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塔利班精神领袖奥马尔更是难识庐山真面目。人们除了知道奥马尔一只眼睛失明外，甚至连一张他的普通照片也难以看到。他一生中很少公开露面，据说到现在为止，他只接见过三位非穆斯林人士。高高在上的奥马尔不露面，塔利班其他高层人物也很少出场。在此情况下，扎伊夫被推到了塔利班的最前台。战争爆发后一直到塔利班垮台，扎伊夫三天两头在伊斯兰堡举行新闻发布会，代表塔利班向外界发表声明，谴责美军的军事行动造成无辜平民的死亡，以及对阿富汗造成严重破坏等。他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吸引众多媒体记者争相采访，cnn、bbc等许多电视媒体经常用海事卫星进行现场报道。

扎伊夫的新闻发布会大多都在塔利班使馆楼前约百十平方米的草坪上举行。发布会现场的布置很简单。一楼的外墙上挂着阿富汗的国旗，台阶上摆着一张深色的木茶几、两把椅子。塔利班上台后将国旗图案改为由绿、白、黑三个长方形组成，最上方为绿色，中间用阿拉伯文书写“真主伟大”；中部为白色，用阿拉伯文书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下方为黑色。塔利班的国旗基本上是在白地上书写黑字，我第一次见到时怎么也看不明白。

新闻发布会前，扎伊夫通常会宣读一份事先拟好的讲话稿，讲完后就即席回答记者提问。我发现，面对上百名记者的眼睛，扎伊夫始终表现出一种儒雅风度。他身着普什图族男子的传统白色衣服，外罩蓝灰色马甲，戴金丝边眼镜，声调柔和中略带沙哑。据说，扎伊夫是一名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别看他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有些文弱，行动迟缓，说话慢声细语，但他也曾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塔利班战士。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三十多岁。

在一次发布会上，我正蹲在前面离他只有一两米的地方拍摄。猛然间发现，镜头中的扎伊夫紧紧地盯住我的镜头足有半分钟。“我是不是离他太近，让他感到了某种威胁？”我有些不知所措。可定睛一看，扎大使的眼睛虽然盯着我，可眼神似乎并不在我的身上。后来观察到，扎伊夫习惯于呆呆地望着某一个物体想着自己的心事，手里有时习惯性地捻着一串珠子。印象中的扎伊夫很少笑，总是板着面孔。我有幸见到过扎大使的笑，那是在一位巴基斯坦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之后，现场的记者都乐了，他也乐了，他乐的样子有些与众不同。他的眼睛在笑，嘴却紧紧闭着，似笑非笑中，有自然流露的天真，又有历经沧桑后的持重。

11月底，巴基斯坦在关闭塔利班驻卡拉奇和白沙瓦的领事馆后，终于宣布关闭塔利班驻伊斯兰堡使馆。此后，扎伊夫悄然离开。塔利班垮台后，他还偶尔在卡拉奇等地露面。有报道说扎伊夫目前已被美国俘虏，并关押起来。

我们想回家(1)

进入11月份，人们对持续不断的战争似乎有些厌倦了，可美国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仍然跑到伊斯兰堡声称，即使在即将到来的穆斯林“斋月”期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仍要继续。在塔利班使馆采访时，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艾德·巴尼斯猜测：“战争可能要持续到明年春天。”

“这该死的战争赶快结束吧，我想回家！”孙扬明和我发着牢骚。孙先生到前线采访已经两个多月，如今和许多记者一样被困在伊斯兰堡。“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简直是活受罪。”他的话道出了周围记者们的心声。

那些天，我躺在分社的地铺上，经常望着天花板想：“哪怕让我到喀布尔、坎大哈，或是贾拉拉巴德待上两天，我也谢天谢地了！”在默默地等待上级指示的那段时间里，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幻想着，某一天突然接到总社“立刻设法进入阿富汗采访”的命令。自己进入阿富汗战场后，那情景应该是：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天上是美国的b－52轰炸机投下串串的集束炸弹，下面的战壕里是拼命抵抗的塔利班战士架起火箭筒猛烈还击，我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背心，头顶钢盔，挎着相机奔波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这显然是个美好的幻想，也是许多前线记者的理想。然而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愿望与现实之间仅仅一步之遥。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遵守组织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最终选择了等着上级命令的到来。

随着理想渐渐远去，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灰暗起来。夕阳西下时分，我独自到分社附近的荒草地上散步。西边的红日，又大又圆，正悬于地平线上，景色动人。我赶紧跑回分社取了相机，再回来夕阳已落下，我只能对着天边留下的一缕淡淡红晕发呆。

终于有一天，我提前来到预定地点，独自坐在草地上等待。秋风拂过的荒野一片寂静。等待中，火红的夕阳开始徐徐落下，我连忙举起相机拍摄。恰在此时，一位穆斯林老者缓缓地从夕阳中的树枝下走过，我立刻按动快门。此刻，附近清真寺里传出了悠扬、动听的诵经之声。

傍晚，我实在憋得慌，便打车来到55街上的基督教堂采访。因为近日巴国内曾发生宗教场所爆炸事件，巴政府已实施紧急措施，加强宗教场所的保安。门外的警察审了我好长时间，才让我进去。神父是个六七十岁的和善老人，来自北爱尔兰，已在这里传教30多年。问及战争的事情，他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

采访回来，我一迈进院子，分社养的黑狗就追过来，缠着我不放，一会儿舔脚，一会儿舔腿，还欢快地站起来，用两只前腿搭在我的身上。我和它脸对脸地望着，令我感觉很不自在。一旁的梁浩拿我“开涮”：“她肯定对你这香港来的‘靓仔’情有独钟呗。”听说这只狗是梁浩从北部贫困山区捡回的。

我对狗一向颇有好感。狗除了忠诚主人、看家护院外，还特别善解人意。有时，我独自坐在院中、孤独发呆的时候，它都会跑过来趴在我脚下，用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我，像是知道我的心事。

夜里，朦胧之中，忽然听到窗外“噼噼啪啪”的声音，我兴奋地连忙穿衣跑出去，果然，一场难得的秋雨飘然而至。我久久地站立在分社的院子里，仰面长空，让大串大串的雨点尽情地向我摔打。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顺着面颊滚滚流下，一种无名的孤独和无奈却顷刻间涌上心头。不经意间，随着雨水悄然落下，我的眼睛湿润了。

“风雨飘摇而至，远比金戈铁马更难抵挡。”我想起大学毕业时，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夫人在我毕业留念簿上写下的这句话，那话中的含义正应对了我此时的心情：“金戈铁马的生活好过，风雨飘摇的日子难熬。”

一场秋雨过后，伊斯兰堡的气温骤降。长期疲劳导致的虚弱，加之睡在地铺上有些着凉，我终于病倒了。昏头昏脑中，我翻出一大堆药片，正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突然电话响了，我有气无力地接听，原来又是夫人每天一次的“问寒问暖”。我赶紧打起精神，简短地报告“平安无事”，便挂上了电话。我不想让她听出我生病，为我着急。从我到前线以后，夫人已打完了七八张ip电话卡。

我们想回家(2)

放下电话，我脑子里混乱如麻，心里还在想着采访的事。猛然间想起了台北《联合报》的记者孙扬明，应该跟他联系一下探听些消息。我拨通电话，问道：“我们真的没希望进入阿富汗了？”“有。”听到孙先生突如其来的答话，我一骨碌爬了起来。

命令来了

孙先生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目前塔利班使馆正准备组织一批记者前往阿富汗中心地区，如喀布尔等地采访，现在正在报名。对于已眼巴巴等待了50多天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我放下电话，再不敢迟疑，立即将这一消息直接向总社摄影部副主任徐步汇报，并再次表达希望进入阿富汗战区采访的愿望。他反复询问了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并建议我们向总社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

事不宜迟，我随即与老许商量。得到他的支持后，我们连夜给总社发出了请战报告，要求进入阿富汗采访。当时，我们担心，总社批准的可能性十分渺茫。然而，即使有1％的希望，我也要尽力争取。更何况，这1％的希望一旦变成现实，就是100％的胜利。

11月6日清晨，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总社终于发来传真，原则上同意我们先办理进入阿富汗的签证手续。

我连续看了几遍这份普通的传真，心里重新升起一股难得的兴奋和冲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我苦苦等到的来自北京最明确的“指示”。

我不由分说地拉上老许，开车直直地赶奔塔利班使馆。我感觉此时自己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草”。

第二十三章：死守塔利班使馆

赶到阿富汗使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签证处位于使馆后面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我们走过使馆旁边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胡同，来到一处长满杂草的铁门前。四周寂静无声。

“走错了吧？”我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旁边的老许。

“没错，就是这儿。”在伊斯兰堡生活过多年的老许肯定地回答。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迈上高高的石头台阶。顺手敲了两下门，里面没有反应；推了两下，门锁得紧紧的；侧耳一听，里面没有任何声音。我扒着门缝往里望，缝隙太小看不清楚。我只好踮起脚尖，从旁边的墙头伸头往里张望。破旧的小院里静无一人，除了茂盛的杂草外，只有两只孤零零的铁板凳。

“这里哪像个国家使馆的签证处，简直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到过的农家小破院。”我心里嘀咕着没说出来。

我们跑回使馆门前问看门的，人家说签证处下午三点准时下班。我俩和使馆看门人软磨硬泡了半天，说有重要事情找使馆人员见面，看门人遗憾地摊开双手说：“没人啦，明天一早来。”

我不甘心就这么白来一趟，决定坐下来等，冥冥中等待一线希望。

这时，看到旁边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巴基斯坦青年，我凑过去，坐在小伙子旁边和他搭起话来。聊天中得知，那位名叫阿蒂夫·阿夫扎尔的小伙子，是英国一家电视台雇佣的当地雇员。他在伊斯兰堡上大学时读的是社会学，因此对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感兴趣。比如他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颇为赞赏。他觉得巴基斯坦现在的人口问题就十分严重，无节制的人口膨胀使原本就不好的经济雪上加霜。据他说，巴基斯坦农村家庭一般都生育四五个孩子。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又差，孩子的教育就跟不上，再加上许多地方流行的近亲结婚问题，使整体人口素质受到影响。他认为巴基斯坦可以借鉴中国在人口政策方面积累的经验，实行有计划控制人口的政策。当我告诉他一些西方国家曾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时，他摇摇头说：“他们根本不懂。”

当我问他28岁为什么不结婚时，阿蒂夫嘿嘿一笑说：“多交几个女朋友不是更好吗？”他补充说。“不过我结婚后最多只生一个孩子。”

我从小伙子那里还得知一个重要信息，明天可能就有一批记者出发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或许有希望。羡慕之余，我说服了小伙子，如果他真的能去战场，请他给做雇员，帮我们拍摄一些战场照片。我还一再向他强调：“我一定会付钱的。”小伙子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不为钱，为的是我们的友情。”这个人情味十足的回答让我听着欣喜万分。

与这位小伙子相比，我找到的另一位摄影记者却有点“俗”。当时听说他有机会进阿富汗，我找到他请他作临时雇员，并把我的理光gr1小型全自动相机及十个胶卷交给他。他答应后却一再表示，要我以后一定要多给他付些劳务费。

塔利班办签证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昨晚连夜准备好的申请材料附上照片，送往阿富汗使馆签证处。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中国记者向塔利班当局递出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申请签证的材料。

这次，我终于进入了塔利班的签证处院子。破旧的小院不过30平方米，坑洼的土地上长着不少杂草。在一间办公室门前，一个表情疲惫的阿富汗青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赶紧递上申请签证的材料，他无精打采地接过材料，看都不看我们一眼，转头进屋。

“签证什么时候能下来？”小伙子出来后，我们急切地追问。

“wait（等着）.”青年人先是眯缝着眼睛，后来终于撩起半只眼皮，挤出这么一个字，然后独自坐在一旁的铁凳上晒太阳。

我们无可奈何，只得坐下来和青年一起晒太阳。不一会儿，《联合报》的孙先生和两位越南记者也来了。孙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把申请签证的材料送上去快一个月了，可至今杳无音信。而且据他透露，目前到使馆提出申请签证的外国记者已有800多人。“800人！”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