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被时代接受的第一阶段，仅是奠定了一个基础，还必须经过个人接受阶段。所谓个人接受，即读者不是一群特定的读者，而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普通读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才能、阅读需要和兴趣，对作品进行选择、解读，最终与作者共同完成创作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接受；同样，没有社会接受，个人接受就没有参照系统，很可能陷入失范和极大的随意性阐释状态之中，当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读者接受。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正是经过这两个阶段不断生成，逐渐增强起来的。

跟世界上许多大作家一样，鲁迅也有着长长的“超级读者”的队伍：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瞿秋白、冯雪峰、叶剑英、蔡元培、胡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柳亚子、罗曼·罗兰、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西蒙诺夫、法捷耶夫……他们在鲁迅被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接受”阶段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对鲁迅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而且以极大的权威姿态为“个人接受”阶段的广大读者作了难以动摇的解读规范，尽管这种规范并不被读者严格遵守或者并没有多大的约束作用，但多少总给读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影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他的鲁迅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句话看似非常简单，却高度地概括了他对鲁迅极其深刻的了解和真诚崇高的评价。晚年，他反复地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直至病重期间，他的案头还放着《鲁迅全集》，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周海婴写给他的信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政治局讨论出版鲁迅著作。毛泽东不愧是鲁迅身后最为了不起的“超级读者”。其次，要数瞿秋白了。瞿秋白可算是鲁迅身前引为惟一知己的“超级读者”了。读鲁迅的杂文，不能不读瞿秋白的序；论鲁迅的思想，不能不谈瞿秋白的评价。他对鲁迅人格的深入剖析，他对鲁迅思想的透彻把握，他对鲁迅杂文价值的深刻判断，其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让许多不得要领的评论黯然失色。在鲁迅身前同时代人中真正发现鲁迅的是瞿秋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瞿秋白，就没有一个完整被人们认识的鲁迅。而在外国的“超级读者”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是最具慧眼的，他最早对鲁迅作出高度评价。早在敬隐渔用法文翻译的《阿q正传》发表在1926年五月号和六月号的《欧罗巴》(罗曼·罗兰主编)杂志以前，他就审阅过译稿，并在写给敬隐渔的信中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并说他曾被这篇作品深深感动以至流下泪来戈宝权著,引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鲁迅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威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7月版。。罗曼·罗兰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曾多次反复被国内外读者所引用，长时期以来成为最具权威的评论之一。

正是由于“超级读者”的参与，鲁迅在“社会接受”阶段才显得十分重要起来，奠定了他的超人文化特质。但要指出的是，“知识读者”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庞大的阵容中集中了我国现、当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钱玄同、孙伏园、林语堂、台静农、黎锦明、许钦文、施蛰存、曹聚仁、阿英、萧军、萧红、王鲁彦、叶圣陶、郑振铎、萧乾、柯灵、艾芜、沙汀、王统照、夏衍、洪深、胡风、吴组缃、张天翼、端木蕻良、曹靖华、许广平、靳以、荒煤、周扬、秦牧、朱自清、敬隐渔、李长之、徐懋庸、许寿裳、赵家壁、胡绳、范文澜、李何林、王瑶、严家炎、李泽厚、林非、王富仁、钱理群……我国现当代还有许多著名鲁研专家和学者，恕不一一列举。在他们身后，还有两千余名中国鲁研学会的会员以及世界各国鲁迅研究学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鲁迅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人民的崇敬和赞扬，他的著作才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多年来已有三十多个国家用五十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不少国家还出版了他的传记和研究他的论著，世界上重要的百科全书和文学辞典都有关于他和介绍他的作品《阿q正传》的条目，各国的作者，尤其是亚、非、拉美的作者，对鲁迅都有所论述，而今天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又正在趋于成熟。可以说，没有“知识读者”，“超级读者”对鲁迅的评价只能像荒原中稍纵即逝的霹雳和闪电，不可能产生长久的影响，因而“知识读者”不仅为鲁迅通向广大读者架设了一道联结的桥梁，而且还成为“超级读者”与广大普通读者相互融通的最佳媒介，“知识读者”使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成为一种现实。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尽管在“社会接受”阶段已被“超级读者”和“知识读者”所赋予，但这种赋予还是极不稳定的。鲁迅固然因为“超级读者”和“知识读者”的重大作用才声誉倍增，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他的巨人文化特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正因为在“个人接受”阶段，千千万万普通读者对他的敬爱和欢迎，他的克里斯玛的特质才日渐增长。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国外也有很多的反应。如荷兰一位工人说：“鲁迅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过去的图景，它是中国文学的明珠。”澳大利亚一位工人说：“鲁迅了解人民，小说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它使我对中国人民以及革命前的情况有所认识。”芬兰一位工人说：“鲁迅的作品使我惊喜，我们两国之间距离很远，习惯、文化、政治等等都不相同，但通过文学可以在各国人民之间建起桥梁。”戈宝权著，引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鲁迅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威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7月版。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各国人民对鲁迅的理解和接受，正是这许许多多普通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才能完整地被社会所赋予。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既然是社会赋予的，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积极的、革命的；另一方面又可能是消极的、保守的。历史上的鲁迅不止一次地被丑化、神化、圣化，便是巨人文化特质走向反面的体现，不过它始终未能成为主流。鲁迅本身的克里斯玛禀赋和他的克里斯玛的强大人格力量，使他积极的、革命的因素始终在他的巨人文化特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正是鲁迅魅力之所在。

以上对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所作的探讨仅是一个尝试，目的是要把握其实质而不至于被它所累。一位哲人说得好：巨人之为巨人，是因为我们跪着的缘故。因此，面对巨人，我们应该站着，而且要站到巨人的肩上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鲁迅所热切盼望的。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哲学思想刍议（1）

一、研究框架问题

迄今为止，在有关鲁迅哲学思想的论述中，使用的主要有两类三种哲学思想的框架。一类是西方现成的哲学思想，一类是中国古代固有的哲学思想。在西方现成的哲学思想中，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在从20年代至今的鲁迅哲学思想研究中一直是一种主要的标准，主要的理论框架，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重构自己的思想学说时从18、19世纪西方哲学中承继下来的一些旧有的概念，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物质、精神、客观、主观、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等等，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是从那时的哲学思想中取得的，其中也有属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键意义的概念，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概念也是在西方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是以它们在西方哲学思想的意义为本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少部分青年学者开始用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研究鲁迅的哲学思想，这在冲破原有的哲学思想框架，从多方面理解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上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在很多理论上也更逼近了鲁迅哲学思想的本体。但是，鲁迅思想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是平行发展起来的，在接受克尔凯郭尔、尼采的思想影响下二者有着相同的思想渊源。但在平行发展着的两种思想间用一种思想衡量、评价另一种思想，这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实际上，鲁迅思想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其表现形式上是有明显差别的。从总体发展趋向上，西方存在主义走的是一条由具体到抽象，由现实走向超现实的思想道路，鲁迅则走的是一条从抽象到具体，从超现实返回现实的思想道路，这说明鲁迅在对世界，对社会人生的整体观念上就与西方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哲学思想更与中国古代像老子、孔子、韩非子、墨子这样的思想家有着相同的特征，他们都不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理论的建构者，他们的哲学思想都只是他们观察思考现实社会诸种问题的基础观念。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又是根本不同于中国古代这些思想家的，他的思想的基础观念与古代这些思想家的基础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从20年代至今，特别是在论述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沿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观念，如出世、入世、载道、言志等观念，说明鲁迅的哲学思想，这就抹煞了鲁迅思想与中国固有思想的本质差别。总之，由于这些概念本身都是从西方和古代直接借用来的，其理解形式也基本沿用了它们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固有意义，所以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对鲁迅哲学思想的独立性还是没有一个较明确的意识。

二、鲁迅哲学思想的基础观念的建立

如上所述，鲁迅的哲学思想不是由他本人的著作明确叙述出来的一个理论体系，而只是他观察思考现实社会人生诸种问题的一些基础观念。所以，发现和了解鲁迅思想中哪些观念更具有基础的性质以及这些基础观念在鲁迅思想中的确切意义和价值，是研究鲁迅哲学思想的基本途径。

一个独立思想家的基础观念不是先天地被确立的，也不是由外部世界事先预定好的，而是由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在其具体的文化环境中所自然产生的，是由自己主要关注的理论问题所规定的。西方的近代哲学是在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首先产生的是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家本人的关系，对象是客观的，自然科学家本人是主观的，对象是存在于自我之外的整个客观物质世界，自然科学家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思想、情感、主观好恶的人。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成了当时哲学一系列问题的基础观念，并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元论、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哲学的派别。这些派别，实质上是对上述各种对立观念的不同结合形式，因而也成了对整个世界的不同理解形式，西方人同时也称这种哲学思想为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对于当时的鲁迅，这些世界观并没有直接的适用性，科学研究中自我和对象的关系问题对于鲁迅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与民族间的强弱对比的问题。对于当时的鲁迅，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两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但西方文化造成了当时西方各民族之强，而中国文化造成了当时中华民族之弱，这里不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等等，都是一些最基础的观念，但在鲁迅这里它们都不具有最基础的性质，最基础的观念是文化与人，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上述那些观念，在鲁迅这里，只有纳入到文化与民族，文化与人的关系中来理解，才有实际的意义，脱离开这个最最基本的关系，它们都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哲学学说也是如此。

文化与人、文化与民族的基本思想框架不但是鲁迅一个人的基本思想框架，同时也是所有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思想框架，而鲁迅独能在这样一个思想框架中展开他十分丰富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了完全独立的性质，是因为他与他此前此后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即他此前此后的知识分子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现实表现而接受，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现实表现而反对，而鲁迅则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全部过程而思考，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全部过程而研究。洋务派憧憬的是西方现在的船坚炮利，维新派憧憬的是西方的议会制，胡适热衷于美国的杜威哲学，陈独秀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在西方文化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在其现代社会产生的特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