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即使国外一些过去较少采用我们稿件的媒体，有时也不得不采用新华社的“独家报道”。白沙瓦当地主流媒体的报纸就多次采用新华社对于战争的独家文字和摄影报道。此前这些报纸一般较少采用我们的稿件，基本选用本报及外通社的稿子。美国“9·11”事件后，新华社立刻成立了“9·11”事件报道策划小组，研究制订报道方案，指挥协调整体报道。随着美国宣布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报道重点迅速转移到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

由于当时新华社在阿富汗没有分社（阿富汗的日常报道由新华社伊斯兰堡分社承担），而新华社在周边国家的常驻机构人员很少，新华社领导果断决定调兵遣将，增援前线报道。于是新华社先后从亚太总分社、莫斯科分社、北京总社、中东总分社调派了大批精兵强将，采取分期分批、接力轮换的方式，分赴阿富汗周边国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前沿采访。为了采访一场发生在第三国的战争而动用如此多的人力，这在新华社历史上是空前的。

战争爆发前，新华社五路记者大军已先后对阿富汗形成包围之势。然而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进入阿富汗采访危险重重。显然，早在9月中下旬就抵达巴阿边境城市白沙瓦的我们，早已处在战争前线的位置，只要上面一声令下，我们驱车西进只需1小时便可进入阿富汗东部地区采访。但是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形势是，孤注一掷的塔利班将外国记者全部驱除出境，禁止记者的任何采访活动。而巴基斯坦早以国家安全等原因关闭了巴阿边境，禁止任何人进入边境地区。此外，从白沙瓦越过边境后，直接到达阿富汗的东部地区，这里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控制、活动的中心区域，也是美国实施军事打击的重点区域。加之这里属于部族控制地区，外国记者的生命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11月底，4名在阿富汗东部地区遭到袭击遇难的记者，就是从巴基斯坦悄悄越过边境，在贾拉拉巴德通往喀布尔的路上遇袭身亡。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不仅要踏上“死亡之旅”，其结果和由此而引发的影响确实令人难以预测。

爆发一段时间后，人们突然发现，在俄罗斯、美国及塔吉克斯坦的支持下，塔吉克斯坦留有惟一一条记者可以凭借合法身份进入阿富汗采访的正常通道。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新华社最终选择从北路作为突破口，继续采取分期分批、接力轮换的方式，先后增派过多批记者奔赴前线采访报道。10月23日，从北京赶至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新华社记者渡过喷赤河，进入阿富汗北方联盟控制区采访，成为首批进入阿境内采访的中国内地记者。塔利班垮台后，12月20日新华社记者又从南路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采访。此后，一批又一批的新华社记者进入喀布尔继续进行采访报道。

外界普遍认为，新华社在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中打了一场漂亮仗。

冷静之后的思考

然而，阿富汗战争的国际新闻竞争无疑是激烈而残酷的。作为一名亲身参与这场竞争的中国记者，我深切感受到我们和国外大的新闻媒体相比确有差距。正如新华社副总编辑俱孟军所说的那样：“我们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后续报道能力、投入的力度，都不能和西方大媒体相比。”我个人十分赞赏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

仅就参加这场报道的记者人数而言，我们就明显落后于国外许多新闻媒体。据巴基斯坦新闻部官员介绍，9月中下旬，也就是当我刚刚抵达巴阿边境时，在巴基斯坦的外国记者只有几百名。可到了9月底10月初随着战争迫在眉睫，外国记者人数达到近千名。而战争爆发后不久，这个数字又猛增到近2000名。战争爆发前后，英国bbc仅派驻巴基斯坦的记者和雇员就超过200人，而cnn派往巴阿前线的记者和雇员总数也达到二三百名。据共同社一位记者估计，截止到10月底，赴巴阿前线地区采访的日本记者估计超过三四百人。而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在巴的摄影记者也有五六名至10多名，此外他们还有大量的临时雇员。

这些记者当中，不仅有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记者，同时也有来自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记者。这中间就包括我认识的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记者。我在采访中见到的香港记者也有包括电视台、报纸的10多人，其中仅《苹果日报》摄影记者就有凌树辉等两人。

比较而言，从“9·11”之后、战争爆发一直到塔利班垮台期间，我们的媒体在最重要的巴阿前线上只有新华社5名记者，其中摄影记者仅我一人。

当然，许多国外媒体还采用“物质刺激”的方式，鼓励记者和雇员获取独家新闻。其中，外国媒体在报道中雇用大批当地雇员，获取了大量独家新闻，这是他们在报道中取胜的关键所在。

另外，国外新闻媒体对于类似的战争报道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从指挥调动、反应能力等各方面均有一定的优势。据我接触和了解，来前线采访的摄影记者（包括自由摄影师）此前多数都有战争报道的经验。因此，他们在采访中表现得十分老道自如，遇事不慌不乱，表现出较高的职业素质。一位美国同行告诉我，在这种战争采访中，经验显得尤为重要。比较而言，我们的记者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采访，有时遇到问题缺乏灵活机动的应便能力。

在前方报道中，有时眼巴巴地望着cnn、bbc的电视新闻，看着美联、路透、法新的图片充斥报纸，作为身处前线的记者，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新华社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把我派到前线，我就想干出个样子。”这是我与后方领导通话时的表态。许多参加前线报道的同事自信地认为，我们的记者拉出去，并不比别人差，但有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

《南方周末》曾引述我在前线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新闻竞争绝不是单纯的一次采访、一条新闻、一个记者与一个记者之间的竞争，它应该是新闻媒体综合实力的抗衡，这包括新闻观念、新闻机构管理体制、运作方式、经济实力等许多方面。”

与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座谈时，有学生问我，究竟我们的记者比外国记者差多少。我的回答是：“就差一点点。当然这一点点，也不容易赶上。”我说。

“英雄回来啦？”从前线回到香港时，每当有人善意地和我开玩笑时，我都会感到脸红。曾担任“9·11”事件报道策划小组组长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薛永兴，在调任香港分社总编辑时见到我说：“你第一个勇敢地冲上前线就是英雄！”

在我的心目中，如果说是英雄的话，所有奔赴前线采访的记者同仁们都是英雄。而始终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帮助我、鼓励我的新华社和祖国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但是我始终用英雄的理想激励着自己，做无愧于“中国新华社记者”荣誉的采访和报道。

告别前线

告别战场远比奔赴战场容易得多。

11月中下旬，我接到了总社的调令，奉命返回香港，后面的同事前来接替我们，继续进行以后的采访报道。

接到调令的那一刻，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那几天，我总是回想自己这60多天的艰苦经历。从“9·11”事件爆发后第三天、接到总社的紧急调令，一直到眼前的塔利班即将倒台；从9月18日抵达巴阿前线，一直到后来亲历的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重要阶段。我想起了自己那些难忘的经历：战争爆发当晚的紧急行动，遥望战争迫在眉睫的阿富汗，反战冲突中遭遇催泪弹，冒险进入多座难民营，涉险闯入部落地区，以及采访阿富汗难民、结识阿富汗朋友……

尽管我为自己没能突破最后的“防线”继续前进感到遗憾。但同时，也为自己能坚守阵地、尽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报道任务感到几分安慰。我知道，这欣慰不仅来自于自己留下的300余张记录战争历程的珍贵图片，数万字的战地日记、新闻报道，以及资料；更来自于一个中国记者无怨无悔、拼搏奋战的真实历程。

最残酷的战争阶段即将过去，现在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

11月20日，早上五点多钟，躺在分社的地铺上几乎一夜没睡的我，索性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孙浩准备出发去机场。这一天离北方联盟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已经整整一星期，塔利班政权危在旦夕。

外面的天灰蒙蒙的。分社的小院子里一片寂静。我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告别，向同事们表示感谢，请他们多保重。即将告别这个战时报道组，告别我曾经彻夜工作过的办公室、客厅，以及客厅里为我临时搭起的地铺，我心中不免有几分留恋。

我们的白色丰田向机场飞快地驶去。伊斯兰堡的早晨，天气有些凉意，车窗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霜雾，穿着单薄的孙浩抱着方向盘直打哆嗦。我顾不得去问候他，眼睛却不停地望着窗外。外面的街市和偶尔见到的行人飞快地消失在朦胧晨雾中。我默默地向这个城市做心中的告别。

“快和家人团聚了，是不是特别高兴？”瑟瑟中，孙浩又一次羡慕地问我。

我微微点点头，望着疲惫的孙浩没有直接回答。我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心早已飞到了美国，飞到了他爱妻的身边。此前，孙浩悄悄告诉我，等战争报道结束后，他准备去美国和妻子团聚。为了这一天，他俩已经苦苦等待了一年多。

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内冷冷清清，灰乎乎的候机大楼在淡淡的晨光中显得提不起精神。周围的旅客和送行的人们行色匆匆，默默地相互道别。我和孙浩拎着大包小包来到了出境口，被警察拦住了去路。

“老刘，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孙浩放下手里的箱子，把手伸向我。

“再见了。”我和孙浩的手最后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霎那间，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和他说，却不知从何说起。60多个日日夜夜的前线旅程，为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也为我们留下了真诚的友谊。这种情意不仅伴随着我们去冲锋陷阵，还给我们艰难的战地生活带来几多无言的欣慰和难得的轻松。

“你多保重。”我拖着行李，一边往里走，一边回头向孙浩做最后的道别。瘦高的孙浩长久地站在门口，向渐渐隐入人群中的我大力地挥手。

当地时间8点40分，我登上了巴国际航空公司的pia892航班。站在舷梯上，我不由得回头眺望。清晨的阳光静静地洒下来，眼前的机场和远处的原野沉浸在淡淡的影调中，没有多少色彩，却显得静穆而庄重。

那一刻，我心中再次涌起一种期望：战争应该结束了。

别了，伊斯兰堡。

别了，巴阿边境。

别了，我的战地之行。

后记：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是一本为了忘却的纪念而写的书，也是为纪念“9·11”和阿富汗战争爆发一周年，同时也为纪念自己奔赴阿富汗战争前线采访一周年。

从巴阿前线回来后，虽然前线采访的种种经历，经常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重现，但一直没有出书的决心。从温暖的香港回到严冬的北京过春节，同样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老同学朱军见到我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把你的经历写成书？”我没有立刻回答，但心里埋藏了许久的愿望开始渐渐升温。

3月的香港春意盎然，深夜无事偶尔打开电脑，翻看自己在前线留下的采访日记和纪实图片。五六万字的战地日记、近千张的新闻图片，猛然间又将我拉回到巴阿前线，拉回到白沙瓦，拉回到那些饱经战火蹂躏的阿富汗人身边。一时间，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抬手在电脑上打下了第一个题目“告别香港，奔赴战场”。此后的一个月，我在香港分社810的小屋里摆开了新的“战场”。我抱着电脑，白天写，晚上写，深夜睡不着爬起来接着写……实在写累了，独自跑到跑马地或太平山下转一圈回来再埋头耕作。

“举了10多年的摄影器材，习惯了用镜头说话，不善舞文弄墨”，《世界博览》杂志的主编吴新杰点中了我的要害。承蒙姚东桥女士和她的支持，使我的部分书稿得以先期在这份著名的刊物连载，并收到较好反响。说实话，我感觉趴在电脑上没日没夜写字的辛苦，不亚于在前线奔波采访。我属“马”，平日里更喜欢奔跑。

回到北京总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工作，采访任务重大我不敢怠慢；上班路途遥远、颠簸劳累；正值京城酷暑难耐之时，浑身冒汗；两岁的儿子终于见到久别的父亲，天天瞪着一双含泪的眼睛怪“臭爸爸”不和他玩耍。凡此种种，使我修改稿件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前线两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没让我瘦下来，可写书期间却使我掉了五六斤肉。

或许是在人大新闻系学到的知识过于正统，要么就是在国家通讯社的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