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师长成慎被赵倜撤职，所部缩编为河南第一旅。成的私党第一团团长孙会友也有被撤职的消息，他首先发动，1921年4月14日迎接成慎到彰德，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赵倜本来不得人心，豫北问题发生后，旅京河南同乡纷纷请求北京政府罢免赵倜。同时，冯玉祥旅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在驻马店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不得不予以还击。其实，直系正在计划夺取河南地盘，这是南北两路夹攻赵倜的军事行动。但因赵倜联络奉系成功，张作霖、王占元都反对更动他，而张作霖已经承认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直系也未便坚持要占领河南。在这一情况下，吴佩孚又亲自率领第二十五师一部，于4月18日进攻彰德，赶走了成慎，豫北军在直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师及宏威军的包围下，全部被缴械，孙会友逃往安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后来被宏威军团长樊钟秀部擒获斩首。为了掩盖裂痕，赵倜亲往洛阳向吴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道歉。
三卢永祥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反应
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首先更动了属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使另一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大受刺激。1921年6月4日，他突然发表豪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浙江是在北洋派的统治区内，卢永祥与国民党已有联合，这个电报又与南方的“联治派”共鸣，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权起着很大的危害作用。
卢永祥又于5日致电徐世昌，说明他的主张是南北统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认为不当，请即予以罢斥。卢永祥建议召开各省会议，通过各省自治，组织联省自治政府，这正是西南“联治派”在南北两政府以外另组第三政府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并不符合。由此可见，皖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结合，并非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在国民党以外，皖系也愿意与一切反对北京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卢的豪电大受“联治派”的欣赏，得到赵恒惕(9日)、卢焘(12日)、陈炯明(14日)、刘湘(20日)、顾品珍(29日)的响应。此外，被北京政府罢免的陈树藩，除有号电(20日)响应外，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接着，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通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自治运动兴起后，不但西南各省军阀结成了以联省自治为目标的第三政府路线，而且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地响应“自治”，现在又经卢永祥出面促进，所以自治运动由南而北，自西至东，侵入到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形成了难于阻挡的一种政治趋势。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主持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这个会议一旦酝酿成熟，北京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当然，北京政府没有力量派兵进攻浙江，只能派人前往疏通，劝他不要坚持这个主张。
卢永祥的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迁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的战争危机又趋严重。此外还有“山东五子”卢永祥字子嘉，王占元字子春，吴佩孚字子玉，张怀芝字子志，周自齐字子虞。他们都是山东军人(周以军人而兼政客)，因此有“山东五子”之称。其实，这五个人属于不同的军事政治集团，所谓组织鲁系并无其事。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的一种风传。
但是，卢永祥并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他发表豪电是因为北京政府撤换了陈树藩，对皖系军阀采取了“蚕食”的政策，因此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于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倒向西南一边。由于豪电引起了严重反感，6月16日他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但又召集各界人土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省宪法。这是向北京政府“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关于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的问题，湖南军阀赵恒惕也不敢首当其冲，他向川、滇、黔三省提出建议，先召开四省联席会议，发表联合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三省军阀都同意了这个建议，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但是，不久湖南发动了“援鄂自治”的战争，关于召开联省会议和组织第三政府的问题，都将取决于这一战争的胜败，各方面对此就都搁置不提了。
四直系赶走陕西督军陈树藩。新任陕督阎相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陈树藩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请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又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加入“联治派”，宣布陕西“自治”。但是陕西局势对陈非常不利，北有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南有郭坚等的陕西民军，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紫金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进陕西。直系与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在此形势下，陈一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一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南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紫金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榜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20里的灞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眉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的时候，携带箱篓三千余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也被撬开带走。陈自称做了几年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但他搜刮得来的私产，据说也有500万元之多。
阎相文接任督军后，民军首领郭坚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宴欢迎，一声号令，伏兵齐出，把郭的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接下去，8月24日，这位新任督军忽然吞服鸦片自杀，据说在他的衣袋内找出遗书一份，上面写着：“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无颜对三秦父老。”这是继李纯之后督军自杀的第二件疑案。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冯在20天之内由旅长升任督军(冯的师长一职到8月5日才正式发表)，军人升迁得这样快，是前所少见的。
9月21日，冯玉祥与于右任达成改编陕西靖国军的协定。当天，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从此陕军成为直系军阀的附庸军。
陈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孙中山所委)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1）
一湖北人士到湖南请兵“援鄂”。陈炯明电促湖南出兵“援桂”。湖南出兵“援桂”后又决定大举“援鄂”
湖南自谭延闿被逐下台，程(潜)派军人被一网打尽后，赵恒惕利用“自治”招牌宣布保境息民，一面与川、滇、黔、粤四省军阀组成了“联省自治”阵线，一面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鄂、赣两省建立了联防条约。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方挟西南以自重，首先必须拉拢湖南，而湘军必须向湖北购买军火，湘米出口也必须经过湖北，所以双方的关系靠得很紧。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是反对湖南“自治”的，但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军阀，没有余力同时对南方作战，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局势，以阻止孙中山北伐，对他颇为有利，所以对湘军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湘军所患者只有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而孙受制于陈炯明，陈、赵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盟，这方面也就有恃无恐了。
湖南的问题主要是内部的斗争。程派失败后，湘军扩充为两个师10个旅，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谭延闿失败到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2万元，谭、赵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表面上维持良好关系，实际上谭抱有重回湖南的政治野心，赵无日不在戒备之中。
1921年春天，长沙发现了一批湖北客人。原来，湖北人士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除向北京政府请愿撤换王占元外，并推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到湖南请兵“援鄂”。他们在湖南散布空气说，湘军“援鄂”不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这是湖南的一句土话，意指湘军限于条件，无法向外发展。，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一、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做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做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原来，四川同湖南一样有着内部的斗争，需要向外发展，以免内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军事冒险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熊的到来，又将湘军“援鄂”问题推进了一大步。
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号称一团，实力仅有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湘军改装加入，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这样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二、派人疏通吴佩孚，劝其保持中立。同时，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也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赵始终未下“援鄂”的决心，并且认为“援桂”重于“援鄂”。在他的主持下，7月1日军事会议通过了出兵“援桂”，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湘军“援桂”一举，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认为是一种背弃信义、“以怨报德”的行为(指桂系以前援助湘军先后驱逐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有功于湖南，而湘、桂两省又订有联防条约)。但他正在调兵入陕，没有余力过问这件事情。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