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而赵光义，自己坐上哥哥的龙椅还不餍足，并且，处心积虑，要建立一个本支世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结果把哥哥的两个儿子也迫害致死。这样一来，就成了后人所说的那样：“光义不义，匡胤不胤（没有胤嗣）”了。当然，这着棋的摆设，与太祖无关。这里之所以还把它作为话题，无非是想来验证一番当日陈抟老祖的偈语：“世事如棋难自料，心思耗尽死方休”罢了。
不过，最出乎赵匡胤意料之外的，还是三百多年之后，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向他让出了御座一样，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全太后和刚刚六岁的宋恭帝，不得不向元世祖忽必烈奉表出降，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刘因：《书事》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北客：《宋太祖》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这历史上的惊人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从无字碑说起(1)
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悖反。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
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更何谈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正是这种种欲望，在裸露出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爆发了强势的生命力、创造力。
一
“无字碑”的出现，始于汉武帝，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它就屹立在东岳泰山的玉皇顶上。而要以名气、地位论，当属陕西乾陵的“无字碑”——这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我在这里，却要抛开汉、唐的真品，说说名不见于经传的宋太宗赵光义的冒牌的“无字碑”。
宋太宗在征服了北汉之后，雄心勃勃，志得意满，大有一种“举世滔滔，舍我其谁”的超越感。这天，他来到太原城，游览了名闻遐迩的晋祠，见到这里竖有一座唐太宗的“贞观碑”，上面记叙着这位“贞观天子”的煌煌盛业，不禁心为之动，便仿效这种做法，也在晋祠立起一座“太平兴国碑”，借以歌功颂德，美化自己。
不过，两座碑的命运竟是截然不同：“贞观碑”被后人精心保护在宝翰亭中，一千三百多年来，那辞采斑斓的碑文、劲秀挺拔的字体与洒脱洗炼的刻工交相辉映，光彩照人。而对这块宋碑，老百姓却偏偏不买账，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结果，只好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冷冷落落地放置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这使我想起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这句古话。
说到太原城的老百姓恨怨赵光义，这个话可就长了。
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太原称作晋阳，赵国曾一度把它作为都城。尔后，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据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就是从这里起兵的。他们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经过唐王朝的历次修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周围达四十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拱卫北方的重要屏障。“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而太原守将李光弼，雄据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五十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根基，收复了大批失地。
从北宋讨伐北汉的战争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太原城的战略地位。为了扑灭盘踞太原的北汉政权，太祖赵匡胤八年间两次出兵，都由于城池坚固，无功而返。又过了三年，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太原城围困了五个月。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主弃甲投降，这才夺取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
当时，有人向宋太宗进言，太原一带有一条‘龙脉’，不可不防。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是非常迷信的。他想，怪不得历史上这里出了那么多的开国皇帝，原来它有“龙城之兆”啊。为了铲除这条“龙脉”，摧毁一切可能出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宋太宗于公元979年，下诏削平系舟山，名为‘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将并州这一太原的古称硬栽给了榆次县；并彻底摧毁城池，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来不及逃出的，许多人被烧死在城中；还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没，使这座自古以来即为防御北方侵略势力的屏藩重镇毁于一旦。尔后，在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唐明村修了一个小型的土城堡，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为的是钉住这里的“龙脉”。
从无字碑说起(2)
面对晋阳故城的废墟，想到它旧日的赫赫声威，真是不胜铜驼荆棘之感。那样一座坚如磐石的城池，于今，除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不知建于什么朝代的旧城门，其他任何遗迹也见不到了，破坏得十分彻底。宋太宗这一毁城祸众的暴行，伤透了当地民众的心，这个疙瘩已经结下一千年了。
对于宋太宗的暴行，不只普通民众恨之入骨，至今余愤未平；而且，后世许多主持正义的作家、诗人，也都予以严厉的谴责。比如，毁城二百余年之后，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时，想到这座“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的北方屏障的惨遭毁坏，曾经激愤地悲吟：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复没，
……
汾河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尘昏！
……
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诗的前四句，是说这座形势雄胜的“北门锁钥”，于今已不复存在，废墟上麦浪摇风，而昔日的城阙只能想见于云烟之中了。中间十句，是诗的腹心部分，讲述毁城过程及其严重后果。诗人临风吊古，痛斥宋太宗毁掉晋阳城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无穷灾难——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而在毁城的当时，父老们纵然有幸逃出火海，也是哭告无门，流离失所。最后四句，指斥赵宋统治者迷信天命，挖龙角，断龙脉，结果钉破了并州，也毁灭了自己。
二
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我对于雄猜狠鸷的宋太宗，也是一直没有好的印象。小时候，看过一出名叫《贺后骂殿》的京戏，剧情是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后，其胞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因丈夫死因不明，令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赫然震怒，想要把他斩掉，德昭又惊又恨，一头撞死。贺后于是带领次子德芳上朝骂殿。唱词是：
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骂一声无道君细听根芽。
老王爷为江山何曾卸甲，老王爷为山河奔走天涯。
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
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
贼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贼好比曹阿瞒一些不差。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贼好比司马氏搅乱中华。
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
只骂得贼昏王扭转身躯，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
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
结局是，赵光义殿前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看戏当时，除了为低回沉郁、悲凉慷慨、优美动听的二黄唱腔所陶醉之外，也觉得贺后骂得实在痛快，算是呼出了一口闷气。
这出程派的名剧，是根据北宋神宗时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烛影斧声”之说演义而来的。
关于宋太祖之死，《宋史》上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太祖夜召晋王光义入内，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后来又看到太祖以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次晨太祖就死了。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太监王继恩召唤德芳，而王继恩却直接跑到晋王赵光义那里。晋王犹豫，不肯前行，继恩催促说：“拖延久了，就会落到别人手里。”于是，晋王跟随他一起来到寝殿。宋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后愕然，慌遽地对晋王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靠给官家了。”晋王哭着回答：“我们会共保富贵的，无须忧虑。”
从无字碑说起(3)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如宋末遗民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载，太宗多次在太祖面前，盛称蜀国花蕊夫人费氏的才干，没过上一个月，蜀主就暴卒了。太祖感到诧异，当即找来花蕊夫人了解蜀主猝死的情况。发现这位费氏确实才情敏慧，便把她留在掖庭中陪侍，宠幸无比。这天，赶上太祖患病，光义于夜间入宫问候，适值太祖熟睡，呼之不应，遂乘机对费氏动手动脚，加以调戏。不料，太祖此时突然醒来，正巧目睹了这一场面，当即愤怒地以柱斧砍地，斥责光义说：你做的好事！第二天晚上，太祖就死了。
从现存史料中得知，太祖死前两个月，每月都有御驾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死得实在是非常突然。最大的可能是死于他的胞弟赵光义的谋害。——当代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
也正是由于赵光义是以篡弑手段夺取了皇位，唯恐后世非议，于是，便又伙同赵普编造出了一个“金匮之盟”，即杜太后临终前曾有太祖传位于光义的遗嘱。其真实性同样令人怀疑。尽管其时光义已做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居于接班人的地位，但要继承大统，既无太祖的临终顾命，也没有正式储君的名分；而且，以弟继兄，毕竟有乖常例，违反被历代王朝奉为金科玉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为了寻求合法继位的依据，只好抬出一个太后的“临终遗命”来加以缘饰。
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对此，官修的《宋史》同样是多所讳避，所记仍是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史官却记为“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有些敏感的史学家到底还是提出了问题：《宋史》中“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有的直斥太宗“褊急奸贪而攘天位”。可见，在后世的史学界，多数都是否定“金匮之盟”的真实性的。
《贺后骂殿》这出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龌龊的行径来编排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但它与史实确有明显的出入。赵光义即位于公元976年，而贺后早在公元958年就已下世。人已云亡，何来骂殿？赵德昭也并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而是在四年之后。尽管其事属于子虚乌有，但是，由于那激越慨慷、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底，再加上赵光义篡位后确实又“多行不义”，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转不过弯子，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