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你回去，你仍然会像英雄一样。而且，将来他们会允许你再回来的。”

“如果你想住在中国，你去吧。”我说。

“李，那么，最起码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就是给领事馆一个解释，告诉他们，我，本·斯蒂文森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第二十一章 伊莉莎白的爱(4)

“好，我愿意。”

“那么，我打电话告诉张领事，你会去领事馆对他们解释。”本说完挂上电话。

“我认为你不应该去！”伊莉莎白说，劳瑞也持同样态度。

“我已经答应本，我不能改变主意，我必须去。”我非常坚决。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查尔斯·福思特一个电话，”戴华斯说。

我马上同意这个现实的提议。

接电话后，查尔斯一开始非常惊奇，因为三月前见面之后，我们再没有通过电话，他先祝贺我们的婚姻，但听说我已经答应本去中国领事馆时，查尔斯非常坚决地反对，“中国领事馆被认为是中国领土，最好和他们在一个公共区域的地方见面，比如餐馆。”

“在领事馆见面危险吗？”我焦急地问他。

“是的，存在危险。”他回答。

我马上给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和中国领事馆的人在一个餐馆见面。

“李，如果你想改变地方，你自己给他们打电话。”本在电话中说。

于是我给张副总领事打了电话。没想到电话中他的声音非常愉快自然，“存信，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我们完全理解你所做的事，也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是想和你有一次小小的会谈，不会超过五分钟，之后你可以自由地和新娘子一起去享受幸福生活。”

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戴华斯开车带我、劳瑞和伊莉莎白一起到了孟卓斯大街的领事馆。我们到达时，查尔斯已经在大门前等待了。就在我们刚刚迈进领事馆时，“哐铛”一声响，大铁门就在我们的身后关上了。

我的心“咚”地一声往下坠，后悔自己没有听查尔斯的话。我好像已经尝到囚犯的滋味了。

第二十二章 “叛逃”风波(1)

我们被带到一个会客室。本、克莱尔·邓肯和剧团律师杰克已经坐在那儿了，张副总领事也在场，他的妻子是翻译，另外还有几个领事馆官员在场，唯一缺席的是总领事。

我惊讶地看见我的朋友张卫强也在场，他看起来紧张不安，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很快转开视线。那时大约晚上六点钟，本、克莱尔和杰克都穿着礼服，显然已准备去参加当晚在路易莎家的告别酒会。

我看了一下会议厅，此前每个周末得来领事馆汇报的时候我来过这儿。四方型的大房间，四周墙上挂着黑白色的中国风景画和中国书法。房间的中心放了些沙发和椅子，可以看出临时移来不少椅子。我外套的胸前还别着劳瑞送给我的“不要让火鸡击倒你”的胸章。

房间里的气氛很紧张。主人指示伊莉莎白和我坐下。领事馆的人看上去轻松自然，十分友好，但本看上去明显怒气冲冲，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茶和饮料，他们谈了许多题外的话，也谈到中美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查尔斯和我都觉得很费解：竟然没有一个人谈谈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领事馆官员的主要目的好像是让大家聊得痛快。我简直承受不了这种焦虑，害怕得发抖，全身冒汗。

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个官员站起来，请查尔斯和杰克到大厅另一边的房间谈话。我很想让查尔斯留下来，但他给我一个自信的神色，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我的律师，杰克是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律师，以为他们会就我的处境进行严肃的谈话，并避免让其他人听到这种法律谈话的令人不快之处。

但对于留在房间里的人来说，感觉上是领事馆的人故意延长聊天时间，分散人员，他们一次次地将美方人员请去其他房间谈话。

消失了一个，又消失了一个。我抓住伊莉莎白的手，每一个人被请出房间时，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抓得更紧一些。很快房间就剩下克莱尔、张卫强、伊莉莎白、我和另两位领事馆官员。

最终，张副总领事要求除了我以外，全部人员到另外一间房去，他希望和我单独交谈。

伊莉莎白拒绝了。

我们请求克莱尔和张卫强不要走，但两位官员将他们推出门外。就在这时，另外一扇门打开了，四个保安人员冲着我和伊莉莎白跑过来。

我们惊叫起来。克莱尔和张卫强回头看到也惊叫了起来。

房间里一阵震荡，仅仅几秒钟功夫，四个大汉就将我和伊莉莎白分开了。我试着挣脱他们，但面对这四个受过训练的人，毫无作用。他们很快抓住我的手脚，抬我进了顶楼上的一间小屋子。

这个小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单人床，还有一个带抽屉的小床头柜。我拼命地喘着气，心里十分害怕，是那种钻心的害怕。

就在这同时，楼下的查尔斯突然醒悟了，他马上要求和他的客户见面。整个过程的全部真像是查尔斯后来告诉我的，很多年以后，他仍保存着十分详尽的书面记录。

从那一刻起，整个气氛就完全改变了。领事馆的人变了脸，官员用严厉的吼声命令查尔斯坐下，并宣布这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必须遵守中方指示。两位正在端着茶的工作人员，马上将盘子放地下，做出防堵的姿势，挡住门道。查尔斯试着往前冲过来，但被这两人推挤回去。就在这时，查尔斯听到我被抓走时发出的高喊：“帮帮我，他们在抓我！”当查尔斯和杰克回到大厅时，所有前来的人均在场，就少了我一个。

我呆在顶楼的房间里，能听到门外警卫人员在谈话：“真想干掉这混蛋！”其中一个说。我惊恐万分，突然想起在“文革”中我亲眼看见的死刑，眼前浮现出自己被枪毙的情景。我陷入绝望的孤独中，那个晚上没人能救我了，早晚他们会用枪贴住我的头，或强迫我回国。在那里，我会被关进一间严酷的监狱中，承受漫长的痛苦，在羞辱中慢慢地死去。

我努力回想我娘和她的笑容，回想爹和他讲的小故事；我试着去想伊莉莎白，想她身上的香水味；我甚至还想起土匪——我歃血为盟的兄弟写的诗，但是我无法从他们那里索取安慰。

我从一扇小窗往外看。楼底下有一个游泳池，要想往里跳的话距离太远，想逃是不可能的。死在这里吧，至少比在国内的监狱蒙受羞辱和痛苦要简单和干脆。

门开了，张副总领事进了房间。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张床上，勉强向我笑了笑，但看上去很难过。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一个棋手思索着战略决策。我想避开他的眼光，但想到这样会让他以为我心虚动摇，于是也对挤回一个微笑。

我们坐在那儿互相对视，我浑身冒汗，这种无声的压力真让人受不了，我的心都快爆炸了，我得做点什么！但我又能对张副总领事说些什么？有什么可说？最后结果都将是一样：我是个渣滓，一个变节者，一个可恨的叛徒！

张副总领事终于打破僵局：“存信，想想你都做了些什么？”他问得很平静。

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他，但我知道没有一个会使他满意的，“现在一切已经说不清楚了。”我回答。

“你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吗？”这次他显得急切了一些。

第二十二章 “叛逃”风波(2)

“是的。我爱伊莉莎白，而且我们已经结婚，这违反法律吗？”

“对！你做的事违反了政府的愿望，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你是中国公民！政府不承认你的婚姻。而且你也太年轻，不懂什么是爱情。”

“张副总领事，我的律师福思特先生告诉我，中国政府是承认国际婚姻法的。我的婚姻是在美国注册的，我们应该尊重美国法律。至于我对伊莉莎白的爱情，属于我个人的私事，我不想讨论。”

他激动起来，“你认为一个外国人能真心爱一个中国人吗？外国人会利用你，虐待你，然后像垃圾一样仍掉你！”

“你怎么知道被外国人爱上是怎么一回事？”我回他一句。

他一时语塞，顿一下又说，“你见过任何中国人和美国人结婚的吗？”

我也愣住了，想不出人来。

“现在改变主意并不晚。你只需要告诉伊莉莎白，这婚姻是错误的决定，你想离开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像是在鼓励我做出某种壮举。

“不！”我说，“我爱她，我不会和伊莉莎白离婚的，我要和她度过一生。”我在回答张副总领事的话时，再一次想起娘在讲完范喜良的故事后，说那故事的基本道理对男人也一样。男人不能把女人的奉献当作白送的。

“我不是说离婚，你根本没结过婚。我们不承认你们的婚姻是合法的。不是由你来决定你怎么度过一生，要由我们党来决定！你是一个中国公民，必须要遵守中国法律，不是美国法律！”

我也开始生气，“如果你认为福思特先生误导了我，让我们现在就下去问他！”

张副总领事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福思特先生和你的朋友都已经走了，他们对你的行动很厌烦！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他们不是你的朋友，我们才是你的朋友。你只要按计划回国，所有发生的事都一笔勾销，你将同样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喜爱。”

我不相信这些话，但我相信我的美国朋友一定已经被领事馆赶出门外了，而且我心里也明白，为了让我同意回去，他们什么都可以先答应。

有人敲门，张副总领事暂时离开房间和外面人去交谈，我能听到细声的话音但听不清楚内容。过一会儿，张副总领事回到房间，看得出他在竭力抑制自己的火气，“你好好想想我们刚才的谈话，我马上还会回来！”

他关上门后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我需要重新集中勇气。我已筋疲力尽，但我知道这只是痛苦长夜的开始。

几分钟后，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另一位副总领事，他个子比张副总领事高一些，年龄也略大一些，操南方口音。他对我十分客气，问我想喝什么，我礼貌地回绝了。他一开口就直接说服我回中国，一一道出回国对家庭的好处，“想想你爸爸妈妈和兄弟们，他们是多么为你骄傲！你不应该让他们失望，你不希望连累他们，是吧？”

这是我最大的顾虑。如果由于我的事连累了家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有什么种理由去牵连我的家庭呢？我的教育是政府负责的，不是我的双亲——两个农民。

“我十一岁就离家，我的决定和他们没任何关系，他们做的事和我也没关系。”我说。

“你是国家的财富，”副总领事又说，“我们给了你一切，我们有权用任何方式处治你，但我们不想失去一个舞蹈明星。你就老实地听我们的话吧，这是为你自己好。党组织知道什么对你好，你要相信党。你难道忘记了党对你做出的一切吗？你难道忘记了在共青年团旗帜下宣誓过的话吗？”

我一下子记起多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关于西方的不实之词，记起部长大人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愿给我，记起当时缺乏的自由，绝望贫困的生活却被宣传成繁荣富强……

“我不想谈论党组织。”我说。

“但你不要认为党会听你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党的话！谁帮助你结婚的？是不是本·斯蒂文森？”他突然大声问我。

“不是，我们相爱，这是我自己决定的！”

“告诉我实话！”他提高声音，“我们已经知道真相！你不要低估政府的能力，是不是本·斯蒂文森？是不是某个美国政府人员？是不是台湾政府？”

如果在其他场合，我一定会笑起来，因为他所说的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一个人帮助我。如果有人帮助我，或是美国和台湾用政治预谋来帮我的话，我还会同意到领事馆这个地方来见面吗？他们会赞成我今晚来吗？”我问他。

“你没有权力来问我！是我在问你呢！谁帮你了？”

“没人帮我。你没听我说吗？没人帮助我。我不会再回答你任何问题了！”我生气地说。

但是和这位副总领事的谈话又继续了半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中，我很少开口。之后，另外一位领事馆官员替换了这位副总领事，又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审问。如车轮大战一样，每隔半小时，就换一个人来审问，但毫无进展。奇怪的是，我害怕和绝望的心情反倒渐渐变得平静：生命都将失去，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

有几次，在官员审问时，我偶然触摸到了胳膊上的伤疤，也就是我婴儿时烫伤的那块伤疤。这块伤疤曾引发我爹娘极度的焦虑，现在，它却成了母爱的象征，才一触摸，我就感觉到娘的爱，它给了我勇气，提醒我想起以前，我来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