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西北地区也并入“东北王国”之内。热河都统、淮军老将姜桂题与徐世昌的关系很深，徐替姜说情，并于1921年1月26日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但是张勋不要做这个“古怪官”，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跟他“开顽笑”。张作霖的另一步骤是排斥了鲍贵卿，调任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升任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此外，直奉两系争持最烈的，还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为了调和直奉感情与平均分配权力，靳内阁认为也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问题。靳吹嘘在他的任内裁去了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约达20万人，这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这些军队都是战败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战胜者新扩充的军队，大大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因而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增无减，靳就避而不谈了。靳拟定了一个裁兵计划：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39个师，10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而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信上提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又表示，将以能否裁兵决定个人的去留。直奉军阀对裁兵问题表示了有条件的赞成：曹锟表示，如果东三省可以办到，直隶也可以办到，张作霖提出裁兵必须先发欠饷，而这个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所办不到的。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饷者，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以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在全国大小军阀几乎无人不吃缺吞饷、无人不在军火交易中捞一把的情况下，这条军律也是一纸具文。

第六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一时期，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以拆孙中山的台。同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取得了“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头衔，继李纯之后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俨然也是一个大军阀了。他的地盘接近西南，对赵恒惕、刘湘等极尽拉拢之能事，而这些宣布“自治”的南方军阀，也正需要与北洋军阀和平共处，便与王占元成立了川鄂联防条约、湘鄂赣联防条约，相约互不侵犯。王占元和西南各省的“善邻”关系，成了他的一笔政治资本，经常捏造情报，吹嘘他拉拢某人已经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北京政府正在企图实现“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政治大借款，如果西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来的只有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好办得多。正是这个原因，靳云鹏便邀请王占元也到北京来参加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

尽管靳迫切要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曹、张两人知道到北京逼不出军饷来，并且害怕讨论裁兵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召集这个会议的必要。后来由于靳再三邀请，才说动张作霖于4月15日到天津。又由于张作霖的催促，曹锟也于16日到天津。他们主张改在天津开会。18日，靳赶到天津参加会议。王占元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随员中有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角色，此时他正在竭力推荐复辟首犯张勋为巡阅使，同时前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联系起来，于是北京满城风雨，传说“胡帅”将继“辫帅”张勋蓄有大辫子，张作霖出身“红胡子”，所以分别有“辫帅”、“胡帅”之称。之后举行复辟政变。张作霖通电予以否认。

张作霖会见曹锟的时候，十分亲切地握着手问道：“三哥，你看亲戚亲呢还是部下亲?”亲戚是指他自己，部下是指曹的头号大将吴佩孚。接着他就竭力挑拨曹、吴之间的关系，认为野心很大的吴佩孚是不会对曹忠诚到底的。他又指天誓日地说道：“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2）

4月25日，王占元到了天津，会议就在这天开始。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为巡阅使会议或者北方四巨头会议。它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有所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和北京政府唱对台戏，而现在曹、张两人实际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并不需要打破现状，他们的目的只求取得协议，以便进行政治分赃。王占元虽也被邀参加，只是忝参末议，无足轻重，因为他的实力远在曹、张两人之下。这次会议只算得一个碰头会。会议地点在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提出了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的建议，他说绍轩(张勋)的旧部新安武军有2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可用以“讨伐”南方，因此任命绍轩为苏皖赣巡阅使，叫他负起这个责任，是适宜的。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便提出先解决“援库问题”，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的另一建议，张作霖也不同意。其实，这两人对于“讨伐”南方和派兵“援库”都不热心，其真正目的，一个要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一个要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式会谈只有27、28两天。27日，他们决定联名发出谴责孙中山的电报，列名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痛斥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但未提及“讨伐”的话。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因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代为列名而大为不满。

28日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颇欠公平：直军欠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奉军欠饷不过两月；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奉军借口“援库”，先后领到军费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而直军仅领到50万元。这些话刚说完，靳云鹏就不以为然地说：“四哥，你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到处扣留国税，却张口向中央要饷。你来当当家何如。”曹锐听了这句话，不禁心头火起，哗喇一声，拿起茶杯来向靳的头上抛去，口中喃喃地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这样一来，靳当然受不了，便也跳起脚来大声叫喊：“谁再当总理谁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势头，连连跺脚说道：“糟了，糟了!快快替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

在这出“探亲相骂”的活剧中，能够做和事佬的只有王占元一人。他左面一拱，右面一揖，劝大家平心静气讨论问题，不要伤了和气。可是靳的火气一时不能平复下来，他打长途电话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办移交，并将眷属接回天津。这个消息当天传出来，全国为之哗然。于是曹、张两人又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这种挑拨是非的“谣言”，而徐世昌也就照办了。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了和事酒，曹锟、靳云鹏都到了，曹锐仍然负气不肯来。当天曹、张、王三人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联名电报，靳的面子赖以挽回，也就不再提辞职的话了。

接下去的几天，这几位“大人物”每天搓麻将、叫堂差，干的都是些饮酒取乐、征歌选色的事情。他们经常向北京政府哭穷闹饷，可是赌起来手笔却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元。靳是固定不移的输家，这倒不是他的手气场场不好，而是他逢迎“太上政府”的一种变相贿赂，好在这笔钱不要自己掏腰包，可以在总理交际费项下报销。他还叫财政部拨出30万元以供大帅随员们吃喝嫖赌之用。

他们偶然抽出时间来讨论军国大事。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催促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的选举，并疏通卢永祥不要再表示反对。关于“援库”问题，奉军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谈。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在“援库”问题上，曹、张两人都不大做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地愿意由湖北出兵两师，他的真意是想把异己势力第七、第八两师从湖北调走。他又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和鄂西民军不下6、7万人，引为湖北裁兵的成绩。这是一笔账写在两个人的名下，因为消灭这些军队，靳也引为己功。

徐世昌一再邀请曹、张、王三人到北京见面一谈。5月5日，这四个“巨头”分乘专车到北京，徐在居仁堂备有盛宴欢迎，宴后到春耦斋共赏牡丹。

关于内阁问题，根据天津会议于14日改组，新阁员为：外交颜惠庆、内务齐耀珊、财政李士伟、陆军蔡成勋、海军李鼎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张志潭。齐耀珊、王乃斌都是接近奉系的官僚。蔡成勋是曹锟的把兄弟。旧交通系分子周自齐、叶恭绰都被排斥出阁。内阁改组是靳云鹏战胜了梁士诒，张志潭战胜了叶恭绰，靳召集天津会议的主要收获就在于此。

李士伟是个不知名的角色，他之所以被提为财政总长，是有国际背景的。原来以前日本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不可靠，现在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派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小野明知北京政府无力偿付到期外债，便提出“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建议将本年度到期应还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展期一年偿还，利息增为按月一分，用新约换旧约，并指定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小野表示，这个问题如果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准备将此款付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的新借款。这个办法，由无保障的借款变为有担保的借款，对日本是有利的，中国方面奔走其事者，仍然是那些老牌卖国贼、新交通系分子曹汝霖、陆宗舆等。他们不便出面，便找到与奉系军阀有关的另一新交通系分子张弧为替身，捧他担任财政总长，以便执行这个办法。不料消息传出来，全国各方面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一致反对，在旧交通系控制下的本国银行团也一致反对，因此张弧也不敢出面了。李士伟是张弧找出来的第二手替身。他是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这家公司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仓合伙开设的。这样一个色彩鲜明的亲日买办官僚，当然也难逃各方面的攻击，因此他也不敢到任，而由财政部次长潘复长期代理部务。这些情况说明，皖系亲日政权被推翻后的北京政府，仍然采取了“奶子长就是娘”的态度，并不是不可能再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的，而日本“用新债还旧债”，想把中国拖入债务国的无底深渊的这个办法，不久就成为西方国家的蓝本，纷纷仿照施行。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千疮百孔的“破落户”，各帝国主义又因利害不一致而彼此互相牵制，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

关于直奉两系政治分赃的问题，直系提出了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提出了把西北地盘并入东北，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王占元与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反对更换陕西督军，但在两大军阀的压力下，他又不敢坚持下去。后来，曹、张二人成立妥协，调任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西督军(5月25日发表)，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均归节制(5月30日)。王占元在这次分赃中仅得到勋一位的虚荣5月10日，徐世昌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授给张作霖、王占元勋一位，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勋五位。。但是，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对他也有好处。

5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王占元虽系直系的一员，却因利害关系日益与奉系接近。同时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而日益倾向奉系。直奉两系虽在分赃问题上获得暂时的妥协，但是张作霖仍然到处找同盟军，竭力分化直系内部，这说明两系争权夺利的矛盾是终于不可克服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3）

二直系对河南问题的一发一收

直皖战前，河南督军赵倜是反皖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皖系战败后，北方成为直奉两系的天下，赵倜却一无所得，而河南又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驻兵洛阳，冯玉祥驻兵信阳，萧耀南驻兵郑州。吴佩孚挂着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头衔，俨然是赵倜的顶头上司。赵倜的兄弟“三麻子”和河南省长张凤歧的兄弟“五阎王”，都是河南著名的豪门恶霸，河南公民纷纷到洛阳控诉，赵、张两人都为之惴惴不安。为了拉交情，吴、赵两人结拜为把兄弟，吴夫人拜赵母为义母，吴、赵两夫人又结拜为姊妹行。但是，尽管攀亲结好，却不能消弭双方的权力冲突。

河南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