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不见天日。她有着美学家的一切特点：善于挑选并操纵所获得的各种印象；不是那种创造性格的大师；喜欢把形式强加给自己的著作；心中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那么，她是怎样做到避开相应的圈套，而能依然屹立在清新的空气之中，屹立在我们听得见的马童的靴子声中，或是船只的相撞声中，或是大笨钟的钟声中（也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的呢？她是依靠什么挺立在这个我们可以亲口品尝新出炉的面包，可以亲手触摸真正的大丽花的世界之上的呢?
她有幽默感，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们的回答还必须比这个老掉牙的秘方更加深刻些。我认为，她之所以能够超脱，是由于喜欢把写作当做游戏。手中拿着笔使她感到快乐，用笔书写到比较严肃的阶段时，另一种欢愉也会迸发出来。她有一篇题为“论生病”（onbeingill）的随笔便是例证。文章开头提出论题，说文学中的病症，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处理（德昆西［dequincey］和普鲁斯特属于例外），小说家们对待主题的态度，是仿佛把它当做一块望得穿灵魂的透明玻璃，而这与经验是恰恰相反的。要使这个论题成立，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前提，可是她很快便对继续探究产生了厌倦，放弃了论证的努力。她转而自娱自乐起来，写满六页之后，就变得纯粹为了好玩而写下去了。她用讽刺的笔调描述那些到病房来探视病号的人士，强调奥古斯塔斯•海尔（augustushare）奥古斯塔斯•海尔（1834～1903），英国贵族，作家。的《两条高贵的生命》（twonoblelives）乃病人最需要的书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愿意，她也可以描写一下生病的情状——譬如在《出航》（thevoyageout）中就是这样——不过写《论生病》时，她高兴地把这一点给忘记了。这篇随笔无足轻重，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创作的，但是它仍然清晰地表现了她的思维习惯。文学既是令她忙得不可开交的娱乐，也是她的学习内容。这使她乐于阅读，而且也令她免于陷入艺术之宫。如果你总是时不时地想干些蠢事，那就一定无法进入艺术之宫，因为在那里只会停滞不前。当然，丁尼生（alfredtennyson）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重视诗的形式完美、音韵和谐、辞藻华丽，被封为桂冠诗人（1850），主要诗作有《夏洛特小姐》、《尤利西斯》、组诗《悼念》、《国王叙事诗》等，称号为lordtennyson。男爵并不这么认为。你们应该记得，他的药方是，当艺术之宫住满所有的人，当他们立刻整肃自己的举止时，宫殿自然便会被净化。很明显，弗吉尼亚•伍尔夫找到了一个更加简单、更加合理的对策。
当然，也存在危险——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她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女独白艺术家，把自己更为宽广的感受，浪费在淘气的行为之中，而且她确实给那些见过她本人的客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有时，她几乎看不到自己笔下所描绘的半身像面部的胡须，当这半身像属于某个现代人的肖像之时，不论它是头戴大礼帽的绅士，还是站立于铁塔之上的青年，它便不可能保持原应具有的崇高性了。不过，在她的作品里，即便在她较为轻松的文章中，控制全局的意图却是无所不在的。以这种复杂的才能来说，她确实是个大师。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喜欢一会儿用严肃的态度进行写作，一会儿用娱乐的心情进行写作，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像她那样同时操控这两种冲动，以致能让它们相互鞭策，实现良性互动。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摩根•福斯特（2）
上面这些话，多多少少还只是导言。现在看来可以比较方便地对她真正创作过的作品进行一番回顾，并且略微谈谈她的成长道路了。早在1915年，她以《出航》——一本奇怪的、受到悲剧启发而写成的小说，叙述关于一群住在难以忍受的南美洲某家饭店里的英国游客的故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她对真理和智慧的热情在这里已经可见一斑：对于前者，主要凭借无神论的形式；对于后者，则凭借音乐的形式。这本书让看过它的少数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它的续篇《夜与日》（nightandday）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它是关于经典现实主义的一次练习，并且不论是好是坏，都包含了过去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一切特点：对于人际关系的信念，对于幽默小插曲的依赖，对于地理概念的精确体认，对于社会现象细微差异的突出强调；当然，她在后来的《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bennettandmrsbrown）里，又曾欢快地嘲弄上面所说的多数技巧。《夜与日》的风格已被规范化了，十分索然无味。不过与此同时，她还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邱园记事》和《墙上的斑点》（themarkonthewall）。这两篇小说既不枯燥也不落窠臼，它们是很可爱的小东西；她的风格尾随着她的步伐和语言而发展，皱褶之间粘着尘土和青草，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她早期作品中的精确性，反而感觉到了一些在英语中前所未有的、难以捕捉的东西。这两个短篇虽是可爱的小东西，但却似乎无法将我们引领到什么地方，有的只是一些细小的点和色彩斑斓的团块，它们是灵感启发下的屏息凝神，是信赖运气的悦耳的嗡嗡声或喘息声。就其自身而言，它们是完美绝伦的，不过那并没有带来什么发展，我们之中也没有人认为从那些花朵的花粉里会长出未来的参天大树。因此，1922年《雅各的房间》（jacobsroom）出现时，我们全都大为惊讶。在这部作品中，《邱园记事》的风格和敏感性都得到了保留，不过这些都被运用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里去了。色彩的团块依旧飘移不定，可是其中却挺立着某位年轻人魁梧的身影，犹如一个密封的坛子般隔断了所有的飘移。原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一种纯乎诗情画意的并且显然微不足道的方法，已被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了。对于新鲜手法所蕴藏的各种能量，她仍无法肯定。《雅各的房间》仍是一本不太稳定的小书，但是它却象征着她那伟大的开始，象征着对《夜与日》之错误开端的决然摒弃。它引领她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直至创作出《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tothelighthouse，1927）和《海浪》（1931）。这些成功的作品都充满了诗的特征，并为诗意所环绕。《达洛卫夫人》以伦敦的某个夏日作为故事结构的核心，由此发展出两种螺旋式交叠着的命运：一种是敏感而市侩的女主人的命运，另一种是神经质而身份卑微的精神病患者的命运；他们两人虽然从未有过接触，却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又在我们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部温文尔雅的著作，其构思来源于作者的个人经历。在她的作品中，正如对待私人问题一样，对于疯狂这一主题，她总是表现得温文尔雅而且清醒睿智。她将这种特殊病症的狂热和极端加以削弱，使之仅仅限制在疾病的范畴里，并且剥夺了让它凭借胆怯或粗心而发展为邪恶的魔力；这是一种天分，为此我们必须感谢她。然而，《到灯塔去》的成功要伟大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它的主人公拉姆齐（ramsay）先生及其夫人，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他们深深地吸引住了读者，即使脱离了那个环境，我们还是会想起这两个人物，而且他们与全书的语境即诗的结构，是相当协调的。《到灯塔去》的故事在三重情节推动下展开，它被称为奏鸣曲式的小说，它的中心部分描绘时光的流逝，节奏舒缓，确实需要用有旋律的音乐来作比拟。当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突然置身于两个世界的罕见的快乐，那种唯有艺术才能赋予的快乐：在一个世界里，那位小男孩一直想到灯塔上去，却总不能如愿，直到长成小伙子，感情发生了变化，他才得以到达灯塔；另一个是有着形式的世界，作者让无数观感滤过画家莉丽•布里斯科(lilybriscoe)的头脑，使这个世界得到了强调。接着是《海浪》的问世。在这部作品里，形式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确实被突出了。作品以太阳和海水的律动为每个部分的序曲，在其间展开不受干扰的谈话，展开引号里的文字交流。这些交谈颇为奇怪，因为六个人物——伯纳德（bernard）、内维尔（neville）、路易斯（louis）、苏珊（susan）、珍妮（jinny）、罗达（rhoda），他们几乎没有彼此对话过，甚至可以将他们（像达洛卫夫人和塞普蒂默斯［septimus］一样）视做同一个人的不同方面。他们也不进行内心独白，然而却又彼此相关，而且都和从没与其说过一句话的珀西瓦尔（percival）关系密切。最后，作者通过即将成为小说家的伯纳德作出总结，完美地平衡了关于他们的布局，也淡化了那个形式。《海浪》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就，它是《邱园记事》和《雅各的房间》中已显示的无限可能性的广阔延伸。它站立在悬崖边颤抖不已：少写一笔——那么它将失去诗的品质；多添一笔——那么它将会越过边缘坠入深渊，成为乏味而附庸风雅的东西。《海浪》是她最伟大的作品，尽管我最喜爱的是《到灯塔去》。
随后问世的是《岁月》（theyears）。它是关于现实主义传统的另一次试验。小说通过纪实性的方式，记录了一个家族在某个时期的命运兴衰。如同《夜与日》一样，她抛弃了诗的意境，所以又一次失败了。但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小说《幕间》（betweentheacts，1941）中，她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手法上。这部作品的主题关乎一场乡村庆典，它展现了英国的整个历史，最后连读者自己也被吸引进去去续写那段历史；小说的结束语是“幕布被拉起了”。《幕间》的构思富有诗意，关于庆典的大部分正文都以诗句写成。她热爱自己的祖国——她的祖国就是“那个国家”，那个形成于深不可测的往昔之中的国家。她在精致的最后颂词里将我们带回到往昔，指引我们继续前行，并且以她诗歌式的朦胧，向我们揭示了某种比爱国主义的历史更为坚固的东西，某种更加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东西。
对于此类小说，滋养着它们而且也受到它们滋养的，便是其他作品的迅速成长。两卷《普通读者》显示了她广博的知识与深邃的文学才能的契合，举个例子，谁若认为她是个优雅的因循者，那么就让他去读读她对猎狐者杰克•米顿（jackmytton）发表的看法罢。作为批评家，她会讨论一切话题，即一切存放在过去之中的话题；面对同时代的东西，她有时会感到棘手。值得一读的还有那些既具幻想性又真实的传记。需要指出，《奥兰多》（orlando）是一部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第一部分写得极好：它描绘的“大霜冻”已经为公众所接受，并已被视做英国文学中的一个“段落”（passage）——不论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段落。在性的方面发生变化以后，我们的女作家似乎对自己的魅力失去了信心，并且因此而变得疲惫不堪了，所以这部传记是以合适的方式，而不是以富有才气的方式收尾的；就更大的程度而言，它一直是个奇想，我们可以发现她正开始对此心生倦意。不过，《爱犬富莱西》(flush：abiography)却大获成功，其效果与预先设想的完全一致，素材、方法、长度，被绝佳地协调在了一起。它是有关一条小狗的传记，却并不显得愚蠢无聊，而且通过狗眼中的地毯或沙发脚的高度，使我们得以窥见极其浪漫的各色人物，并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的崭新视角。关于罗杰•弗莱的传记——按理我们的话题不该从狗的身上直接转到斯拉德教授的头上，不过弗莱是不会介意的，狗儿们也无所谓——它显示出她的能力的一个新方面，即超越自身的才能。她沉迷于某个形式，但却从不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其中，也从不过度地挥霍她的盈余；对主题的尊重主宰着她，所以唯有在偶尔出现的情况之下——比如她描写弗莱画室的混乱状况之时，用绝妙的章法提到静物画道具和鸡蛋上面所标贴的“请勿接触”字样——唯有这种时候，她才允许想象自由发挥。传记常被视为“爱的努力”，《罗杰•弗莱传》确乎属于这一类别：一位艺术家怀着热爱去写另一位艺术家，以使后者能被人们铭记在心，并且可以受到公正的对待。
最后还有她的女权主义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三个几尼》(threeguineas)——以及几篇短小的随笔等，其中一些作品非常重要。人们评判她时，会把她视为一个小说家。可是她的其余作品我们也必须记住，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正如威廉•普洛梅尔\[williamplomer\]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