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主义的干扰，虽然在某个玄妙的暗示中，他也可能向了解他的人泄露出一个秘密，那就是自己对于过去的艺术有着何等的敏感。

确实让我们深感遗憾的是，邓肯在各种装饰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如此宝贵的天赋，竟然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什么宣泄口。就邓肯•格兰特的情况而言，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可惜，因为对于他来说，要在架上画这个有限的范围里，为自己最杰出的天分找到发挥的机会，这是十分困难的。我想，比起面对那些画布和油彩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来说，他的灵感更多地是来自解决关于调整的某个问题以及改善某个主题的时候。真的可以这样说，他在暮年时期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其倾向对他一直非常不利。他努力要在一个逻辑上连贯的空间里，创造出既完整又以稳固的方式加以实现的架构，这是最近他继承高更所提出的那种更具装饰性的观念导致的结果，不过，在他进行表现的时候，这种思想与其说是帮了他，倒不如说是反过来牵制了他。对于形式的调配，邓肯•格兰特在平面上做得比在三维空间内更加充分。他的创造性，更多地是体现在当他建议通过轮廓的品性而获得浮雕式的效果之时，而不是在他尝试将一切复杂性加以实现之时。最后我们要说，试图将一个完全连贯的三维整体付诸实现，只会妨碍创造力的发挥，创造力永远不能被指望会完全达到我们看到的事物所体现出的那种完整性。

从艺术家漫长的成长过程这个角度加以考察，邓肯•格兰特还很年轻。他是否会有机会作为装饰设计家而充分利用好自己的非凡才能，或者他是否会做不到这一点，却能够找到——这是一项艰难而又绝非无法实现的任务——那个形象的公式，那个能够尽情挥洒他的才干，挥洒他那迷人而浪漫的创造力，挥洒他那有效使用对比色的手法，以及挥洒他节奏优美的感情的公式呢？这些，人们都还要拭目以待。

在他过去的生活中，有一点是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他总是在沿着自己的艺术激情所引领的方向前行，任何外界环境都绝对无法使他偏离这个方向一丝一毫。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克莱夫•贝尔/戴维•加尼特

克莱夫•贝尔

本文选自戴维•加尼特：《森林之花——〈洪亮的回声〉之卷二》(theflowersoftheforest，beingvolumetwoofthegoldenecho)，伦敦:查图—温都斯书局，1955年，第21~24页。——原注

戴维•加尼特

德斯蒙德•麦卡锡回顾往昔时认为，对于克莱夫•贝尔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能作过高评价的。贝尔之子认为，他“帮助调节了”该群体“严肃的”氛围:

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穿着更为考究，骑马的姿势非常优美，而且还是一个非凡的射鸟高手。尽管其他成员显然都是知识分子，他却来自一个热衷于射鸟、打猎，并且以追求女孩为个人特色的上流社会。……我想，他在剑桥的朋友们低估了他；他们没有看到他在智力上比他们更加灵敏的方面。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幅德加（degas）画作的复制品，对于德加这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可能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因为世纪之交的剑桥，在审美方面是存在盲区的。昆汀•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两卷本，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第156页。——原注

戴维•加尼特所写的关于克莱夫•贝尔的这篇随笔，揭示了后者的性格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影响。加尼特以1915年的一次聚会作为文章的开头，贝尔就是在这次聚会上被介绍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

在布鲁姆斯伯里社区，贝尔夫妇居住的戈登广场46号是座大房子，位于该社区众多最为生机勃勃的广场之一的东侧。我们抵达时，盛大的聚会已经开始，我们被领进了底楼的餐厅。我一下子注意到了一幅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在克莱夫的著作《艺术》中我曾经见过它的复制品。我还发现这里有一幅自己更为喜爱的弗拉曼克的画作。这些绘画令本来就很美观的厅堂更显雍容华贵。虽然厅内挤满了客人，我还是从中认出了不少老朋友。……

那次聚会之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不但同邓肯和梅纳德友情渐笃，而且同克莱夫及瓦奈萨的交情也与日俱增。戈登广场46号成了我自信自己能够受到欢迎的地方，那位给我开门的身材清瘦高挑的女仆布兰奇(blanche)，还有孩子们——六岁的朱利安和四岁的昆汀，他们都很快就把我视为朋友了。

要不是克莱夫，我想那种友谊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他的性格在很多方面恰好与瓦奈萨的互补，正如杰克•斯布拉特（jacksprat）杰克•斯布拉特，英语儿歌中的人物。该儿歌的内容为：

jackspratcouldeatnofat，

hiswifecouldeatnolean，

andsobetwixtthemboth，yousee，

theylickedtheplatterclean.的个性与他那位不吃瘦肉的妻子的相得益彰一样。克莱夫比瓦奈萨更多地营造出了46号的氛围，所以我试图把他的性格轮廓粗略地勾画出来。

安徒生的童话中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公主，她敏感到连床垫下放有一片枯萎的玫瑰花瓣都无法入眠。克莱夫就像这位公主，只要觉察到周围随便哪个人闷闷不乐，他就无法快乐起来。因此，兴许是出于私心的缘故，他总是尽其所能在周遭创造欢乐。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功利主义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使邻居们富起来，自己就无法独享富裕，而克莱夫就是这种理论最完美的例证。倘若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那么这种理论可能就会变成普遍真理了。

当时，克莱夫对我还没有半点兴趣，即便从此再不相见，他也毫不介意。不过，如果常去戈登广场，那么我在那里就应保持心情愉快，对他来说，这也就成为必要的安慰了。因此，他比任何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对我都要和善得多。当他家的大门被推开的时候，一股暖流便涌了出来，它源自克莱夫的热情好客，并且汇集了他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热爱，犹如清晨那滚烫的咖啡的浓郁香味一般，沁人心脾，撩人心弦。沉重、黯淡、冷酷、英国人的罪恶以及英国的气候所制造出来的种种麻烦，在克莱夫家里，在他的陪伴下，全都荡然无存了。那种欢乐而热诚的良好友情，在传统上和猎狐者及狩猎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克莱夫的性情正是在这个他所继承的大气候中得以形成的。他的喜好将他带进了由哲学家、数学家、批评家和艺术家所构成的冷冰冰的世界，通过狩猎获取早餐这件事所具有的精神意涵，对此他们之中原是无人知晓的。所以，克莱夫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否则，它将会成为一个苍白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而他，却为这个世界端出——

一个大酒杯，盛满南方的温煦

盛满泛红的灵泉

白沫如珠，向杯沿争先眨眼。

他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从变成另一个“克拉彭教派”19世纪初由英国社会改革人士组成的颇具影响力的团体，因主要活动多集中在伦敦西南的克拉彭地区而得名，主张剔除社会疾病，改变道德观念，其成员主要为福音派人士和议员。的厄运中拯救出来，使之以同样超脱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美学和抽象真理的探求之中，而不是一头扎进福音教派。这功劳并不能全都归于克莱夫，因为虽然他常给人以欢快、机智的空谈家的印象，但是他也具有学究气质。他总是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书籍。人们能够听到许多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才华横溢的演讲，其中必不可缺的是克莱夫的，他那广博的阅读量、灵敏的感知力以及良好的判断力，构成了他的讲演特色。同样必不可少的，还有利顿、弗吉尼亚、梅纳德、德斯蒙德•麦卡锡和哈里•诺顿（harrynorton）哈里•诺顿（1886～1937），“使徒社”成员，数学家。这些人的演说。克莱夫无法忍受疾病的困扰，所以在他最亲爱的人的病榻之前，他也常会溜之大吉。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却并不那么神经质。戈登广场46号具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恐怖，它源自厨房地下室里滋生的大批蟑螂。当这些讨厌的虫子变得令人忍无可忍时，克莱夫便会穿上狩猎专用的靴子，深更半夜跑到地下室里，对它们狂踩一气。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除我以外）再也无人敢采取如此勇敢的行动了。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克莱夫和邓肯/安杰莉卡（1）

克莱夫•贝尔和邓肯•格兰特

本文选自安杰莉卡•加尼特：《蒙蔽在善意中》，伦敦：查图—温都斯书局、贺加斯出版社，1984年，第134~142页。——原注

安杰莉卡•加尼特

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家族史中，安杰莉卡•加尼特的身份、经历，比这一圈子里任何其他成员的都要来得错综复杂。身为瓦奈萨•贝尔和邓肯•格兰特的女儿，她却被视为瓦奈萨和克莱夫•贝尔的女儿而抚养成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致丧失来自欣德（seend）的克莱夫家族的财政资助。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遇难之后，她于十八岁时才被告知自己的真实身世。二十二岁时，她嫁给了刚刚丧偶的戴维•加尼特，而后者与邓肯及瓦奈萨的亲密友情，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开始。

安杰莉卡•加尼特将其所写的关于自己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童年经历的故事命名为“蒙蔽在善意中”（deceivedwithkindness）。此处节选的章节，原题为“有着两个父亲的孩子”(childoftwofathers)。

我记得那年的夏季长得没有尽头，热得难以忍受，而且令人充满倦意。有一天，瓦奈萨感觉稍佳，便带我到她在查尔斯顿庄园的画室去，在那里她告诉我，我的生父是邓肯•格兰特，而并不是克莱夫。她紧紧地拥抱着我，还说到了爱。我敏感地注意到，在她那亲切的举止里，隐藏着一种尴尬与不安，这种尴尬与不安犹如海浪一般冲刷着我的头脑。很难说是什么促使她在那一刻将实情告诉了我——有多少是出自许久以前他们所设计好的计划，有多少是源于她当时真实的情绪。她很可能感到，不论这种情绪多么隐蔽，自己这一举措应该源自对朱利安的回忆。她即将透露的消息，将帮助我变得成熟，而且朱利安的在天之灵也会对此表示赞许。与此同时，想必她一定感觉到了要将自己从谎言中解脱出来的急切需要，我们大家曾在那个谎言中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由于担心我会因接受这一事实而困惑，她说一切无须改变，因为重要的并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现在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比如，我对昆汀的爱，就不应因为知道他是同母异父的哥哥而受什么影响。我清楚地记得这番话在我心里激起的奇异的、小小的震撼，那时我就意识到自己真的非常喜爱昆汀，虽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把它说出来，但是这种感觉足以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含蓄而不动声色的家庭里。尽管朱利安曾经在信中告诉她说我比他还要感情用事，但我并不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如果瓦奈萨事先指望在告知实情时看到我惊讶的表现，那么她肯定是失望了：我当时泰然自若，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虽然当被独自留下来后，我顿时变得快乐无比，因为这是一件自己早已偷偷发现了的事情。不论在表面以下的深处可能发生什么大爆炸，那一瞬间我只觉得，一个久已丢失的东西，现在终于被放回了原处。

我仍然没有和邓肯说话，或许是因为害怕他会挫败我心中的得意之情。我宁愿独自享受心满意足的感觉，因为自己无法克服那种情绪：就是有了这么一位爸爸，我的命运便被打上了特殊的标记。我是一个手里握着红玫瑰的小女孩，她爱上了王子，爱上了那个既神秘可怕又魅力无穷的怪兽。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幻想之中，幻想着一位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邓肯的样子。我也没有注意到，正当自己迫切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时，我的牺牲精神真正意味着什么。我本应和邓肯说话的。可是事实上，瓦奈萨却对此事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