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议会的辞职咨文，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立刻派人分途追赶挽回。他已经识破了谭派的政治阴谋，而维持林的省长地位，对他是有利的。但林已由汉口转赴上海，没有办法找得到。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赵恒惕继承前任遗规，邀请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界代表列席总部重要会议。。以前曾向袁世凯劝进的“六君子”之一、矿务局协理胡瑛又一次表演劝进，认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兼任临时省长。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5）

正当其时，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来，与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滇军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提收税款。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必要进行武力制止，否则将严重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瓒代理长沙戒严司令。十分明显，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把赵的军事力量调往湘西，把长沙置于谭派军事控制之下。赵当然不肯听从。随着，赵称病不视事，叶开鑫提出辞职，湖南局势又入于动荡不定之中。

六粤桂战争爆发，陆荣廷兵败逃亡

1921年3月13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粤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陈又以“督军”的称呼致广西督军谭浩明一电，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这时国民党正在鼓吹讨伐“桂贼”，孙中山看到电报后大为震怒，打算撇开陈炯明，改派唐继尧为“援桂总司令”，叫他调出蒙自一带的滇军进攻百色，自己也带一部分粤军进攻梧州。

以前桂系军阀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现在退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而广西素称贫瘠之地，军饷问题发生困难。以前陈炳焜、莫荣新都做过广东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他们的权力地位也都无法安排。因此，桂系便分化为以陆荣廷为首的武鸣派和以陈炳焜为首的柳州派。为了避免内部破裂，陆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集中兵力15000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陆荣廷正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援粤”是攻粤的代称，正像“援桂”是攻桂的代称一样）。陆荣廷希望北洋军阀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来，三路进攻广东。这正是以前龙济光乞援北方的一种打算。。北方当权人物靳云鹏等，虽因国民党占有广东，引为心腹之患，但三路出兵是办不到的，桂系要求军饷也办不到，只能接济一批军火，让桂军有重整旗鼓的可能。这批军火由小山丸装载出口，不料还没有开出上海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这是皖系军阀和国民党合作的一次具体行动。

陈炳焜在梧州集中兵力，使陈炯明感觉到“我不犯人，人必犯我”，他还幻想与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陈炳焜却把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因此陈炯明也不得不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陈炯明还希望陆荣廷能够表示两粤息争的态度，陆却提出“陈竞存哪一天驱逐孙文出境，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使陈炯明无法接受。

桂军中实力最大的是拥有42营的沈鸿英。这个柳州派健将(沈是雒容县人，与莫荣新为儿女亲家)，与武鸣派健将马济(陆荣廷的义子)平日意见很深，因此陈炯明派翁式亮到平乐，劝沈驱逐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接受了这个条件。但到6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一带倒戈起事，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又受陆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6月13日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在这一情况下，陈炯明只得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争再起的时候，陈炯明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桂林，捣击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赵恒惕与粤军建立同盟，原系对付孙中山而不是对付桂系的，此时感到左右为难，便发起由川、湘、滇、黔四省共同调停粤桂之争，并请桂系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这个建议除四川刘湘表示赞成外，滇、黔两省的态度则不一致：云南顾品珍因为唐继尧残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与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刘显世失败后，旧军统领王华裔逃回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广西北部。，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四省联合调停的计划不能实现。

孙中山、陈炯明在讨伐桂系的问题上重趋一致。6月20日，陈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他为“援桂军总司令”。就在26日，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陈炳焜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孙任命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7月3日)。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英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个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此时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调度了，他曾通过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但是陈炯明不再相信他了，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7月3日到8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

9日，退往贺富大山的沈军司令黄自高、沈荣光等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的态度。

与此同时，桂北和桂西也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赵恒惕也因陈炯明的一再请求，派谢国光、罗先闿两旅“和平占领”桂林。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洪兆麟、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但又不愿结怨于陆荣廷，请他先行让出桂林，声明对桂军并不采取敌对行为。湖南出兵不仅为了履行湘粤同盟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孙中山假道北伐的一项措施。

7月中旬，由梧州西进的粤军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浔州、贵县，活动于高、雷、钦、廉一带的桂军也都失败了。

沈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统领秦步衢逐走陈炳焜、李祥禄(桂北镇守使)，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陆荣廷鉴于大势已去，16日通电下野，将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军宣布“自治”是诈降计，仍然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这时湘军已经开进桂林，滇军李友勋、黔军谷正伦两部也已攻入怀远、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炳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来。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一度占领桂林，13日又被滇军胡若愚部逐走，逃往全州。

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即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韦荣昌、黄培桂主持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但是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因此粤军又一次发动攻势，于10月1日占领龙州，陆、谭等才取道越南河内逃走了。

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并且打算进一步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1）

一天津会议讨论六项问题。北洋军阀联名谴责孙中山“破坏统一”。天津会议因军饷问题引起争吵。北京内阁局部改组。直奉军阀的分赃协定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段祺瑞失败后却换来了两个“太上政府”，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就休想放手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存在严重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适从。下面一些问题，都是北京政府面临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内阁总理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

第一是国会问题。皖系失败后，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国会(新国会)自动宣布停会。广州虽有一个旧国会，它和北方唱的是对台戏，北京政府当然不肯把它恢复起来。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意在使新旧两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各得其平，同时根据南方所坚持的旧约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得上风，护法旗帜不再适用，由此可以达到和平统一。其实，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则是由新选举法产生的，现在舍新取旧，就是承认自己为非法总统。但是，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争者为恢复旧国会，对北京政府的改选命令置之不理。同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热心进行这种选举。因此，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统一南方，又不能统一北方，而使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张两人帮助解决北方各省改选国会的问题。

第二是内阁问题。靳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旧交通系分子。该系首领梁士诒自己企图组阁，于是发生了以叶恭绰为核心的倒阁运动。该系向来掌握本国的交通事业和银行事业。这时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已经被戳穿，不能骗取外国借款，而在旧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国银行团又拒绝予以支持，因此1921年年初，北京及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闹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各省军阀催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由于军费积欠过多，各省兵变也就一个紧接一个，仅就1、2两月而论，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损失，后经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变，焚掳更为残酷，扰及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厉干涉，并且发出了宜昌开辟租界和驻扎外国军队的种种叫嚣；保定为直系的大本营，第二十三师为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兵变。各省军阀因为催款无着，便在地方上截留国税，大肆搜刮，如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王占元在湖北擅办地方公债等。在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部员组织了“索薪团”，将军府将军自请给资遣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随后北京教职员也组织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掀起了“读书运动”，“闹穷”的浪潮几乎把内阁冲倒。在这期间，由于旧交通系采取了“财政倒阁”的手段，使靳与他们的关系恶化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旧交通系与奉系军阀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们，所以靳的“智多星”张志潭(内务总长)向靳建议，邀请曹、张两人进京帮助改组内阁，以便驱逐旧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库”问题。1921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借口积欠军饷不肯出兵。后来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张仍按兵不动，这个问题也必须当面解决。

第四是直奉两系权力地位的分配问题。李纯死后，张作霖企图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竭力保荐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肯相让，而苏、皖、赣三省人民也因张勋是臭名昭彰的复辟犯，誓死反对，张作霖便改荐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