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图34）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2)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话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1)

——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图35-1），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坦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诺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除了这几样之外，学者们找到的其它的组织源流，这个教，哪个门，总括起来，能有几十种之多。

“爹”找不明白，儿子的秘密自然也没人理会，一本又一本的著述问世，但拳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之后，依旧不明白（因为没有人屑于说）。其实，当年的史料文献和后来的口述材料说得很清楚，义和团大体上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一是老师，或者叫师傅，属于传道授业的。义和团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老师都有“法术”，说起来都是从峨眉山、昆仑山什么地方下来的，有异人相授，比金庸先生还要早些，给这些山抹上了带有气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当然，实际上这些老师，也都是乡下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不过见过点世面，胆子大，敢说，也敢做，就成了老师。

好在要教的东西也不难，无非是点半像气功，半似技巧的玩意。这种玩意现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运好了气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项：不能用刀划，一划肯定出事），扎枪顶着咽喉（注意事项：找好角度，否则穿帮）等等。还有的有点类似于前不久曾经很是流行的气功，老师装神弄鬼弄几下，接了功的弟子们马上像神鬼附体一样，乱蹦乱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们荷枪带棒，手里有家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后，往往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跟乡间跳大神的巫婆神汉差不多，跳够了，马上精神萎靡，回复常态，回家照吃煎饼。当然，老师传功，也像后来的气功大师，总是要弟子孝敬银钱。

不是一个拳坛一个老师，老师要到处走，义和团就是在老师的走村串街中流行开来的。老师虽然号称传的功法各有玄奥，但就跟前些年气功热的时候的气功一样，虽然大师们的门派不同，据说奥秘也各异，但基本的招式却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来，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样了。应该指出的是，义和团运动过后许多年，华北乡村兴起红枪会的时候，类似的老师，类似的功法传播，又出现了。新面孔，老招术。

义和团拳坛的真正骨干人物，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的人。这些人或者是对气功感悟性好，或者有点武功底子，或者比较脾气比较暴，拳民行动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些人领头，烧教堂，杀教民，动真格的，需要这些人带头下手。当然，下手的时候，原本在拳坛练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对方要是弱，比如妇孺什么的，就剁成肉酱，对方如果强，坚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坛的多数，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岁上下，属于义和团的儿童团，老的七八十的都有。这些人平时的时候，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大师兄二师兄的带领下，在拳坛上演练，个别有条件的地方，还有民间鼓乐伴奏。这种演练，在美国学者周锡瑞看来，很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确，看当时人的记载，拳坛经常有很多人围观，跟看戏似的。后来气功热的时候，每逢大师出场，聚众练功的时候，好像看得人也很多，可见古今一个道理。当然，拳民办可能只在家门口表演，还要出去干事（其实真有不少拳民办打算出远门的，只在家乡玩玩算了，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非逼着拳民北上京津，说是那边有鬼子打，实际上是以邻为壑），出去干事的时候，杀杀烧烧，吆喝呐喊，全指着这些普通拳民。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2)

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是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励，拳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

说起来，拳民起来，跟自打基督教开禁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些属于利益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一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

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戏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自所难免。

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跟是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傅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于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受授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再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脐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帖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地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主要是弃养女婴。（图35-2）虽然背后有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的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生命条件就不太好（视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一个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