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军队，文人可以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整个政坛到处都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所谓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语）结果就像宋人诗句所形容的：“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这固然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同样是巨大的。在整个宋代，“重文轻武”从最初统治者的一种政策、策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的统治意识，直接影响到当时以致后世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当封建时代从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一个重要关口，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向，其后果是不容忽视的。

其实，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太祖心目中，文人无足轻重，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任凭几个书生焉能翻起大浪？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现在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番话，极为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

宋代初年重文轻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所谓“守内虚外”。从宋太宗的论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底蕴。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应有的戒备和足够的认识。他同乃兄一样，平生所习闻惯见的，是晚唐至五代期间，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特别是武夫悍将长期主掌政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却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北宋年间，军队分为禁军与厢军两种，相对而言，禁军战斗力较强一些；厢军，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难以济事，他们的职责不是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调遣他们去做。所以，空有其名，只是摆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这也正是太祖的用意所在。

由于养兵的目的只在于消极地防守，完全没有进攻的打算，因而，作为主要兵力的禁军，半数以上都布置在京师与内地的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长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为了防止“兵将相习”以致肇祸作乱，便不停地将广大兵员调来调去，而领兵的将帅却在原地不动，从而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奇怪现象，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

赵匡胤下棋(8)

苏轼等有识之士看得就更透彻一些，明确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在人们的心目中，士兵的形象也很糟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谚，就正是这时传出来的。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三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他的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缎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一着死棋

史载，宋初，太祖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 ，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为了给下面做出榜样，太祖带头把日常的开销降到最低，所用乘舆十分简朴，寝宫中的帷帘以青布包边，穿的衣服有的带有补丁。他对家人说：

我大宋富有天下，即使宫殿用金银来装饰也不难办到。但身为国君，就要为

天下百姓着想。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全为一己考虑，

那么，天下人又该怎么办呢？

可是，又有谁能够料到，就是这样一位素以节俭、克己著称的开国皇帝，身后竟会一代一代地出现腐败奢侈、荒淫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句名言：“大俭之后，必有奢男。”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呢？

这里单说宋代。如果溯本求源，问题的根子确实应该追索到立国伊始。本来，北宋一朝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就非常丰厚，居于中国历朝之首。有人统计，与明朝官员相比较，大概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兼当时，宋太祖实行的是以“经济赎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有意识地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在丰厚的俸禄之外，再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赵匡胤下棋(9)

立国初期，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大量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奢靡浮华的风气，便逐渐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时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强敌入侵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在宫廷士大夫中间，盛行击球活动，击球时，先设东西两个球门，高丈余，百余名球员，骑马或者驴骡，各执彩绘的球杖，击弄球子。乘骑击球之外，还有脚踢者，称为“蹴踘”。佞臣高俅，就是由于“蹴踘”技艺高超，得到徽宗赏识而提拔重用的。

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每家高级酒店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多为达官贵人。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作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诗中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已经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当日邵雍“颂圣”的诗句中预想的景象：“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完全在尔后的现实中出现了。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汽，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还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作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煞尾



为了赵氏王朝的千秋永固，太祖登极之后，外平叛乱，内削将权，可谓呕心沥血，虑远谋深。可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

赵匡胤下棋(10)

世事如棋，千折百曲，变化无穷，有时一着不慎，满盘尽输。不过，棋枰对奕，尽可往复千遍，错了还能重来；而人生却是一次性的。这种直线单行，使它的每一瞬间、每一轨迹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这就要求，必须识机在先，巧加抉择。

不能预先看出五步、十步，难称高手；但世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它系无数细节构成，而细节尽多玄机、隐秘，经常呈现非理性状态，并无逻辑可循。所以，更多时候倒是：纵使“机关算尽”，到头来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完全悖反。“本来要驰向草原，结果却闯进了马厩”，是司空见惯的事。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剌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唐太宗并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睡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萧墙之内。

同样，宋太祖也绝没有料到，倾覆的祸患不在于禁军首领和方镇的节度使，而在于“卧榻之旁”睡着一个篡权夺位的同胞弟弟。没到五十岁，他就暴病而亡，“烛影斧声”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