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不时地陪着他谈天解闷。有时首席检察官不得不“公事公办”一下，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到办公室来问几句话，并且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来访者，而且事前必须取得核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来者不拒，放言无忌，以致地方检察厅的所在地四眼井一带，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军阀统治时期的所谓法治幌子，完全被这些怪现象扯碎了。
罗案发生后，梁启超指为“总统蹂躏人权”。帝国主义宣传机关表示“仅就此案，即能确定在目前情况下，领事裁判权不能取消”。
这个案件有一重政治内幕。吴佩孚屡次向内阁索饷，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阀，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这个计划便成为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归根结底只有向外借款的一条路可走。西方帝国主义是愿意支持这个“好人政府”的，日本却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须四国一致才能向北京政府提供借款。因此，英、美派阁员与西方国家秘密协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一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定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根据王宠惠发表的谈话，奥款合同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都有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同一的请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债务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须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但是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
本案引起重大的贪污嫌疑，主要是由于签订合同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这里又有一重政治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索饷，而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仅有8万镑，折合华币仅有60余万元，除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外，所余50万须由保、洛平分。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想出一个“飞过海”的办法，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这样就可以瞒过保定而将50万元全数拨交洛阳。
但是问题尚不止此。如果由财政部直接拨交洛阳，也还是瞒不过保定的，高恩洪又与罗文干商妥另一办法，由财政部将此款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以此报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这样就可以完全不为外人所知了。尽管洛派阁员为了这笔为数不大的款项，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但是终于被人揭发出来。原来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派军师边守靖的亲戚，当该行与财政部秘密协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告密，吴景濂叫他切勿“打草惊蛇”，等到木已成舟再行举发。十分明显，吴景濂和保派的目的，在于利用这个案件执行倒阁和逐黎的“一箭双雕”之计。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打电报到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21日，黎接到吴的号电(20日)说：“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遽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公然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这在民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以前大军阀对总统虽然施加压力，但在外表上至少还保持对总统的礼貌。所以黎接到电报后，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吩咐属员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回到天津。22日，黎拟就回答吴的电稿，首先抵赖逮捕罗文干，只说“嘱薛之珩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也就没有叫内阁副署的必要。末尾一段火气十足地写道：“……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个电报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一件事奉直战争，争夺军饷是起衅原因之一。战争结束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吴佩孚电令北京警察厅予以逮捕，解交法庭处理。，作为反咬一口的资料。
假使黎愿意下台，问题倒很干脆，但在他气了一阵恢复理智的时候，又不敢发出这个电报，相反，他还指使汪大燮、孙宝琦等向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并用自己所乘的北京第一号红牌汽车北京规定，总统府汽车为红牌，外国公使馆为绿牌，阁员为蓝牌，民用为白牌。总统所乘汽车为第一号红牌。迎接罗文干出狱。罗到公府时，黎降阶相迎，握手道歉，请他回家休息。罗愿意回到检察厅听候审理，黎就请他暂时住在居仁堂，罗又执意不肯，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公府礼官处下榻。罗愤慨地说：“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不能无罪。”黎马上召唤聂宪藩、薛之珩到公府来，叫他们向罗赔礼了事。聂宪藩不服气地说：“我们遵照总统的手谕办事，错在哪里!”这样一说，黎又哑口无言，只得转过身来向聂、薛两人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这一天，罗的面子十足，由法院犯人一变而为总统贵宾，内阁占了上风，总统屈服于大军阀的权威之下。
同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30余人到公府来，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黎的一肚子怨气正在无处发泄，不禁悻悻地说：“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织内阁，我把同意案提交到国会，你们却退还了咨文。王内阁也是你们事前同意过的，现在又要罢免他。前几天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也照你们的话办了。你们不必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干脆预备一个人来做总统好了!”
这是洛派阁员大走红运吐气扬眉的一个时期。高恩洪一手遮天地禁止电报局接收不利于他们的电报，因此吴景濂和保派阁员关于本案的电报，都要送往天津才能发出，报纸的新闻电报也被任意扣留。罗文干的受贿渎职案不能成立：华义银行代表伯克尔出面作证，该行所付3万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得的手续费，与罗无干，8万镑由财政部公开领收，当然无法中饱。华义银行副经理徐世一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
23日夜晚，黎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的时候，吴景濂又率领议员20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黎惊慌地问，何事如此张惶。吴景濂神气十足地从衣袋里取出曹锟打来的漾电(23日)，这个电报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吴景濂当面警告黎，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王内阁，保定还准备好下一步骤，请求政府加以讨伐。吴景濂要挟黎将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否则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表，总统就陷于孤立了。这时黎又没了主意，就在那张电报上加了一个“梗”字(23日)发出去。
原来，曹锟已经知道内阁签订奥款展期合同，吴佩孚得了50万，自己却分文没有拿到，这一气非同小可，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账，查出半年来该部转账拨款清单一共拨交洛阳军费5099万元，而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曹锟本来深恨高恩洪，只因碍于吴佩孚的情面未便发作，现在他下了与吴破脸宣战的决心。保派军人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做“老帅”的后盾，必须一致发出通电痛击罗文干，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加以卖国之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吴佩孚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所包庇的梁士诒内阁)。保派一定要把吴佩孚的威风打下来，并借以打击黎，以便把“老帅”早日扶上总统的宝座。保派对奉皖两系军阀和安福、交通各系政客都愿化敌为友，只以吴佩孚一人为敌，骂他是忘恩负义的叛将，不能让他再横行下去。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7）
曹的漾电发表后，24日王承斌通电，请黎派遣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步张作霖的后尘，为内阁保镖。曹锟是吴的上司，他对吴还没有进行正面攻击，而王承斌却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问题就更为严重了。继王承斌之后，齐燮元、马联甲、杜锡珪、田中玉、蔡成勋、马福祥、卢永祥、刘镇华、何丰林、陆洪涛等(以发电先后为次序)先后通电响应曹锟的漾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这些“爱国者”不但有直系和在直系势力下的各省军阀，而且有与直系为敌的皖系军阀。这些电报有的是保派事前组织发动的，有的却是自动地放火助威以加深直系内部的裂痕的。随后，吴佩孚的嫡系军人萧耀南、张福来也有通电表示了一致的态度。这种一面倒的局势，使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成为“过街老鼠”，曹锟的威势盛极一时。吴看见势头不对，25日只得通电解释，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并且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由于吴败下阵来，25日北京的政治气候起了剧烈变化，王内阁停止办公，罗文干自请回到检察厅听候审讯，检察厅对罗案不提起公诉的文件不敢发表。罗也不能再住在检察长的办公室了，他被送到看守所，并且受到严密监视。
从25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不能发表，北京陷于无政府的状态。黎也意识到倒阁问题和大选问题是联在一起的，他上了别人的当，因此想找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代理内阁总理，26日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仍然不置可否，实际上他是主张用保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的。黎又乱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这些有“名望”的人士出来代理总理，他们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因此黎又心灰意懒起来，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就在这时候，高恩洪毛遂自荐地说：“总统是我迎接到北京来的，我愿意陪总统到天津去。”黎听了这句刺耳的话，又大为发火，把高恩洪没头没脑地大骂了一阵。
27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黎再打电报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这天金永炎从洛阳回来，转达吴的意见，并不坚持维持王内阁，但是孙丹林、高恩洪两人在新内阁中必留其一，除津派外，任何人组阁都不反对。
同日，众议院还提出吴佩孚侮辱元首，应依陆军刑事条例判罪的质问书。
29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不说别的话，就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一手持笔填上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四曹锟反对汪大燮内阁。国会通过张绍曾组阁。曹锟收买国会议员
汪大燮经常在北京发生政潮时充当“填空档”的角色。1917年11月直皖两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冯国璋找不到内阁总理，曾请他代理总理一星期。这次黎也找到他，他同样声明代理之期不得超过10日。11月29日黎发表命令，分别任命王正廷、高凌霨、许世英、彭允彝、李根源为外交、内务、司法、教育、农商各部总长，汪大燮兼任财政总长，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汪属于研究系，李、彭两人则属于政学系。教育总长本来已定褚辅成，因为赵恒惕的一封信，临时换上了彭允彝湖南选举省长时，彭允彝担任选举总监督。选举结束，彭希望取得湖南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未能如愿，便由赵恒惕写信向黎元洪推荐，到北京另谋活动。彭的目的想取得关监督以便发财，如果不能到手，就再回到国会当议员。他请湖北籍议员胡鄂公在黎的面前替他“敲边鼓”。胡鄂公说，关监督的缺额有限，都由强有力的军阀保荐，轮不到他，问他想不想当总长。彭认为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胡到公府劝黎拉拢湖南，以便进一步拉拢西南。而要拉拢湖南，首先应当找到一个与湖南有关的人物加入内阁。黎正想拉拢西南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就在内阁名单中改提彭(允彝)为教育总长。(此节由胡鄂公提供)。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是看吴佩孚的面子。前任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罗文干受到免职的处分。
汪大燮于1922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当晚9时忽又通电辞职，当时称为不满12小时的短命内阁。原来汪不愿自兼财政总长，改派黄郛担任，黎以“此人资望太浅”拒绝盖印，汪因此负气辞职。黎只得赔不是，盖了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
汪内阁是黎根据“元首特权”自己提出的，此时王内阁已无法维持，他又不愿津派分子组织内阁，所以找到这位与各方并无恩怨的研究系“名流”组织“过渡内阁”，以便腾出时间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新总理。
汪内阁发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