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改观，我陷入沮丧中。

“我真笨！我怎么就转不好五个圈呢！”我一下子瘫在地板上。

“如果转五个圈是这么容易，那世界上每个跳舞人都可以完成！存信，你以前听说过芒果么？”

“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问这个。

“芒果只生长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上市时间又短。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味道独一无二！我想让你把练习旋转当成是一个芒果。如果我现在给你一个芒果，你会怎么办？”他问我。

“吃呀。”我回答。

他笑了，“你这傻孩子！”

“怎么？难道你不吃吗？”我问。

“干嘛这么着急呢？我很理解你非常急切地想吃这个芒果，但乐趣却在‘过程’中。首先，我会欣赏它那特别的外形，观察它的颜色，闻闻它的味道，我还会掂掂它的份量。然后剥开它的皮，让一股芳香袭来。可能我还会舔舔它的皮，甚至尝尝它的核。这才到了最终满足享受的顶点——吃果肉。是的，你得体会并享受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就像品尝一个芒果的每一层，充分享受它的价值。我希望你也能这样对待你的原地转圈。大胆点！去发现和体会这种旋转中的秘密和精华。一步一步来，最终尝到美味果肉。我可提醒你，如果你做不到，别人可就要捷足先登啦！”

萧老师和他的芒果理论一下子开启了我的想象力，我对自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试着去体验全新的感受，整个练习动作过程中，我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渐渐地，我开始体会到每一步给我带来的乐趣。

这是我进入学院以来第一次有整整三周的时间供自己调配。我用绝大部分时间来练功，偶尔几个早上也睡睡懒觉，不吃早饭；我去陶然亭公园，绕湖跑步，看老人打太极拳；我和其他几个同样留在学校里的同学一起下象棋、打牌，去程祥军家；有一天，我甚至一个人在浴室里花了半小时洗一个澡。

这三周，让我有时间好好回想过去，考虑将来。想想开始两年的情形就觉得好笑，我不敢相信，那个内向而又可怜，一想到脚趾头要伸进尖尖的芭蕾舞鞋、整天练习尖脚站立就害怕的小男孩，六年后已经成为副班长和共青团干部。现在，我在专业上追求卓越，我为能不断给自己提出挑战而感到骄傲。

第十五章 芒果的启迪(2)

三周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享受每分每秒，甚至迫不及待希望下半个学年早些到来，因为我已经给自己设定了更高的目标，我不顾一切想用舞蹈去征服！

假期结束，学生们纷纷回到学院，我们的学业又重开始，一如既往。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北京舞蹈学院的老校友、萧老师的密友俞芳美从日本回来，带回来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那时候，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新鲜得不得了，我们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她还带来了几盘录像带，作为送给我们芭蕾系的礼物。录像带是巴里什尼科夫（baryshnikov）、努里耶夫（nureyev）、玛歌·芳婷（margot fonteyn），甚至有在美国受训的出色舞蹈明星，其中包括杰尔丝·克兰德（gelsey kirkland）的表演。一开始，这些录像带只作为“教学参考资料”播放给我们系里的领导和老师看，学生不允许接触这种糜烂的西方影响。

几天后，我在走道中碰见萧老师，“我真希望你能看看巴里什尼科夫跳的舞！”萧老师热切地说。

我曾经听说过这位苏联芭蕾舞蹈家，他是芭蕾舞界最新的代表人物，“他比瓦西里耶夫跳得还要好吗？”我问。

“是的！当然，从纯技术角度上说，是这样的。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出色的舞蹈家！”萧老师连连点头。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看看那录像吗？”我满怀希望地问。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萧老师说，“系里领导们担心你们会受到资本主义东西的影响，我再跟张旭老师商量商量。”

几天后一次下午的排练中，所有毕业班学生都被叫到三楼的一个练功房里。我立即注意到在镜子前的一张长凳上，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

一阵兴奋骚动，学生们安静下来后，张旭老师说：“巴里什尼科夫算得上是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芭蕾舞演员。给你们看他的录像，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从他的技术和表演中学习到当今世界芭蕾舞的最高水平。而不是，我在此声明，绝不是让你们去学什么西方世界的生活作风！看看巴里什尼科夫的舞蹈，你们就会意识到，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们还必须下很多苦功夫。今天，我们将欣赏巴里什尼科夫自编自演的《胡桃夹子》以及《转折点》。”

我立刻被巴里什尼科夫迷住了。我从来没见过像《胡桃夹子》这样的舞剧，那音乐美得叫人难以置信。巴里什尼科夫和他的舞伴杰尔丝·克兰德舞技之精湛，完全超出了我对一个舞蹈家所能达到的想象之极限。在两段录像间五分钟的间歇中，没有一个人离开练功房，每个人都害怕一走位置就没了。我思忖着，还有能可以跟这《胡桃夹子》相媲美呢？看了接下来的《转折点》，我几乎晕眩，彻底被折服，五体投地。就像被催眠了似的，我的眼睛一刻都不愿意离开巴里什尼科夫，我的心随着他每一次惊人的腾跃、每一次加速旋转而跳动，他举手投足是那样优雅，他的动作完成是那样无懈可击……

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极品芭蕾！

自那个时候起，我狂热地爱上了芭蕾舞。我斗胆相信，既然巴里什尼科夫能跳得那样好，我也能！血气方刚的我那时只有十六岁，年轻气盛。我觉得我都快等不及了，以前设下的标准统统不算，我急不可耐地给自己定下了新的高目标，这就是——不仅是我爹娘，我还要让我的同学、我的学校、整个中国都为我骄傲。

从那以后，我每顿饭都吃得匆忙，就为了争取时间回到练功房练习跳跃。每天清晨五点我就起床，在脚踝绑上一个沙袋，从练功楼的一楼到四楼，四楼到一楼，一个来回接一个来回地单腿跳上跳下。我练习腾跳，哪个练功房空着，我就上哪儿练，身影遍及练功房的每一寸空间。我着了魔似地练。我想像那些美丽的鸟儿、蜻蜓那样飞翔。我在芭蕾舞鞋上写了一个“飞”字，不断提醒自己的目标。我做了数不清的仰卧起坐，只要能找到一寸平地，只要能挤出几分钟，我就练习。人们觉得我太疯狂了，可我不在乎。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像巴里什尼科夫那样舞蹈！

到1977年底，我在学院整整六年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苦练，我的弹跳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知道，我还算不上是最好的，前面的路漫长。就在这时，萧老师对我的旋转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的转圈仍然不够自然，但我新得到的鼓舞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它使我练得更勤快更刻苦了。我给自己设定了看起来仿佛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一天晚上，其他人都在熟睡，我忽然有个想法，就一个人带着蜡烛和一盒火柴来到练功房。我点燃蜡烛，把它放在练功房的一角，开始练习转圈。蜡烛发出微弱的光，只能照亮我面前的一小块地方，要像正常那样练习转圈很难。然而我想，要是能在黑暗中转好圈，那么在正常光亮的环境中旋转就一定轻松多了。我不能冒险打开灯，那会让老师抓到我熬夜晚睡。夜复一夜，我坚持摸黑练习，毫不间断，一遍又一遍，怎么都练不够似的。学期结束的时候，练功房的地板上，我曾坚持不懈练习旋转的地方，竟留下了浅浅的凹陷痕迹。

很多人惊讶我短期内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但萧老师没有。一天，我在练功房里练旋转的时候被他“逮住”了。他看着我的一瞬间，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可他没有。而且他竟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还说夜里的这堂练功课，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第十五章 芒果的启迪(3)

大约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我的劈叉也不够好。我知道，柔韧性对舞蹈者来说很重要，要提高柔韧性，只有加强腿部韧带的锻炼。一次，我在床上练习劈叉，练着练着，竟然就以这样的姿势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双腿都已经麻木，不得不由同学帮忙把我拉起来。曾有一个老师说我的大腿太粗，凭这样的先天条件，我永远都演不上主角。听了这话，我一度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试着用塑料胶带裹缠大腿，让大腿出汗而细瘦一些。

那时，其他学生每天常规练功一次，而我则每天练习五次。我总是第一个起床，课前预练，课中苦练，午睡时加练，下午大家一起排练时再练，吃过晚饭睡觉前我还练。干的衣衫没了，我就赤着膊练，甚至练到舞鞋都湿透。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天三练，自以为已经练得够狠了——没想到，你竟然每天练五次，简直是闻所未闻！”萧老师知道我这样练法吃惊极了，他严肃地关照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我希望你悠着点劲儿，来日方长呢！”

当时，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已经无权，邓小平成了中国的领导人。我能感受到北京舞蹈学院上上下下对专业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之前，邓小平的“好猫”理论曾遭到诋毁，但现在，它又强势回归。在邓小平看来，使用怎样的方法无所谓，只要这种方法对中国有好处。

我们的学院来了新院长宋景清，她决定把原定六年的学期延长到七年，也就是说，我们要到1979年2月才能毕业。宋院长认为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学习政治，忽略了专业上的练习，希望我们能用这延长的一年时间专心苦练，在芭蕾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

1978年初，我就感到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个敢反对“凡是毛主席说的，我们都要照办”说法的人。政治运动和学习停止了，一些党员对此持怀疑态度，很多党外人士亦然。太多的事令中国人不明白，来不及从麻木中恢复。文化大革命已经给人留下了巨大惊骇的回忆，他们如何相信现在的新政策？

就在我们留校的最后一年中，可以开始公开练习所谓的“艺术”而不用背负类似“没有全面发展”的指责，政治上的压力渐渐消退。一些经过筛选的西方书籍、电影和表演团体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弄到一本外国书，看上一部外国的“爱情电影”，很快成了“时髦”。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接触有关西方的知识，有时候在一本书中看到有关两性描写的段落，我们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然后私下互相传阅。对西方文学，大家都如饥似渴，了解西方世界的冲动几乎成了一股魔力！

邓小平的新政策给我们学院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可一开始人们总有点不太适应，觉得怪怪的。以前例行的两周一次的共青团会议减少到了一个月一次，也没人提出置疑。是去参加会议，还是去练习芭蕾，这种冲突对我来说已不存在了。招收新党员的进度放缓，党委书记的影响力也没以前那么大了。对追求物质享受，也就是从前所谓的“资产阶级毒素”，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可能因为北京舞蹈学院曾是江青的阵地之一，受她的影响太久太深，过了好一段时间，我们才开始满心赞同地接受邓小平的新政策。然而，对我来说，这额外的一年简直就是我收获最大的一年。

我们开始接触到一些苏联芭蕾老电影，比如《石花》、《天鹅湖》，还有《斯巴达克》。我们看到了像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玛雅·普利谢茨卡雅（maya plisetskaya）这样的芭蕾明星，当然，还有瓦西里耶夫。我们甚至被允许看著名的苏联政治避难者鲁道夫·努里耶夫和西方世界最受尊敬的芭蕾舞蹈家玛歌·芳婷搭档跳舞！这些出色的、充满激情的舞蹈家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读西方的芭蕾舞书籍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罪状。我问萧老师，他是否就是我三年级那年在我席子底下塞了一本芭蕾舞书的“隐身人”。

“你喜欢么？”他笑得灿烂。

“谢谢。”我点点头。这声感谢，发自我肺腑。

第十六章 变化和机遇(1)

1978年底，离毕业只差几个月时间了。一个周六晚上，老师们在四楼最大的那个教室里举行了一个舞会，一些毕业班学生也允许参加。

这不是一般的舞会，是个华尔兹舞会。来宾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长裙，其中很多人我根本不认识，甚至文化部的官员也来了。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圆圆的，银色的，看上去像个地雷，慢慢旋转着，折射出千百种色彩和变换不定的光影。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着了迷，兴奋不已。男士们姿态优雅地将女伴引进舞池。萧老师成了当晚的明星，好多女孩子为他的翩翩舞姿倾倒。

我站在一旁看别人跳了一会儿后，鼓足勇气邀请一位老师和我跳华尔兹。那位老师把基本步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