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到位，途中所需的食物储备尤为不足。仓促启程後，不敢奢谈让大家都吃好，至少要做到尽量调剂，别出现饿死鬼，这便是活动总指挥肃顺的首要任务。当然，再苦不能苦皇帝，肯定得让咸丰吃饱，不但吃饱还要吃好。照常理，其次得让两位娘娘也吃饱吃好，可是，肃顺原则性太强了，他只能容忍天子一人享有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其他人都得遵守战时食品管制。于是，出现了慈安、慈禧“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干饭都吃不上一口，顿顿喝豆奶——的局面，这个局面整整持续了192个小时。更可气的是，肃顺借着给万岁爷解闷的机会，与咸丰同进御膳，酒足饭饱之馀，却对饿得奄奄一息的二位娘娘视若无睹。娘娘们实在抗不住饿了，乃向他下达改善伙食（“传取应用物件”）的懿旨，如前所述，肃顺“抗违不遵”，愣没让姐俩沾到半点油星。

拒不上菜的恶行严重损害了两位太后的身心健康，令她们永生铭记，故此，政变这等大事，她们也不忘在降罪诏书上捎带一笔，以泄私愤。

为肃顺同志平反

一般所谓忠臣、奸臣，往往是跟据其对手为谁、结局如何所作的的仓促结论，绝非盖棺定论；时过境迁，回头一看：嗨，那哥们也不是很奸嘛。孔圣人的学生中，最具批判精神的子贡就说过：都说商纣王不是个东西，坏到疮头脓足；我看，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于是他慨叹：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下流者，即下风也，被打倒也，被批臭也——否则，天下之恶皆归焉。

据官方史书记载，晚清最大奸臣这顶荆冠当戴在肃顺的头上。咸丰十一年七月，皇帝驾崩，临死前将大清江山托付给肃顺等八人，请他们好好照顾幼帝同治。孰知不到三个月，慈禧便联合恭亲王发动一场闪电政变，收拾掉先皇钦命的八大臣，开始了长达四十馀年的垂帘听政。作为头号政敌的肃顺被斩首，法律中并无砍政敌脑袋这一条，慈禧罗织了什么罪名呢？

说来好笑，当日宣判书中竟无一条说得过去的罪名，不过是“当（太后）面咆哮”（工作作风问题）、不能按质按量为皇室提供餐饮服务、“擅坐御座”（并无证据）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非非杀不可的重罪。但是，诛杀肃顺的诏旨发下後，朝野上下齐声喝彩，且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这又是为甚么呢？

原来，肃顺的群众基础极差，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得罪了国中绝大多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整顿户部（相当于今日财政部）的贪污腐败，杀了一批大贪，关了一批小贪；他关心夷务（外交），强烈要求将欺上瞒下、丧权辱国的耆英斩首；他鉴于满汉分治制度的弊端，建议削减国家对旗人的福利；他敢于打破清代二百年来不信任汉人的陈规，鼓励咸丰放手任用湘军将领；他具有现代政治家的风度，唯才是举，不论左派（“清流”）右派（“洋务派”），只要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纳入他的智囊团，且礼敬有加，关怀备至。在那个时代，具有如此眼光和能力，实在令人佩服；遗憾的是，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他损害了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官员、旗民、保守主义者——权利，并因此付出生命代价。

肃顺被押赴刑场途中，愤怒而狂喜的旗民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捡起板砖泥巴扔向囚车，不一会儿，他就“面目模糊不可辨”。

所幸千秋自有公论。肃顺突破阶级局限，勇于改革，即使当时“面目模糊不可辨”，终必在今日被我辈引为同志，并平反昭雪。

小聪明

十幾年前的电影《火烧圆明园》有一段讲到僧格林沁大胜英法联军；那会儿年纪小，愣没整明白：王爷的军队如此威猛，怎么还是被鬼子们打进北京、烧掉了圆明园？後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不过是僧格林沁乃至清廷的偶尔得逞而已。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後，道光皇帝与英法签订《南京条约》。约定割让香港给英国，广州、上海等五城市对外开放，赔款2100万元（限期四年付清）。

十馀年後（咸丰八年），由于对《南京条约》中具体条款的理解未形成共识，英、法外交官在广东与清廷官员争执不下，激变为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国海军驶临天津大沽口，号称护送本国使臣入京谈判。其时，咸丰皇帝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遵守由他老豆签订的《南京条约》。孔子说：“（父亲死後）三年，（儿子）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豆死了八年，咸丰才决定毁约，“可谓孝矣”。但是，他的智力有点问题：欲撕毁不平等条约，其志固然可嘉，但在没搞清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贸然毁约，其结局往往是自取其辱；反言之，真有实力的话，别说不平等条约，即是平等条约，当作擦屁股的草纸亦无伤大雅。实力决定一切，这个道理已经历史反复证明；咸丰却昧于此道，在不堪一战的情况下，悍然毁约，任命原驻通州的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移防天津，指示他酌情度势、剿灭来犯的夷人。

这才出现了《火烧圆明园》中僧军“大胜”的一幕，僧格林沁这一战怎么打的呢？原来，他耍了一回。英军先遣队登岸，见僧军正修筑工事，问：“此何军也？”告曰：“民兵团练也”。英军再问：“欲战乎？”答曰：“民团只用来防火防盗，不欲与贵军战矣”。又问：“听说僧王爷被贵国皇帝派来布防，人呢？”答曰：“不晓得”。这套由僧格林沁预先安排的问答，骗过了英军。随後，英军登陆，阵脚不稳之时，僧格林沁即令放炮，击沉英舰四艘，击毙英军六百馀人。教科书称“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胜利”，咸丰一朝文武也深受鼓舞，以为洗雪国耻的日子即将来到。但是，明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僧格林沁碰上同一支夷军，却被杀得丢盔弃甲。尔後，北京告破，圆明园被烧，双方又签了个比《南京条约》更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看来，治国治军，还是少用不用的好。

圆明园是谁烧的

先抄一段笑话。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火烧圆明园一节，小明一直在打磕睡，老师怒问：“小明，？”小明吓得睡意全无，惊慌答道：“不是我烧的！”次日家访，老师举此为例，要求小明家长加强对子女的管束。小明他爸愤愤不平：“老师你莫错怪我儿，我儿一贯老实，他说不是他烧的，那就一定不是他烧的！”

老师的教科书上有正确答案：圆明园是英法联军烧的。从宏观来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从微观来讲，这个说法有问题。所谓宏观，即指咸丰十年联军攻占北京後，圆明园被焚毁。所谓微观，则须找出圆明园纵火案的“首事”之人。迄今为止，到底是谁点燃或者建议点燃投向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有三种说法颇具代表性，这三种说法都认为带头烧园的是中国人。

当时正在北京的王闿运多年以後曾撰长诗《圆明园词》追忆此事，他说英法军首领惊叹于这座万园之园的“陈设巨丽”，双方“相戒弗入”，怕入园後搞坏物件，分不清也承担不了巨额赔偿的责任，决定在园外驻军。而破落贵族（即指满人）乘机“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并哄抢财物。联军这才跟进园内，士兵们眼红“中国暴民”的收获，于是在军官默许下加入劫掠的行列。中外强盗边烧边抢，大火三日不息，局面终于失控。

第二种说法则指出：联军入京，龚橙导之毁园。龚橙是著名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宝贝儿子，也是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中国密友，曾说过“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的名言。当时士大夫幾乎一致认为是他向联军提出烧毁圆明园的建议，终其一生，龚橙也未对这个指控进行辩白。

最後一种说法则直接点出了带头放火之人的姓氏。此人姓李，联军入京後，他充任进驻圆明园的向导，并在联军犹豫不决、“相戒弗入”之际，用一把火坚定了联军入园劫掠的信心；同时，他也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便被有关部门抓获，判处死刑，没收全部家产。

由此可见，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着的；但是，这并不能减轻英法联军的丝毫罪责，他们才是应被追究的主犯。1861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展出“远征中国”的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大文豪雨果评论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结局不太理想。朱采似因此伤心过度，大戏落幕不一年，他便悄然辞世。

先上车，不买票

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幾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的干部（旧称老爷）们，又有幾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後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幾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