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北方政权，而且朝廷上下也认为“籍贯”在北方的，身份始终比南方蛮子高一等。《晋书》里有个故事，说是南方人陆机兄弟去拜会北方人刘道真，刘道真见了他们，半天不理，后来实在不说不行，问了句“东吴有长柄葫芦，你们哥俩会种吗”，这是讽刺人家只配干粗活。

还有一次北方贵族魏朝司空卢毓的孙子、魏朝卫尉卿卢的儿子卢志在大庭广众中问陆机道：“陆逊、陆抗是您的什么人？”陆机回答说：“正像你和卢毓、卢的关系一样。” 陆机的弟弟陆云听了大惊失色。出门以后，陆云就对哥哥说：”哪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他可能真是不了解底细呀。”陆机很严厉地说：“我父亲、祖父海内知名，岂有不知道的？鬼子竟敢这样无礼！” 陆逊是吴国丞相，陆抗是吴国大司马，与卢家彼此彼此，怎么可能卢家不知道呢？所以陆机很气愤。依据当时的一本书《孔氏志怪》的说法，卢志的远祖卢充曾因打猎而入鬼府，与崔少府的亡女结婚而生子。陆机因此骂卢志是鬼的子孙。不过陆机的话，让有识之士很同情，舆论界对陆家兄弟的优劣一向难于确定，谢安就拿这件事来判定两人的优劣，以陆机为优。

东晋大部分版图，是几十年前征服孙吴政权得来的江东地区，司马氏对江东人民始终心怀忧虑。西晋时候，武帝就讲“东吴地方的人民屡教不改，老是反政府”，这地方好像人人都是魏延，个个都长反骨，不安心当顺民，时不时就动乱，简直是一群恐怖分子。所以西晋从头到尾都没怎么重用江东人才。从武帝时代到晋朝皇室搬家江南不过几十年，在这期间，江东叛乱不断，对当权者来说，实在是乱臣贼子。所以说，作为一个没有民众基础、内斗不止的政权，东晋政府能够立足江东已是万幸，更别说反攻复国了。

江东人民靠不住，司马氏想巩固政权，靠得住的只有一同从中原过来的移民，陈郡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属于中原地区，属于信得过的郡望。

但是站在江东人民的立场，司马氏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司马氏把政权中心移到江南以后，大批北方士族“空降”南方，从好的一方面来说，促进南方发展，从坏的一方面说，是和南方人抢夺生产、生活资源，再加上司马氏政权对于南方人的传统歧视，使双方对立更加严重。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歧视一定要导致反抗，强权歧视一定引发暴力抗争。郡望制与政权紧密相连，而且建立在对南人的歧视基础上，导致东晋战乱频仍。郡望制虽然从隋唐之后不再存在，但阴魂不散，直至1948年，蒋介石虽然是溃败到台湾，但为了保卫政权，重用外省人，重压本省人，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并使族群矛盾廷伸到21世纪的今天，不断被政治人物加以利用，可算是惨重经历。

不过依赖郡望其实是最不靠谱的事，“老乡老乡，背后一枪”，最后给东晋致命一枪的刘裕就是中原人。

可靠的郡望是谢安地位上升的基础，但是由于谢家父祖名位不高，经过长期经营，到了东晋朝中后期，谢家才慢慢崛起，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谢安的伯父学了玄学。

谢家转型

谢安父祖名位并不显赫，这是谢家崛起的弱项，也更显得谢家成功来之不易。

东晋文武百官，虽然大家都出身士族，但士族也分高下，最牛的是当年和司马氏一起在曹魏政权当官，后来陪晋元帝一起到建康来的那些家族，再次一点的是西晋初年升上来的士族。

谢安的曾祖父只是西晋典农中郎将，管后勤的小军官，再之前的先人，就不见史册了。写历史的人，喜欢把人家拿得出手的祖宗十八代通通扯上，能扯多远扯多远，以此推算，谢家前人没什么杰出人物，不算是名门大户。

在晋朝，不是名门大户，甚至不是资深名门大户，就很让人看不起。有个故事说，谢万有一次在兄弟们聚会喝酒时候，肚子涨海想尿尿，就当着哥哥们的面，找小便器。本来一群男人在一起，大家相谈甚欢，上厕所尿尿也很正常。当年竹林七贤也曾做这事。巧的是，当时，竹林七贤阮籍的后人阮裕也在坐，他很厌恶地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阮、谢通家，累世交好，但阮裕却以门望自炫于谢万，斥谢氏门户后起无礼。可见直到东晋中期，谢氏在旧族眼中还没有特别地位，不受尊敬。

除了家世渊源不长以外，谢安的爷爷谢衡也从事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职业，就是担任晋朝的大学校长。

当时的大学，继承汉朝传统，教的是孔孟儒家思想，但是社会上，特别是上层社会流行的是被儒家视为异端的老庄玄学，因此，虽然也是中央级公务员，但精通儒学的谢衡在官场里是个异类，大家敬而远之。这个情况跟民国初年有点相似，那阵子，全国提倡西学，虽然大家思想里还是儒家底子，但是对于公然坚持儒学路线的黄侃、辜鸿铭，也是敬而远之。所以学非所用，真是源远流长。

幸好，谢衡的大儿子谢鲲，也就是谢安的大伯，他是个聪明人，虽然自幼饱读儒家经典，但在他中年时候，毅然转型，改学玄学，这就跟全真教的杨过投奔对家古墓派一样，融会贯通，不久就打通任、督二脉，自然武艺惊人了。谢安后来回忆谢鲲就说：“他如果遇到竹林七贤，一定会手拉手地进入竹林。”

谢鲲的转型成功，对于谢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贫学儒，贵学玄(1)

任何社会，要想进入体制，就必须遵守体制内的游戏。

东晋朝廷虽然名义上提倡儒学，但社会主导思想是玄学。

东晋士族多是拥有广阔田园的地主，在经济上不成问题，所以放达务虚的玄学压倒了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精不精通玄学也成为高级公务员的认证标志。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也就不能在官僚阶层中占有一席之地。

儒家讲忠君，讲遵纪守法；玄学讲放达，讲惊世骇俗。

儒家学问实际上是穷人学问，是入世学问，也就是穷人要出头，一定要摒弃绯闻，管好家属，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因为穷人不在权力范围这个“世”里，所以要入世。可是士族本来就在这个“世”里，一出生就是当官的命，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吃腻，所以要解困，要出“世”，要学提倡“出世”的玄学，所以玄学是富贵哲学，因为穷人没“世”可出嘛。

比如我们低级公务员一起玩的时候，要只谈工作，不谈风月；而高级公务员见面时候，要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否则就俗了。所以起自贫寒要读儒，这是当官的基础，取得一定地位再学玄，这是融入高官圈子的必要条件，谢家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学问无分高下，只是所需基础不同而已。世界上穷人比较多，所以儒学比较兴盛，玄学比较没落。还有一点，东晋是君弱臣强，所以提倡君权的儒学也会比较没落一点。后来孝武帝视政，准备振兴皇权的第一步就是提倡儒学。在中华大帝国史上，皇权占主导地位的多一些，所以儒学也跟着在思想界占主导。

学问的流行，跟时局也有关系，老庄哲学有个特点，就是要劝人看得开，比如庄子夫人死了，别人都在哭，但是庄子却好像是兴高采烈。晋朝人推崇老庄哲学就是看上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东晋战乱频繁，政权经常交替，权贵们各领风骚，整个社会没有规矩，人们的安全感很差。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人的需求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感是人们仅次于吃饱饭的需要，没有解决安全感，人们就不会想着爱情呀、人生规划呀之类的看起来很美好的追求。东晋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上层社会很流行玄学，这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而已。

学玄能提高地位，但是纯粹的玄学家动手能力差，这对进一步提升和维持家族势力，没有实际帮助，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还必须靠动手能力。在顶级高官眼里，玄学名士就是一“花瓶”。东晋高官何充有一次就对玄学名士们说，如果我不勤理朝政的话，你们这些名士都要活不下去了。还有一个高官庾翼直言不讳地讲，那些玄学名士比如杜、殷浩之辈只能“束之高阁”，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给个闲职，当个“花瓶”了事；后来政治明星桓温冉冉升起的时候，反对派本来指望殷浩可以抑制他，结果还没有正式过招呢，殷浩就被桓温给“束之高阁”了。

所以说，名声跟落地还是两回事。

玄学和儒学，都是源自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原本就是硬币两面，大家各有所长。玄学侧重个人的精神追求，儒学侧重国家精神。儒家思想自认为自己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独步天下，实际上在“诚意、正心、修身”这三个境界，玄学比儒学高明。但是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比玄学高明。

修炼玄学，核心目的是把自己的内心修炼得无比强大。修炼儒学，是为了提高治国、平天下的技巧。所谓出入玄儒，内圣外王，玄学与儒学互为表里，才是王道。

所以，真正进入高层，就必须玄、儒兼修。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比如王导、庾亮、桓温等人，没有一个是专修儒家，也没有一个专修玄学。通常来说，成功人士多半“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大家既精通儒家，又擅长玄学，玄礼双修。所以说，在任何社会，复合型人才总是最受欢迎。

谢鲲学玄后，技艺精进神速，被列为当时“八达”，也就是当时玄学界的八大天王之一，成为“名士”，获得了当权者小圈子的认可，一下子就把自己家族带进士族前列。

谢鲲出世的做法，加速了整个家庭入世的进程。但是仅靠玄学，谢家绝对成不了后来的顶级家族。

谢鲲改儒学玄后，虽然也学人家放荡不羁，忘情物外，但始终抱着个“入世”的心，谢家两兄弟因此还作了分工：老大谢鲲作职业“名士”，笃定主意不参与世事，以提高家族地位为惟一目的。谢鲲很重视“名士”这一职业的操守，当年他的领导王敦造反被镇压后，按理谢鲲及其家族要受株连，满门抄斩。但是谢鲲举报说，之前他劝过王敦不要造反，并且平时也经常与王敦抬杠（其实是当甩手掌柜），妨碍他造反大计。皇帝查证后，果然是事实，谢家不仅因此逃过一劫，而且还被朝廷更加信任。所以谢鲲担任的最高官职虽然只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属于超人气明星，被誉为“朝廷之望”。

老二谢裒主攻官场，加强家族实权，后来官至吏部尚书。谢裒就是谢安老爸。谢鲲、谢裒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相互配合，就跟金庸武侠小说里周伯通练的上上武功“双手互搏”一样，效果显著，这为后来谢家发达打下了重要基础。

贫学儒，贵学玄(2)

谢氏的真正崛起，要靠谢鲲的儿子谢尚来实现。谢尚也是儒玄兼修的人物，而且还是小天才，8岁时候，跟爸爸见客人，客人觉得这小子学问气质都很出色，就称赞他是孔子得意门生、儒家的复圣颜回再世，但这小子不领情，顶了人家一句：在座又没有孔子，哪里来颜回呢。把客人噎得够呛。

谢尚的成功，来得十分偶然。

偶然机遇(1)

永和二年（346年），当朝顶级家族庾氏的掌门人之一、江州刺史庾冰突然死了。

在此之前，东晋“三良”，也就是全国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王导、郗鉴、庾亮都死了，没过多久，康帝司马岳也死了。东晋政治一向是强人政治，这几个大佬一去世，中枢权力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许多有待填补的权力真空，给许多有志之士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政局动荡一向是新人的机会。

所谓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这次轮到桓温家族和谢氏家族出头。

康帝死后，年仅2岁的穆帝即位，可是小皇帝太小了，只好叫小皇帝他妈褚太后垂帘听政。这是有据可考的中国第一例皇太后垂帘听政。恰巧，这个褚太后跟谢家有点亲戚，她是谢尚的外甥女，朝里有人好办事，于是谢尚走了狗屎运。褚太后是谢家的幸运女神，后来谢安执政时，又有一老皇帝死了，又是一个小皇帝即位，又是因为小皇帝太小了，又是只好叫褚太后执政，只是那时候褚太后是小皇帝的老嫂子，不过没有关系，权力是一样的，搭着这个关系，谢安的上升速度更快一点。

东晋是皇权不景气的年代，各个大家族的权力比皇室还要大，所以褚太后也不能赤裸裸地、不管不顾提拔谢尚。还得等着一个合适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三良”之死创造出来的。

“三良”之中，王导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他们占据中央政府资源，他们也曾经占有过长江上游的荆、江两个全国最大的州，基本上谁占荆州，谁就可以跟皇帝叫板，王导的弟弟王敦就是这样叫板过。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