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一场婚礼(2)

新娘与她的丈夫走出他们的第一步之前，新郎的四哥轻轻走上前来，用煤块烧红的铁熨斗轻轻地刷新娘的鞋底，寓意是从脚到心地给予她温暖。新娘被新郎领着慢慢地朝门前走去，那里有一架木头制的马鞍子，他们得一起跨过它。红盖头遮面的新娘看不见东西，她有点战战兢兢，但是马鞍象征着将来生活中的困难，他们必须一起战胜它。她犹豫了，她的丈夫抓住她的手。

“停一停，现在抬脚！”他轻轻地在她耳边说。她提起她的长袍至膝盖，顺利地跨过去了。但是，等到她第二只脚落地时，她的心却沉下去了：因为她不小心将她那没裹过的大脚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她的婆家会因此厌恶她，她的余生会被人耻笑、羞辱。她丈夫的家里将会认为她给他们家庭带来不光彩。她突然想尖叫：我要回娘家！

她的丈夫感到她的迟疑，“你怎么了？”他轻轻地问。

她没有回答，她能说什么？

“我们到炕上去吧。”他温柔地说。

在炕里面边沿的一个角上，放着一个三角型的木制的“斗”，上面贴着一个钻石型的“双喜”粘纸，里面是不同的五种粮食：麦子、玉米、大米、小米、高粱——它们象征新婚夫妇将不愁吃喝；那里还有一把斧子，谐音“富”，寓意是财富运好。红枣和栗子捆绑在木头手柄上。另外，两条由新郎姐姐手工缝制的薄被子叠成正方型放在那里。

首先新娘把一块红手帕交给她的丈夫，这是新娘的母亲交给她的，他把它放进斗里面；然后新娘交给他两双扎着红枣和栗子的筷子，他小心地将它们插入粮食颗粒中。

经历一阵局促不安后，新郎用他温和的声音说：“瑞庆，别怕，我不会伤你。”

新娘一整天都在渴望掀开那层面罩头，但她现在却反而犹豫了，她害怕丈夫可能不喜欢她的模样。但是他温柔的声音使她稍稍放下了心，她抖动着手，慢慢地掀开面罩，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

他们双方不能相信自己的幸运：新娘看见新郎的英俊面孔，吸引她的还有新郎的诚实和谦逊；新郎继续盯住她的新娘看，也被她的漂亮面孔迷住了。

他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直到他们的“宽心”面被送到跟前。这面是新娘妈妈做的，用来安慰新婚夫妇的心，象征双方接纳对方的好处和缺陷，新娘子要遵循接纳夫家的行事方式。接下去端来的是“温心”米酒，又叫“交杯酒”，双方互相交叉着胳膊举杯喝下去。

新郎的同辈亲属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祝福新婚夫妇白头偕老。最后走上来的是新郎最小的妹妹，年纪和新娘差不多，她对新娘耳语：“看见你的大脚我真高兴。我也有一双！”说着，她冲新娘挤挤眼睛，在傻笑声中飞奔出房门，惹得新娘子一阵狂喜。

新郎很快就被叫去和亲戚朋友一起喝酒。新娘要有三天的“静坐”时间，三天中不睡觉的时间都要坐着，背要挺直，双腿交叉，盘坐如莲花状。她只能吃一点东西，喝少量的水，以避免频繁地去茅房。

三天中有很多亲戚朋友和邻居前来贺喜，也就是“闹新房”的风俗。新婚者必须经得起嘲弄和恶作剧，特别是新娘子。她被要求给客人倒酒、点烟、剥掉花生的壳后喂进对方嘴中。“闹新房”活动一直要闹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当最后一个客人离开时，新郎新娘也快虚脱了。

第四天，按照传统风俗，新娘要带新丈夫去探望自己的娘家。娘家喜欢他们的新女婿，为他们的女儿高兴。“女儿呀，好好过日子，”母亲告诉她，“别往后看。这里只有饥饿和灾难。你现在是李家的人了，让他喜欢你！”

新娘知道母亲说的是对的。当她再次坐到大车上，最后回头看一下熟悉的村庄时，她不再流泪了。她知道娘家将不再是她的暖巢，她的姓氏和归宿都将永远改变，她的命运只有在前方。

新郎和新娘，就是我爹和我娘。这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地点是青岛郊区。

那天，我娘看着她强壮的丈夫坐在马车前面，心里感到自豪和幸运。她的夫婿看上去仁慈、体贴、宽厚有礼，像一块岩石可以依靠。她急切地想去多了解他、认识他、照顾他。我娘将身体靠向坐在大车前面的丈夫，问能否让自己坐在他身边？

爹一句话没说，往边上挪了一挪，让他的新娘子坐在自己身旁。

关于我的故事，就从下面开始……

第一章 我的村庄，我的家(1)

我爹娘自结婚以后，就和爹的六个哥哥、两个姐妹同住，一起住的还六个嫂嫂及孩子们。一栋六个房间的屋里住着二十多个人。我娘是年龄最小的媳妇，在家中的地位最低。她必须遵守家里的规矩，通过努力干活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每天到了晚上，娘才会见到我爹。因为男人整天不是在田里劳动，就是去搬运建筑材料。那时村里没有通电，到了晚上收工时，全家就借着油灯烛火吃晚饭。男人们在一张桌上吃，女人和孩子们在另一张桌上。新婚第一年，爹娘相互间没有仔细看过对方。在昏暗的光影中，娘甚至会看走眼，把某一个小叔子看成是自己的丈夫。

女人在家洗洗缝缝，烧菜做饭。我娘做事小心利落，又快又好，烧的饭菜也好吃，赢得了奶奶的称赞。后来因为娘没有缠小脚，她就被派到田头给男人送饭。这样一来，娘就有机会在太阳光下看到自己的丈夫，这种自由让妯娌们颇为妒忌。

姥姥在娘新婚那年去世了。我娘每年带着礼物和自己做的吃食去看姥爷一次。我姥爷重男轻女，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能下地干活，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占据了青岛，我爹家原来住的村子被用来建机场，村民们被迫南迁二十里，组成“新村”。

那时新村很小，只有三百五十几户人家、一个两间房的村公所和一个晒谷场。村中屋子是一排排连着的，两排之间大约间隔一米二。后来，村里的水泥杆上和屋顶上装了高音喇叭，用来传达毛主席的最高革命指示。

我爹娘继续和爹爹的大家庭住在一起。当家中添丁，他们就往外搭建房子。结婚一年后，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大哥存财出生了。第二个孩子存源两年多之后，第三个孩子存茂是再两年后相继出生。第四个儿子存胜（按“财源茂盛”的顺序，本来该是“茂盛”的“盛”，因为爹娘不识字，登记时错成了“胜利” 的“胜”字）在1955年出生。存胜出生后不到一月就发生了意外：两个哥哥在玩叠椅子游戏时，椅子砸下来，砸到了存胜的头部。存胜生了病。我娘不得不带他去医院，医生说存胜脑部可能已受伤，但因为年纪太小，也不能吃药治疗。

我娘只能带存胜回家。几天以来，存胜的病持续发作，他不吃东西，不停地哭。最后，绝望之中，娘将他用破毯子包起来，把他放在我们村北面的半山坡上。娘认为有法术的人也许会出来救这个孩子。娘在雪地里放下孩子后，一路哭着回到家。

正好那天我奶奶来看新出生的小孙子。奶奶个子小小的，很慈祥。她发现婴儿不见了，就追问正在哭泣的娘。最后，娘告诉了她实情。奶奶马上踮着一对缠足小脚了奔了出去。她赶到北山找到存胜就抱起来回家。当时存胜差不多已经冻僵了，全身发青，到家后连着几天高烧不退。但神奇的是，高烧消退后，存胜不哭了，病不再发作，看上去竟然痊愈了! 他和我们兄弟们一样，拥挤在同一个屋顶下成长。我娘后来被羡慕地称为“那个有七个儿子的有福气女人”。

由于间隔得近，从我家能看到前排邻居家后房的情形。我家房子没有后院，仅有一个小前院，围着一米八高的石头墙。有钱人家买来整块的石头，用灰浆砌墙。我家穷，所以我爹和我几个大哥一起上山挖石头，用马车驮回来。我们可以从墙上的窟窿窥探到邻居家的情况。后来这围墙倒塌了一部分。

我家的房子用本地产的大石块、砖头以及德式陶瓦盖成。我父母及我们兄弟占其中四间：两个约八平方英尺的小睡房，一个约十平方英尺的睡房以及一个差不多大的客厅兼厨房。这里装了两口灶以及用来生火的两只大风箱，碗柜造在土墙上，在角落上立着一个小食橱，是爹自己用木头做的。还有一个本地烧制的大水缸。两个大灶就占了厨房四分之三的面积，如果两个风箱一起生火的话，人就不能进出了，除非拉风箱的人站起来让路。

那两口灶紧贴着睡房的墙壁，我们用旧报纸当糊墙纸。墙里面是烟囱道。火和烟会从土砖垒成的坑下穿过去，传到另一头，土砖能保持温度但效果并不长久，到了晚上，睡房的炕头就越来越冷。

室内的地面是红泥土。在下雨天时，水会渗出来。等到天气好了，爹就必须将湿泥挖出换上新泥，再用重重的大木锤子一寸一寸地夯打结实。夯打得越结实，下一次雨天就越不容易渗水。

家中没有衣柜，衣服叠放在娘手工做的纸箱中。白天箱子就放在床上，晚上就搬到地下。大卧室里的炕最大，有如今天一个小的双人床尺寸。每天晚上，爹娘和他们的儿子们都可以平躺在这三个炕上。爹娘的那个大炕头也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这房间上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吊在空中，它是爹的秘密藏宝处，里面放钱和重要的物品，其他人不能进去。

我们每天从冰冷的床上起来，飞快地叠好自己的被子，卷成一圈放好，只保留一张竹席。吃饭时在炕上放一个二尺宽四尺长的木制盘子，那盘子是祖上留下的。吃饭时全家人把腿盘起来围着盘子坐一圈，膝盖顶住膝盖吃完每顿饭。三个哥哥要坐在木盘子外的坑沿下，因为木盘子四周没有那么多人的位置。

家里的用水来自村中的一口水井，我们用扁担将水挑回家。大人挑大水桶，小孩挑小水桶。家里也没有洗澡房，虽然公社有一个供上千人使用的公共澡堂，但我家花不起这个钱。用来洗澡的水是在大锅中烧热的，澡盆就是一尺深三尺宽的木盆或瓦缸。我们只有一个茅房，也就是在前院地上挖一个洞，两边各有一块木板，用来或蹲或站。茅房半个在墙内，半个在墙外，头顶上没有天花板，所以在冬天上茅房就如进了冰库。

第一章 我的村庄，我的家(2)

村里最低贱的一个人来收集粪便，用它来做田里的肥料。那人用一个木头的勺子掏出粪便，放进他的木制手推车中的木桶里。掏粪人每天都推着他的手推车走在狭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的人如果走来，就只能贴到墙边，让掏粪人走过去。有一天，掏粪人被一辆自行车撞倒，木桶中的污秽物翻倒在地上，臭气熏天。虽然邻居们一次又一次用水冲洗街道，但刺鼻的臭味仍然保留了很长时间，村民都回避那条街。他们向村领导抱怨，想换下那个失职的掏粪人，但却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掏粪人。

我家必须充分利用前院的每一寸地方。这里有一小块蔬菜地，有一些豆荚藤蔓爬在石头墙上，还有一个猪圈挤着两只猪。但是连人都吃不饱肚子，猪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最后卖给公社的都是瘦猪。前院还有一个鸡圈，同样，鸡也因为没有食物而生蛋不勤，刚生下的几个蛋，父亲马上就拿到市场上去换家中紧缺的现金。

公社分配给每个家庭一小块自留地。属于我家的那三分地在北山坡上，大概离家有十五分钟路程。土地很小，只能用来种些玉米和白薯（村里人叫地瓜）。星期天我爹可以整天在家，于是全家大人小孩在这块土地上忙一天。新村的土地分割成一块块的梯田状。全部农活儿都要靠我们一双手，仅有的农具是铁锹、铁镐、锄头和镰刀等，耕地也主要靠肩拉手推。一度村里奢侈地拥有了两头饥饿的老牛，不过尽管用鞭子抽赶，它们也行动缓慢，最后它们也陆续饿死了。

农民的收入要看天气的好坏。他们对种什么东西没有计划的权力，公家决定了一切。冬天，我家的那块土地主要是种小麦、玉米、白薯，政府会按规定的价钱先收购大部分，其他部分留下来给农民。年底的时候，根据每家的人口和一年中劳动得到的工分数目来计算粮食的分配及其他报酬。每天每个生产小组的干部会记录每个人工作了多少时间，到了月底，农民会集合在一起评比，决定谁有资格得到多少工分数。一个人一天最多工分数是十个，差不多合人民币一元钱，妇女一般可赚到男人的一半。

曾有一个年头，碰上干旱，许多人连几元钱也分不到，村庄里领导只好向青岛政府借钱来分借给每个家庭，让他们可以买粮食生活下去。这笔债村里人要两年才能还清，即便如此，农民也常常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度日。

我家很穷，但是在农村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在我出生前几年，穷困和疾病是普遍的现象。三年“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惨烈的大饥荒，全国饿死掉近三千万人。我全家和许多人一样，在绝望中挣扎过来了。

我在1961年1月26日出生，是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