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梅尔（1903~1973），南非英国血统作家，作品涉及多种体裁，包括诗歌、小说、回忆录以及歌剧脚本，曾是《鞭挞》杂志的合办人之一。先生所指出的），她有时与其说是在小说里，还不如说倒是在这些作品里，才更像一个小说家。
经过这番纵览之后，我们可以谈谈她的问题了。与其作品值得一读的大多数小说家一样，她也偏离了小说创作的规范。对于细节，她常常加以梦想、设计、开玩笑、援引和观察，但却并没有讲出一个故事或者编织成一个情节，另外——她会创造人物吗？那是她的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也是她感到自己可以公开接受大家对之发表批评的地方——例如来自朋友休•沃尔蒲（hughwalpole）休•沃尔蒲（1884~1941），英国小说家，写有长篇小说《坚韧不拔》、《黑暗的森林》等，以系列小说赫里斯家族纪事《无赖汉赫里斯》、《朱迪斯•帕里斯》、《城堡》、《瓦奈萨》而闻名。的批评。为了便于取得某种其他的统一性，情节和故事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如果作家写的是与人类有关的东西，那么他必定是想让笔下人物栩栩如生的。她有没有让她的人物活起来呢？
小说里似乎存在两种生活——纸上的生活，以及永恒的生活。纸上的生活她可以提供，她所创造的人物，无论其外貌多么瘦弱或是古怪，都显得非常真实，而且也可相信他们的举手投足都十分得当。永恒的生活她几乎呈献不出来，她很难描绘出一个能像爱玛那样凭借其自身魅力而为人们所牢记在心的人物形象，例如多萝西亚•卡苏朋（dorotheacasaubon）或《老妇人的故事》(theoldwivestale)中的索菲亚(sophia)及康斯坦斯(constance)。假如脱离各自所处的语境，那么《海浪》中的“六重唱”或者《雅各的房间》里的雅各，他们的灵魂是什么呢？一旦书页被翻过去，他们对于我们或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无话可说，而这便是她最棘手的难题。她一只手抓着诗歌，却一个劲地想要捉住那些最好通过放开诗歌才能得到的事物。她不愿撒手，我想那是正确的，虽然那些喜欢小说的批评家们会反对我的见解，他们要求小说必须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条件。她牢牢抓住自己独特的天赋是非常可取的，即便这样做的时候她必须承受牺牲自己艺术的其他重要元素的痛苦，况且她并不总是非得作出牺牲不可。拉姆齐先生和其夫人确实一直和读者同在，也许《出航》中的雷切尔(rachel)也是这样，还有克拉莉莎•达洛卫（clarissadalloway）。至于其他人物——我们就不能断言这里是个永恒肖像的画廊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她的人物局限于中上阶层中的专业人士，而且她自己也不想动用各种类型的人物。她的笔下有沉稳而诚实的知识分子（圣约翰•贺斯特［stjohnhirst］、查尔斯•坦斯利［charlestansley］、路易斯、威廉•道奇［williamdodge］），有高大威武的英雄（雅各［jacob］、珀西瓦尔），有自命不凡、谈情说爱的社会栋梁（出现在《出航》里的理查德•达洛卫［richarddalloway］和休•惠特布雷德［hughwhitbread］），有只关心年轻人的学者（包那梅［bonamy］、内维尔），有吹毛求疵的独立人士（裴帕尔先生［mrpepper］、班克斯先生［mrbanks］)，就连拉姆齐一家，开始时也受到了安布罗斯（ambrose）全家的考验。我们一旦理解了她所用的技巧的性质，就会意识到关于人类，她在描述上已经尽其所能了。身处诗的世界，却迷恋另一个世界，她总是从自己的魔法树上伸手攫取随着日常生活变化而飘过的点点滴滴，并且利用其构建各种小说。她不愿意纵身跳下去。她也不应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本可以在树上蜷起身子，哼哼《星期一或星期二》(mondayortuesday)中诸如《蓝绿色》(bluegreen)那样的小调，但对英国文学来说，幸运的是她没有这么做。
所以，那就是她的毛病。她是一位诗人，是个想尽其所能写点儿近乎小说的作品的诗人。
我必须再说上几句——说得应该已经很多了——我想说说她的兴趣爱好。我强调过，她喜欢以既严肃又娱乐的方式进行写作，我也试着解释过她是怎样创作的：如何收集素材，将其消化，而没有破坏它们原本的新鲜度；这些小说又是如何被烙上它们那奇异的孕育印记的——有人或许会称其为疤痕。现在我关心的是素材本身、她的兴趣以及见解。为了使我的解说不显得太模糊，我将先从食物说起。
每当阅读她的作品时，稍微留意一下那些描写吃的段落，这总是会颇有益处的。这些段落写得非常好，它们精明地提醒我们，这里有着一位感官极其灵敏的女士。她那带着书卷气的贪婪，可能会令男士们羡慕不已，而且几乎未被哪个男性化的作家表达过。乔治•梅瑞狄斯（georgemeredith）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擅长刻画人物心理，其内心独白技巧为意识流先导，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利己主义者》、诗作《现代的爱情》等。笔下的葡萄酒，煤油味儿多了点；查尔斯•兰姆（charleslamb）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以笔名伊利亚发表的随笔触及社会矛盾，与胞姐合编《莎士比亚故事集》，著有《伊利亚随笔集》等。笔下的猪肉上，纸屑多了点；亨利•詹姆斯笔下的随便哪道菜，则任何风味也没有。可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旦提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只要文字的表达力允许，它们便能原汁原味地进入到我们嘴里，我们可以品尝到它们的鲜美。当不好的食物进入到我们嘴里时，我们也会同样感到它们的难吃。我们的嘴现在笑歪了。1929年，她曾在此间某个导师的房间里享用过一顿精致的午餐，对此我不想提起，以免使“牛剑”原文为oxbridge，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大学这座高等学府遭受折磨；对于今天来说，那种回忆太令人感到痛苦了。我也不愿对本学府里那家贵族女子学院表现出不敬之意——它的名字叫佛纳姆（fernham）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所起的一个假想的女子学院的名称，意在影射剑桥大学里的两所女子学院，分别为格顿学院（girtoncollege）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college）。——我不愿提醒它：就在1929年的同一天，她是在该学院的礼堂里享用那顿让人感到遗憾的晚餐的——这顿晚餐糟糕透顶，以致她后来不得不跑到橱柜跟前，从某个瓶子里喝下一些什么东西；这样的回忆依然太过真切，真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将不加冒犯地提及《到灯塔去》里的那道绝佳的煨牛肉，它成了这顿团圆晚餐的中心，那一部分的所有情节，都凝聚在这顿散发着爱心、诗意和美妙的团圆饭上，因此最终所有人物在彼此眼里都变得尽善尽美了，片刻之间，其中的人物之一莉丽•布里斯科，将真实的回忆都带走了。倘若叙述话语被放置在盘罩之下，而小说家又因太漠然或太无能而没能揭开盘罩，这样的叙述是“做”不出那样的晚餐的。真实的食物对于文学作品的效果表达是很必要的，而她则很清楚应该如何在小说里提供食物，正如她在家里所做的一样。那道花费厨师三天时间烹制而成，令拉姆齐夫人做头发时也担心不已的煨牛肉，“有着香喷喷的棕黄交混的肉质，其上伴有月桂树叶，旁边还有葡萄酒”，被端然放置在我们面前了。我们顺着精美炖锅闪光的内壁往下看，叉到最佳部位的一块牛肉，尽管我们通常也像威廉•班克斯那样很难被取悦，可是这道菜却令我们非常满意。对于她来说，描写食物并不是为了让作品看似真实而使用的文学手法，她将食物加进小说之中，是由于她品尝到了食物的滋味，看到了它们的形象；是由于她闻到了花朵的馨香，听见了巴赫的音乐；是因为她的感觉既高雅又自由广泛，并且总能带给她来自外界的第一手信息。我们从她那里所受到的恩惠，部分就在于此：她使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实践暴行、推崇典范的时代里，感觉有多么重要。我本可以引用《达洛卫夫人》中关于花店的可爱的段落或者描写雷切尔在船舱里弹钢琴的段落，来更好地解释感觉的意义。鲜花和音乐是文学的传统附属品，至于一顿可口的饭菜就不同了，这就是我之所以更喜欢后者，并且选择它来说明她对世界的反应的缘由。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她还喜爱抽烟，好吧，现在让我们把煨牛肉端走。在我们的生命中，它再也不会回来了。它不是做给我们吃的，但是吸引我们欣赏它的魔力仍然留存（在我们心里），而且这种魔力是如此与众不同。
说完了感觉，再谈谈她的智慧。她尊重知识，也相信才智。虽然不能被称为乐观主义者，但是她在内心深处却坚信，思想的运转方向是与物质方向相反的，而且它在虚空中正在赢得崭新的立足点。她自己或者她这代人将会成就一切，对此她虽并无奢望，但她身上所流淌着的贵族血统却激励她建立起这样的希冀。站立在天竺葵旁陷入沉思的拉姆齐先生，并不是个供人一笑了之的形象。这所学府也同样并非如此，尽管它有着那样一些传统和那样一些服装：“因此，夜间，如果你在海上，在波涛汹涌的远处，看见水面上有一层雾气，看见一座被照亮了的城市，看见天际的一片洁白，正如从他们在其中还在享用着美食或是清洗着盘碟的三一学院大厅上方所能看到的情景那样，那么，这海上所折射的，就是过去也曾照耀此地的光芒——剑桥之光。”
今天，在剑桥我们已看不见什么耀眼的光芒了，这也引发了某种评论，认为她的作品受制于她所处的时代。她无法将最新的威胁吸纳进我们的文明之中。这种威胁或许可以被视为潜艇，但它不是重型轰炸机或者地雷。认为一切石头都是青草，认为它们像一切肉体那样在灰飞烟灭之间就会消失殆尽，这种见解没能进入她的意识，说实话，它被文学吸纳也要花费一段时间。她的时代明显地介于个体的短暂性与其杰出作品的不朽性之间，对于她，只有大英博物馆的拱顶才是近乎永恒的。衰败，这一点她是承认的：滨河路（thestrand）上那些雅致的灰色教堂不会永远矗立在那里，但是，同我们大家一样，她也觉得衰败是逐渐发生的。比她年轻的一代——可以方便地称其为奥登—伊舍伍德奥登（wystanhughauden，1907～1973），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青年作家领袖，40年代起思想向右转变，后期诗歌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46年入美国籍；伊舍伍德（christopherwilliambradshawisherwood，1904～1986），美籍英国作家，因写过有关20世纪30年代柏林的小说《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再见吧，柏林》等而闻名，曾与奥登合写日记《战地行》，记载1938年周游中国的见闻。一辈人——在此比她看得更为清楚，她对这代人的眼光以及他们在技法方面所进行的试验，所给予的评价都不太公正——她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曾经是个试验者。陷于所处时代的窠臼仍然是人们普遍的弱点，不过她已经充分利用了她的时代所赋予的东西。她尊重知识，也获得了知识；她坚信睿智。从智力上看，谁也不可能比她做得更多，而且既然她是位诗人，而非哲人、史学家或者女先知，她就无须考虑智慧是否会盛行于世，就无须考虑罗达通过莫扎特的音乐而构建出的“长方形上的正方形”这一理论，是否会在这个纷乱的地球上牢牢地立住脚跟。“长方形上的正方形”、秩序、公正、真理，她关注的只是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且试图运用符号加以表达。一个艺术家必须这样做，尽管她意识到符号有其不足之处。
他们带着小提琴来了，罗达说道；他们等待；数着拍子；点头；深深地欠身鞠躬。于是一阵笑声传来，就像橄榄树枝在摇曳舞动……
“像”、“像”、“像”——但是事物表象之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既然闪电已经将树劈开，既然开满鲜花的树枝已经凋落……那么让我看看里面所隐藏着的东西吧。我看见一个正方形。还有一个长方形。演奏者拿起正方形，将它放在长方形上。他们放置得非常得当，二者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几乎没有落在外边的部分。这一结构现在变得清晰可见了，那尚未成形的事物现在被表现出来了。我们既不那么多才多艺，也不那么平庸拙劣；我们创造出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