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的内部世界有着更加根本的性质。人的内部世界作为一种自然性的存在，就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欲望，这两种欲望需要满足，故而人才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人之所以要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品，就是因人的这两种欲望无法获得直接的满足，不得满足的欲望转化为情感和情绪，情感和情绪产生人的意志力量，这种情和志的综合作用实际地表现为人的创造精神，推动人进入实际的创造过程，而在这个创造过程里，人才有了智慧的需要，才需要理性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这个创造过程不但改造和丰富着外部的世界，同时也赋予外部世界以实际的意义和价值，赋予外部世界以活的生命。人对自我的体验，是在从欲望到情感到意志到实际创造过程的理性精神的全部过程中获得的，它不是刹那间的满足，而是全过程的体验，并在这体验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体验自己的欢欣，与此同时，他也建造了自己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同时也是其他人或后代人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基础，是他们在新的条件下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历史和人的本质。

鲁迅的这种哲学思想，或这样一些基础的观念，在他后半生的文化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但作为一个基本的思想框架，终其一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论鲁迅的人生哲学（1）

人生哲学，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不断探索的一个万古常新的课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人生的意义、价值与人生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体系。鲁迅是时代的前驱者。他走过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的光荣道路。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让我们从他的前期思想说起。

鲁迅曾对友人说过：他的哲学都包含在《野草》里面了。只要我们细心阅读这部散文诗集，便不难看出：其中不仅反映着鲁迅心理深层结构的复杂性，而且通过诗的语言与意境体现出他的人生哲学。也可以说,鲁迅在《野草》里创造了一种哲理诗境，借以探索与解答人生之谜。此外，《呐喊》、《彷徨》以及许多杂文、书信中也同样表达了深邃的人生哲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研究。

鲁迅的人生哲学究竟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呢?

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出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知堂：《关于鲁迅》，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26页。

另一方面也有人强调鲁迅的人生观从来都是革命的、乐观的，即使在《野草》里也没有流露悲观情绪。

以上两种趋于极端的意见都未免把鲁迅的思想感情看得过于单纯，其实他的人生哲学本来是非常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既不是“只有苦痛与黑暗”，也并非全是“乐观与战斗”。许多研究者分析其中包含着积极与消极、希望与绝望，但也还没有充分阐明它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一般地说，任何一种人生哲学都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生评价、人生目的、人生态度。

这三者的关系，人生评价是基础，人生目的是核心，人生态度则是它们的体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趋向一致，构成一个整体。譬如，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是悲观主义的典型，他认为人生充满苦难，生活就是盲目的渴望，求生的意志造成一切争斗、悲苦和罪恶。因此人生毫无意义可言。要解除人生痛苦，只有否定生的意志，摒弃一切尘世浮华，沉浸于寂灭之中。叔本华从虚无绝望的人生评价出发，否定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进而主张消沉颓丧的人生的态度，三者是互相适应的。

过去有人曾说鲁迅的人生观与叔本华有相同之处，或者干脆说他也是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从《野草》来看，鲁迅确实具有深沉的历史与人生悲剧感，他的人生哲学也有一些悲观、虚无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却有本质的区别。

鲁迅前期人生哲学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从生活体验出发探索生命的意义，对于人生的评价与感受相当悲观、暗淡，或如他自己所说“思想太黑暗”，但他追求的人生目标却是利他的、崇高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向上的。具体地说：鲁迅一生过着痛苦的生活，深感人间充满黑暗，毫无生之乐趣，但他甘心忍受痛苦，愿意牺牲自己，同黑暗作绝望的抗战，冀求以此来减轻“人间苦”，至少给痛苦中的人们一点温暖和安慰。如果说鲁迅对人生充满痛苦的看法与叔本华有某些相似之处，那么，他的人生态度与人生目的又恰恰与叔本华截然相反。这里反映着鲁迅本身的矛盾。他的内心深处包含着沉重的悲凉痛苦、忧郁与孤独感，但他在人生道路上，尤其在对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却表现出坚韧、顽强的伟大品格。

我们说鲁迅可能接受过叔本华的某些影响，对人生的评价与认识相当悲观而暗淡，这难免引起非议，似乎伟大的文化革命主将不应有这种消极的思想情绪。然而客观事实如此，我们毋庸为贤者讳。

叔本华人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痛苦原是生命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当他在酣睡时，而不幸的人最不幸的时刻，就是在他觉醒的瞬间”。“如果人因为愿望的一时满足而不再追求，那末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这时，人的存在和生活本身就会成为不可忍受的重负”。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野草》和《两地书》里多处谈过一些与叔本华类似的看法，如他给许广平的信上说：“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联带，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总之，鲁迅作品里谈论与描述人生痛苦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他尤其看重人生过程中精神上的痛苦，对于灵魂的拷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于“死亡”的见解与叔本华也不无相似之处。

叔本华说：“若人生纯粹是欢乐美好的话，当想到‘死亡’时，又是何种滋味?恐怕也将无法忍受吧!话虽如此，以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也有好的一面，在苦恼的人生中，由于有死亡，可以得到一点慰藉。”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鲁迅在《朝花夕拾·无常》里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鲁迅全集》第2卷,第27页。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他在晚年还深有意味地指出：“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

综观鲁迅全部作品，描写“死亡”或与“死”有关的占着很大的比重。

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面对着“死亡”，因为旧中国到处都是“死地”，新旧军阀们“杀人如草不闻声”。鲁迅目睹耳闻许多革命青年惨遭杀害感到极大的悲痛，再加上自身生活中经常遭受打击陷害，“六面碰壁”,几乎感不到一点生趣，有时希望“从速将生命消磨掉”。有时“常常想到自杀，也想杀人”，因此许广平曾说他“本抱厌世”。

但是，鲁迅“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他对自己的生命“漠然视之”，但对别人，尤其是对幼者、弱者、革命者的生命却十分珍视，对他们的不幸死亡感到极其悲愤。他不断地谈论死亡，恰恰反衬着他对生命的重视与热爱。正如李长之所说：“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这，他才不能忘怀于人们的‘死’。”李长之:《鲁迅批判》,第4页。

但是，李长之断言鲁迅具有一种“进化论的，生物学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却是一种误解。因为鲁迅并非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爱惜人的生命，他不仅强调人应当有生存的权利，而且主张：“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鲁迅全集》第5卷,第391页。他在许多文章里一再表示反对“苟活”，苟活者失去人的尊严，其“可羞甚于殒亡”。

正因为反对“苟活”，鲁迅对许广平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这里充分反映着鲁迅人生哲学的独特性，也可以说明他并非把“生存”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为什么“同我有关的”死了，我就安心呢?因为他(她)们活着无非有两个前途：一是向旧社会乞求、苟活，甚至同流合污(如《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另一种可能是遭到黑暗势力的践踏侮辱，经受更多的苦痛折磨(如祥林嫂、子君等等)。因此鲁迅宁愿看到他(她)们“一死了之”，或者可以保持自己的纯洁、“留得清白在人间”，或者可以从此结束苦难，得到永远的解脱，再也不必忍受非人的痛苦。所以说，他们“死了，我就安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鲁迅对人生的评价是相当暗淡的，正所谓“悲凉之雾，被于华林”，他常把人间比作地狱，“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有”。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也有相似之处。后者曾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惟一的客观存在；这个世界看起来即是地狱，比之但丁描写的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也许人们不免要问：既然鲁迅对人生如此悲观，他为什么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否定生命的意义，走向虚无主义呢?

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鲁迅前期世界观具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接受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思想体系。他作为一个严峻的现实主义者，清醒地认识到“人间苦”的根源并不在于所谓“世界意志”，而是由吃人的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所造成的。

其次，鲁迅虽深感社会黑暗与人生痛苦，但他没有接受叔本华的宿命论，后者认为“人生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只有通过“禁欲”，否定意志，否定生命，达到所谓虚无与极乐世界。与此相反，鲁迅强调“人间苦”可以设法减轻，可以通过呐喊，引起疗救的注意，至少也可以同黑暗捣乱，使反动势力不得长治久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鲁迅认识到自己的作品和思想“太黑暗”，他又怀疑它是否“真确”，他尤其不愿让自己的“黑暗”思想影响青年。这方面的矛盾，许广平当时已经有所认识，她在1925年3月25日写给鲁迅的信上说：“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鲁迅全集》第11卷,第23页。

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贯串于《野草》之中的“过客”精神，如鲁迅自己所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我们如能理解这种精神，便可以掌握鲁迅前期人生哲学的真谛。

“绝望”,这是鲁迅在当时特定环境中对人生对社会的悲观认识。

“偏要走”，“反抗绝望”，“同黑暗捣乱”,这是鲁迅顽强、坚韧的人生追求与人生态度。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鲁迅对人生的评价未免过于悲观，但这是旧社会黑暗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反映，也是他个人痛苦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也正因为如此，更显出鲁迅人格的伟大。黑格尔说过：人格的伟大与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种对立挣扎出来，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就愈能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与坚强。

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前期曾经有过悲观、绝望、阴暗、虚无的思想情绪，不仅没有贬低他，而且恰恰充分证实和肯定他的深厚、坚强、伟大。因为他当时一面要同外界的黑暗势力进行绝望的抗战，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