前线网吧发稿的波折和经历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更加坚信这样的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日后，每每想起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在网吧获得的“意外胜利”，我心里就充满了自信和自豪。

第十二章：战争不让女人躲开

在巴阿边境采访的日子里，见到最多的是妇女头上裹着的面纱，见到最少的是女人们真实的面孔。从前线回来后，经常会有朋友开玩笑地问我：“阿富汗女人长什么样子？”我苦思冥想，似乎得不出结论。“听说面纱后面的阿富汗女人长得很漂亮。”我尽力发挥，才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面纱背后

阿富汗长达23年的战乱，最大的牺牲者是老百姓，而其中更不幸的要属妇女。

塔利班统治7年来，明令妇女出门必须蒙面、女性不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不能工作就业等，禁止放电影，严格控制娱乐活动。听当地的阿富汗朋友说，女人只能回到家中揭开面纱后，才能对着镜子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看来女士爱美的天性无法泯灭。

我在前线采访中，所见的阿富汗女性大都蒙着面纱。这种面纱多数由棉布或其他纺织品制成，颜色有浅蓝色、深蓝色、黑色，从头一直盖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是在眼睛的部位用透明的纱布制成网格状，像是个“天窗”一样，供她们走路时辨认方向。由于她们的视线受到很大限制，听说在喀布尔等阿富汗大城市里，妇女出交通事故的比较多。

朋友们向我介绍，阿富汗妇女穿着的这种传统服装在当地称burga，英语是veil，中文可称之为布尔卡（音译）。如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生活的地方，绝大部分妇女都穿这种服装。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些妇女不再穿这种把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服装，平时把面纱蒙在头上，脸露出来。当然，如果见到男人，她们会动作神速地把面纱收紧或拉下来。按照塔利班的观点，让女性蒙面是为了保护她们安全，以免受到男人的侵犯。

我在白沙瓦，曾经看到一家外国电视台播放的新闻纪实片，记述的是塔利班统治时期如何在刑场处决“犯人”。那是在喀布尔一座大型的运动场，一位穿着长长的蓝色罩袍、裹着面纱的女人，被几个塔利班士兵拖到场地中间。妇女跪在地上，周围看台上坐满了观众。不一会儿，随着一声枪响，穿蓝色长袍的妇女应声倒地。据说，她犯了和男人私通的罪。直到这位死去的妇女被几个人拉走，也没人看到她的模样，只看到蓝色的长袍在画面中慢慢消失。

在采访中，我曾多次被当地人警告：“不要对着女人拍照。”然而职业现念又逼着我一次又一次将镜头对准她们。我也不止一次遭到过她们的“白眼”，乃至“咒骂”。

在纳扎尔·巴难民营采访时，我看到远处河对岸上坐着几个年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有的怀里还抱着婴儿，就悄悄地用长镜头对准了她们。谁知还是被机警的孩子们发现了，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女孩抱起孩子撒腿就跑，其中一个身手敏捷的孩子顺手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我也迅速地钻进汽车逃之夭夭。“这就是你拍人家女孩的结果。”孙浩一边开着车，一边开玩笑讽刺我。

还有一次，我坐车路过一处阿富汗人居住区时，见迎面走来几位身穿黑色长袍的妇女。我隔着车窗抓拍她们匆匆走过的样子，但被对方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