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没变，却让人觉着舒服了点。他结了婚，有两个女儿。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因为老了八岁，我不知道。他仍旧在混日子，干些没劲的工作，计算机零件推销员还是效率顾问什么的，我忘了。他还是把每个晚上都消磨在电视机前。足球赛、连续剧、警匪片、风光片，他热爱电视里播放的每一样东西。但他从来不读书，从来不选举，甚至从来都懒得假装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点看法。他认识我有十六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我的哪一本书。我倒不介意这个，只是想说明他有多么懒，多么彻底地丧失了好奇心。尽管如此，那天晚上我还是挺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喜欢听他讲他最喜爱的电视节目，讲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讲他永远进步的网球比赛，讲佛罗里达为什么比新泽西更适合居住。气候好，你明白。没有暴风雪和冰冷的冬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夏天。那么平常，孩子们，那么他妈的心满意足，可是——我该怎么说呢？他处于绝对平和的状态，对生活那么满足，几乎令我嫉妒。“这就是那天的情形，在市区一家寻常的馆子里一顿寻常的晚餐，寻常的闲聊，但这时理查德突然从盘子上抬起头，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讲到理查德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感觉一样，但这个故事震撼了我，它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三四个月前，理查德在自己家车库的一个纸箱里找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偶然翻到一个旧的三维视镜。他依稀记得是他还小的时候父母买的，但记不起当时的情形或者他们用它做什么。他相当肯定他从没有用过，甚至摸都没摸过，但也可能他把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把视镜从纸箱里拿出来一看，发现这不是用来看现成的旅游景点和风光照片的那种廉价货。这是一架货真价实的光学仪器，是五十年代早期三维热时留存下来的一流产品。那股热潮没能持续多久，它的玩法是用一种特殊的照相机自己拍三维照片，然后冲成幻灯片，就可以用这种视镜来看了，像一部三维的相册。照相机没找到，但理查德找到一盒幻灯片。一共只有十二张，他说，看起来他的父母只用新型照相机拍了一卷胶卷，然后就把它收在什么地方，再也想不起来了。“理查德并不知道幻灯片里的是什么，他取出一张放在视镜上，按下背景灯按钮朝里看。刹那间，他说，他生命中的三十年被抹去了。那是1953年，他在新泽西州西橙县他家的客厅里，站在缇娜十六岁生日晚会的客人中间。忽然间他什么都记起来了：甜蜜的十六岁’晚宴，筹办宴会的人在厨房里打开食物、在台面上排列香槟酒杯，门铃声，音乐声，喧哗声，缇娜发髻上的结和她呼呼生风的黄色长裙。他把幻灯片一张一张放在视镜上从头到尾看完全部十二张。所有人都在那儿，他说。他的母亲和父亲，他的表兄弟们，他的叔叔婶婶们，他的姐姐，他姐姐的朋友，还有他自己，精瘦、十四岁、突出的喉节、平头、夹着的红色领结。这不像在看普通的照片，他解释说，甚至不像在看家庭电影，那些抖动的图像和褪掉的色彩总是让你感到失望，它们给人的感觉属于遥远的过去。三维照片保存得难以置信地完美，不可思议地清晰。里面每个人看上去都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凝固的瞬间成为某种永恒，到现在已经不朽了近三十年。鲜艳的颜色和入微的细节清晰闪耀，周围的纵深感足以乱真。理查德说，他盯着幻灯片看得越久，就越觉得他能看到里面的人呼吸，每次他停下来换下一张，就感觉如果他看得时间长一点，哪怕就长一会儿，他们就会真的动起来。“他一张一张把幻灯片看完之后，又重新看了一遍，第二遍看时他渐渐发觉照片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死了。他父亲，1969年死于心脏病。他母亲，1972年死于肾衰竭。缇娜，1974年死于癌症。那天在场的六个叔叔婶婶，也有四个已经去世了。有一张照片，他和父母、缇娜一起站在前院的草坪上。就他们四个，手挽手，相互倚靠，并排四张滑稽的笑脸生动地冲着镜头扮怪相。当理查德把这张照片第二次放在视镜上，他的双眼突然盈满泪水。就是这一张揪住了他，他说，这张对他来讲太要命了。他意识到他是和三个幽灵一起站在草坪上。这个三十年前那天下午的唯一幸存者，眼泪一旦夺眶而出，就再也无法抑制。他放下视镜，双手捂住脸，开始痛哭。他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痛哭。‘肝肠寸断，’他说，‘完全无法自制。’“这是理查德，别忘了，一个毫无诗意的人，一个钝得像块木头的人，然而他一看到那些照片，也神魂颠倒，脑子里再也容不下别的事。视镜就像一盏神灯，带他穿越时空，寻访死者。早上离家上班之前他会来看一遍照片，晚上回家以后他又会来看一遍。都是在车库，都是自己一个人，都是躲开妻子和孩子，沉湎在1953年的那个下午，无力自拔。魔咒持续了两个月，直到一天早上理查德走进车库发现视镜坏了。机械部分卡住了，按钮按不下去，打不开背景灯。他可能用得太多了，他说，因为不知道怎么修，他觉得自己的奇遇结束了，他发现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永远从他身边消失了。这是灾难性的损失，最残酷的剥夺。他甚至无法把幻灯片举起来对着光看。三维图片不是传统相片，你必须借助视镜才能完成整体成像。没有视镜，就没有图像。没有图像，就没有回到过去的时空旅行。不再有时空旅行，就不再有喜悦。又一轮悲伤，又一轮哀痛，似乎，在重新赋予他们生命之后，他不得不再次埋葬死者。“这就是两个星期前我见到他时的情况。机器坏了，而理查德还在努力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被这个故事感动。看到这个平庸呆憨的人变成了一个暗怀哲思的梦游者，一个渴望着遥不可及时空的痛苦灵魂。我跟他说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他。这里是纽约，我说，既然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能在纽约找到，这里就一定有人会修。理查德被我的热情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感谢我肯帮忙，那天我们就谈到这儿。第二天一早我就忙活上了。四处打电话，做调查，不出一两天，我查到在西三十一街有家照相馆的老板说他可能会修。那时理查德已经回了佛罗里达，当晚我打电话报告他这个消息，我以为他会非常兴奋，我们马上可以讨论如何把视镜打包寄来纽约。但电话线那头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约翰，’理查德终于开口说，我们见面之后我想了很多，也许对我来说整天泡在那些照片里并不是件好事。阿莲娜开始感到不安，我也不太关心孩子们了。也许现在这样更好。你得生活在现在，对吗？过去已经过去，无论我对着照片看多久，过去也不能再回来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约翰觉得，但格蕾丝不同意他的看法。她说，和死者密会了两个月，理查德已经很危险了，他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抑郁症。我正想说点什么，可是刚一张嘴想要发表意见，却突然又可恨地流起鼻血来。这是从我住院前一两个月开始的，尽管到现在我的其他大部分症状都已经消退，但流鼻血一直很顽固，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发生。我痛恨无法管住自己，比如那天晚上我正坐在房间里说话，突然发现鼻血源源不断地涌出，溅在衬衫和裤子上，一点破办法都没有。医生告诉我不用担心，这既非药物作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征兆，可是这丝毫不能减轻我的无助和窘迫。每次鼻子流血，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尿湿裤子的孩子。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用一块手帕捂住自己的脸，夺路奔向最近的洗手间。格蕾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一定不耐烦地打断了她，尽管我记不得究竟说了些什么。“别费心”，也许，或者“不要管我”。总之是恼羞成怒，把约翰给逗乐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离开房间时听到他在笑。“老忠实泉又开始喷了，”他说，“奥尔式月经鼻。别烦恼，希德尼。起码你知道自己还没怀孕。”那套公寓里有两个洗手间，每层一个。通常我们晚上都在楼下的餐厅和客厅里，但是约翰腿部的静脉炎把大家都推上了二楼，因为他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那里。楼上的房间像是一个备用会客室，舒适的小天地，一面是大型的凸窗，另外三面排着书架，嵌入电视和音响，对于恢复中的病人来说是个理想的领地。楼上的洗手间就在约翰的卧室尽头，要去卧室我必须穿过他的书房，那是他写作的地方。

《神谕之夜》4(1)

我走进那间房的时候拧亮了灯，但我一心都在流血的鼻子上，根本没注意里面什么样。我在洗手间呆了至少十五分钟，摁鼻子，把头朝后仰，等到这些古老的法子起作用的时候，我已经流了好多血，我都怀疑自己是否需要去医院紧急输血。血淌在洁白的瓷盆上是那么的红。这颜色映在脑中是那么鲜艳，那么惊心地浓烈。令人震撼的美感。相比之下从我们身体里流出的其他液体却如此暗淡、苍白。发白的唾沫、乳浊的精液、黄色的尿、黄绿色的鼻涕。我们分泌出秋冬的颜色，而流动在我们体内看不出的，保持着我们生命的液体，却是疯狂的艺术家手中的深红色，一如未干的油漆那般鲜明。血止住之后，我在水池边逗留了一会，尽可能把自己重新弄得像样点。已经来不及把衣服上的血点擦掉了（结成了红褐色的小圆斑，当我想擦掉的时候反而在布面上抹成一道），不过我彻底洗了洗手和脸，湿了湿头发，最后用约翰的梳子梳了梳。弄完后我感觉没那么沮丧，没那么蔫了。我的衣服和裤子还像拼了块难看的圆点布料，但好歹小河不再流了，鼻子的刺痛也发慈悲似的缓和下来。我穿过约翰的卧室走进他的书房，眼睛扫过他的书桌。我并非有意要看那里，只是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四下打量这间屋子，却一眼看到在形形色色的钢笔、铅笔和杂乱成堆的稿纸中间摆着一本硬面的蓝色笔记本，和我那天早上在布鲁克林买的那本出奇地相似。作家的书桌是个神圣的地方，世上最私秘的圣殿，陌生人未经允许是不能靠近的。以前我从未走近过约翰的书桌，可是我当时那么惊讶和好奇，想知道这本笔记本是不是和我的那本一样，便抛开了一贯的谨慎，走上前去。笔记本合着，面朝上躺在一本小字典上，我俯身仔细一看，发现和躺在我桌上那本一模一样。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这一发现激动异常。约翰用哪种笔记本又有什么关系？他在葡萄牙住过两年，在那里这些肯定是常见的货色，随便一家文具店就买得到。为什么他不能用一本葡萄牙产的硬面蓝色笔记本？没有道理，毫无道理。然而那天早上我买自己那本蓝色笔记本时体验到的美妙的感觉，那天来之前我在其中几个小时颇有建树的写作（近一年来我第一次文学尝试），以及整个晚上在约翰的家里我还一直在思忖刚刚写过的情节，所有这一切使它的出现呈现一种令人惊异的关联，像一段黑色魔法。我回到起居室的时候没打算提这件事。那么做似乎有点傻，有点神经质，而且太不拘礼了，我不想给约翰留下我爱偷看他东西的印象。可是当我走进房间，看到他跷着腿躺在沙发上，用阴郁受挫的眼神盯着天花板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格蕾丝在楼下厨房，洗盘子，处理我们吃剩的外卖食物，于是我在她刚才坐过的椅子里坐下，刚好紧挨着沙发右边，离约翰的头不过两三英尺。他问我是不是感觉好点了。是，我回答，好多了，然后我靠近对他说：“今天我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早上我出去散步的时候，走进一家店里买了一本笔记本。这件小玩意那么精美诱人，甚至重新勾起了我写作的欲望。于是我一回家就在书桌前坐下来，一口气在上面写了两个小时。”“这是个好消息，希德尼，”约翰说，“你又开始写作了。”“那个弗利特克拉夫特的段子。”“噢，那更好了。”“看吧。现在还只是一些粗略的草稿，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不过那笔记本好像使我充足了电，我都等不及明天再写了。那本子是深蓝色的，非常悦目的暗蓝，硬面和书脊都包着布面。还是葡萄牙产的。”“葡萄牙？”“我不知道是哪座城市。但封面背后有一行小的标志，写着葡萄牙制造。”“你怎么会在这里找到那种东西？”“我住的附近新开了家店。纸品宫殿，老板姓张。他那里有四本存货。”“我以前去里斯本的时候都要买上些那种本子。非常好，很结实。你一旦用上，就不会想在其他东西上写了。”“我今天也有这种感觉。希望这不意味着我会上瘾。”“上瘾这词可能说重了，但它们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小心，希德。这种本子我用了好多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得好像它们很危险似的。”“这要看你写什么。那些笔记本非常友善，但也可能十分无情，所以你得提防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你看上去也没有迷失啊。刚才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看到你桌上摆着一本。”“搬回纽约之前我买了一批备用。可惜你看到的那本是最后一本了，而且我都快写完了。我不知道你能在美国买到。我正准备写信给制造商多订一些。”“店里那个人告诉我那家公司关门了。”“那我时运不济。不过这也不奇怪。很明显它们的市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