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而黎的方面，却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的地位，继续补足未满任期。黎在这个咨文中假惺惺地表示：“总理任定后，接收总统之职权，俾可引退。”众议院讨论此案时，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情，不能并案办理，即将此项咨文退转。26日，黎又补提唐内阁同意案的咨文，删去总统辞职一段，他的用意是：如果国会接受此项咨文，就是默认了他的总统地位，这是一种蒙混取巧的手段。不料这个咨文又被众议院退转，理由是此案既未征得唐绍仪本人的同意，自毋庸征求国会的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其代理总理的依据，于是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3）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署理内阁总理。阁员调整如下：外交顾维钧、财政罗文干、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徐谦、教育汤尔和、内务孙丹林、交通高恩洪、农商高凌霨。董康被调任为大理院院长。这个内阁解除了吴佩孚所反对的阁员，维持了高恩洪的交通总长，并且提升孙丹林为内务总长，而高、孙二人又是这个内阁的核心人物。这个内阁，王、顾、罗、汤四人都属于英美派，当时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因此有“好人政府”之称。事实上这些“好人”都是吴佩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又有“洛派政府”和“英美派政府”之称。内阁改组是黎对实力派的全面屈服。

这个内阁在吴佩孚一手控制下，保派阁员仅有高凌霨一人，曹锟早已感到不满。加以曹的身边人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寿田等王毓芝，字兰亭，以前是军中的老“司书”，随着曹锟的升迁做到巡阅使署秘书长。夏寿田做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曹锟聘为顾问，有意用他为秘书长，因此王毓芝结交曹锟“嬖人”李彦青以固位。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去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去总统了，使曹更加相信吴有篡位的野心。此时保派人物只以吴一人为敌，对于其他一切新仇旧恨都愿化敌为友，以便结成一道反吴的联合战线。边守靖公然把交通、安福两系分子吸收过来以助长保派的声威。曹锟致电张作霖表示弃嫌修好之意。同时，直系军阀和直系势力下的各省军阀，除吴的嫡系外，都怀恨吴对他们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态度。国会方面，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旧国民党分子都是到北京来进行政治分赃的，吴对他们也很不礼貌，当8月1日国会复会的时候，吴打电报规劝他们“尽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都很气忿地说：“嘿，军阀公然对国会训话了!”

这个时期，既有总统、国会与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日益陷于孤立。

二安徽督军张文生被迫下台。冯玉祥被吴佩孚排斥离开河南。北京政府派张福来继任河南督理

孙中山到上海后，护法问题已因国会恢复而告结束，国民党议员也纷纷到北京活动，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孙所提出的兵工政策，曹、吴表面接受，实际不肯执行。孙与曹、吴之间不但有代表互相往来，而且经常有文电交换关于时局的意见。北京内阁总理王宠惠在孙、吴之间经常起着桥梁作用。曹、吴力劝孙北来，他们并不是真心尊敬这位民主革命领袖，而是想利用他来粉饰南北的统一局面。孙却不肯北上做别人的政治花招。孙的主要敌人是陈炯明，所以对待任何方面都采取和缓手段。他与直系军阀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直系抱有武力统一的野心，而吴佩孚一面对孙表示敬仰，一面又看中陈炯明的实力，彼此互相勾结，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直系与西南“联治派”处于似敌似友的地位。他们反对孙中山有着共同之点，但是吴佩孚视“联治派”为全国统一的障碍，而“联治派”也视吴为联省自治运动的障碍。奉皖两系军阀一方面保持与孙中山的三角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们在反对直系统治全国的问题上，与“联治派”也有共同之点。

吴佩孚一方面积极布置防奉，另一方面并不放弃武力统一政策。他派孙传芳、吴新田两路出兵“援川”，由于杨森迅速失败，新任四川总司令刘成勋愿意继续执行川鄂联防条约，而福建局势又起了变化，他才决定终止“援川”，而以“援闽”军事为主。尽管曹、吴在内阁问题上形成对立，但在武力统一政策上仍然是合作的，他们一致要求北京政府明令发表蔡成勋为江西督军，以便责成他派兵“援闽”，黎终于被迫于9月2日以总统名义“特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后，督军的名义换上了“督理军务善后”(简称督理)，废督问题就是这样变戏法似地结束了。

继蔡成勋之后，北京政府于10月7日发表“裁撤安徽督军一缺，调任张文生为定威将军，特派马联甲督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安徽有新旧安武军两个派系，皖南镇守使马联甲属于旧安武军系统，暗中勾结齐燮元，久想取新安武军首领张文生的地位而代之。张文生与奉皖两系都有关系，又与赵倜建立过反直秘密同盟，直系早已视为眼中之钉。这次徐树铮在福建发动政变，马联甲向齐燮元告密说，张文生准备响应徐树铮，因此齐与曹锟联合起来保荐马继任安徽督军。命令发表后，张文生借口遵照总统鱼电进行裁兵，暂时不能去职，一面煽动新安武军起而反抗，但在齐、马里应外合的形势下，终于被迫下台。

每年10月10日，北京政府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这一年发表的是：吴佩孚、齐燮元、王怀庆晋授陆军上将，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 ，孙烈臣、谭延闿、赵恒惕、谭浩明、熊克武晋授勋二位，袁祖铭授以勋四位，于右任授为任威将军，唐继尧、陆荣廷特给匾额一方以昭殊绩。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取得最高勋位勋章 ，不能再有所加，因此“特颁明令，嘉尔元功”。对于已死的伍廷芳也给以一万元的治丧费，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这些命令不但对直系文武人员封赏有加，同时对西南人物和奉皖两系军阀也都一视同仁，这是黎用以粉饰全国统一的手法。

10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扬为浙江省长，这是用以分化浙江的一个手法。卢永祥已于6月20日宣布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不接受任何方面关于改变浙江现状的命令，但是张载扬是浙江地方军的领袖，卢对这道命令就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浙江军务善后之期本来规定为6个月，为了延长卢的任期，浙江各团体又通电请卢继续办理善后，不再规定日期。

10月31日，北京政府调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裁撤”河南督军一缺，派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这是直系内部分化的另一重大事件。直奉战争时期，冯接到吴佩孚的动员电报后，在八天之内集中几师兵力赶到洛阳，稳定了直系后方的局势，吴也称他为“讨奉第一功”。吴的猜忌心很重，冯的军队在北洋军中纪律较好，颇有名气，因此为吴所忌。吴曾抽调冯部第二十一旅参加对奉战争，事后拟将该旅扩充为师，调防保定，以削弱冯的军事实力，冯急忙调回该旅以免被分割。直系驱逐赵倜时，吴拉拢河南第一师师长宝德全，叫他留在开封维持秩序，并保荐为河南军务帮办，不料冯到开封时首先诱杀宝德全，并未宣布罪状，吴就觉得冯是一个手辣心狠的人物，又不服从他的命令，因此更为不满。

冯的作风与其他军阀不同。他接任河南督军后，首先驱逐僧道，捣毁佛像，庙宇寺观均改为游民习艺所，并实行废娼，禁止人民打麻将，提倡生活朴素。7月14日，他在商丘巡视防务时，召集农村父老在朱集车站席地而坐举行谈话会，谈到求神拜佛的风俗，他认为人人家中的父母就是活菩萨，敬活神要比敬死神好得多，可是买香烛肯花钱，老父老母要馍馍吃就舍不得花，这种不良风俗应当革除。他听到潢川知事车云巴结上司的小老婆，恭献红缎绣花鞋的一件事，就把这位县太爷捉起来送交法庭惩办。他经常便衣出巡，遇到不良习惯，随时加以纠正。由于他提倡生活朴素，开封很少人穿绸衣在街上行走。9月14日，梁启超在开封演武厅向军官们讲演“军国民之精神”，忽然有人号啕大哭，大家定睛一看，哭者就是督军，因此全体听讲的军官无不号啕大哭，把讲演会搞成了一个“举哀会”。冯类似这样的行动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大惊小怪，有人骂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但是歌颂他的人却也不少。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4）

吴、冯二人在清朝末年同期当新军管带，同期在东北驻防(吴在第三镇，冯在第二十镇)，在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期当旅长(吴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冯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同在四川作战。1918年又同在湖南作战，但那时吴已升任直军总指挥，而冯的地位未动。一直到直皖战后，冯才迅速上升为督军。直奉战争时期，他放弃陕西地盘来支援吴，虽然换得河南地盘，但非出自吴的恩赐。吴一贯把河南督军当作他的“小媳妇”，对冯也是一样，冯自然受不了。

吴的直接部下张福来，从吴做管带时跟随起，现在做到第二十四师师长，而同期做师长的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都做到督军或省长，因此他的父亲骂他不长进，使他郁郁寡欢。吴打算给他先做河南省长，冯玉祥不便公开反对，就竭力主张不要更动省长张凤台以资抵制。冯又因分配军饷问题与新任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和，河南有张、靳、胡组织“三角联盟”进行倒冯的风传。根据以上情况，吴就决心把冯调开，而将河南督军一职给予张福来。吴打算调冯为安徽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未得曹锟的同意，最后才决定调为陆军检阅使，叫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陆军检阅使本是“因人设事”的虚职，以前热河都统姜桂题受奉系的排挤，一时无可位置，北京政府才用这个名义叫他到北京来颐养终年。姜死了，又用这个名义为冯的下台地步，冯当然十分不满。命令发表后，冯表示愿意出洋留学三年，或者到上海养病，或者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他满腹牢骚地说：“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后来在曹锟的百般安慰下，他才不再坚持。他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一师三混成旅，人数在2万以上，吴却叫他仅带一师到北京，他当然不肯接受。冯调职后，从此倒在保派的一面，与吴成为貌合神离的暗敌。

三国会议长胁迫黎下令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吴佩孚电斥黎违法逮捕阁员，黎被迫迎接罗文干出狱。罗案引起保洛两派短兵相接，吴被迫低头认输

王内阁成立后，保派在财、交两长中并未取得一席，他们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内阁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闹出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10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不以军区制为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张绍曾听了很不舒服。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与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王宠惠请他让步点，并且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来闹别扭的”。罗负气地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他的意思是指除王以外，高恩洪、孙丹林合起来(代表洛派)是一个总理，而高凌霨代表保派，也是一个总理。

1922年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仪式，黎偕同全体阁员前往致贺。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告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忽然听得议席中有人高声叫喊：“法律问题没有解决，议长何能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6月3日，广州国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筹备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八议员”被拒绝参加，京、沪“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已丧失议员资格，不应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了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插“民八议员”外，还设立“政治讨论会”安插他们。，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应负联带责任。”大家四面一看，看到议员彭养光正在声色俱厉地指着台上叫骂不休。接着，议员凌毅提出质问：“黎元洪乃是平民，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