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鄂西北、豫西南灌区粮食生产连年以10%的速度递增，彻底根治了汉江下游“旱包子”、“水袋子”隐患，确保了武汉三镇的安全；水库形成了7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库区水产品产量达200万公斤。防洪、发电、灌溉、养殖、航运功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累积综合效益已是工程造价的50多倍！
巍巍丹江口大坝，昂然耸立在滚滚江河和浩淼大泊之中，丰碑般记述着铸就在其中的无数岁月、血汗、生命……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1)
汉江的神性与巫性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修建丹江口水库。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从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成都会议之后，6月7日上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就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了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第一次预备会，根据当时的条件，他提出工程要“土法上马”，即“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先土后洋”的建坝方针。8月8日，他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工程会，提出9月1日开工。当时决定“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事实上，丹江口工程前后用了20年时间，可在当时“大跃进”年代，狂热的激情掩盖了所有的理性，没有人对“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提出质疑。于是，在没有严格的规划和设计审批、没有施工机械和技术力量、没有财力物力的充分准备下，丹江口工程在全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跃进”中开工了。
湖北省和张体学让工程紧急上马，应该说是有历史原因的——根治三年两溃、十年九淹的汉江水患，一直是湖北省和省长张体学的夙愿。自1953年他主抓全省的水利工作以来，曾经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湖北的洪涝灾害情况，要求在兴建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之后，兴建根治汉江水患的关键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
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水，其干流横贯陕南，经白河进入鄂西北，从丹江口跨过江汉平原，直至武汉注入长江，全长1542公里，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气候宜人。丹江口以下，两岸土壤肥沃，农产富饶，盛产水稻、小麦和棉花。江汉平原更是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汉江的富饶孕育了沿江两岸近百座城市，尤其是在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最终形成了武汉这座具有“东连苏皖，西接川陕，南临湘粤，北抵豫冀”且享有“九省通衢”美称的古老城市。
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俗称“武汉三镇”。而汉阳、汉口均为汉水孕育，明代“灯火千帆竞，楼台万井烟”即是对汉水入口处的汉口镇的称颂，汉口镇在明清两代同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一起，号称全国四大名镇。于此，武汉即成为一座两水分隔、三镇鼎立的独具特色的天下著名江城。
然而，汉水也有它暴戾的一面——
汉水在武汉市区的江面很窄，最窄的地方赫山和入江口还不到200米宽，同中游宽阔的江面相比，这一段好似瓶颈。也因此，柔情无限的汉江，在给人们带来富饶、温润的同时，也给中下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径流分配很不均匀。下游河槽愈下愈窄，到武汉的“汉口”处宣泄能力递减，又常受长江水位的顶托，每遇洪水极易成灾。1935年就溃口14处，光化（今老河口市）以下悉成泽国，淹没耕地670万亩，受灾人口370万，淹死8万余人，可见汉江洪水灾害之甚！从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1949年前夕，达到三年两溃的严重地步。当时，在江汉平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汉江大水浪滔天，十年倒有九年淹。卖掉儿郎换把米，卖掉妮子好上捐。打死黄牛饿死狗，背起包袱走天边。”
记忆中，童年的我总是牵拉着母亲的衣襟到郧阳府小南门看“大水”，那时，我们不把汉江咆哮的洪水叫“洪水”，我们都叫“大水”。“大水”来时，江面上狂奔而下的浪涛和浪涛中翻滚的树木、竹排、猪牛、棺材、尸体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与平日里宁静而美丽的汉水形成极大的反差，以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最初的写作时，在《女人河》中把汉水写成了具有双重性格的“女人”：我故乡的大河，是女人河。
像女人温柔而闪亮的裸臂，故乡的大河，轻轻地搂抱着飘摇的我故乡的小城。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2)
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讲给我一个外婆的外婆讲过的很古老、很忧伤的故事。很长很长的岁月，大河把这个故事漂逝得很远很远。
于是，在江风清浪里长大的我，就认定故乡的大河是女神，也是巫婆；是博爱，也是女性狼……这便是汉江在我童稚的心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意象。
于是我想，当年在汉江上修建第一座大型水库时，无论是省长还是百姓，更多的是为了根治汉江水患。
他们看到的是巫性的汉江。
张体学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即调集了湖北、河南16个县的10万民工，云集到了丹江口。
1958年9月1日，在丹江口汉水右岸凤凰山，开工的炮声炸响了宁静的汉水峡谷……
十万人云集丹江口
1
张体学讲：“丹江口工程是湖北和河南两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完成后，对两省农业发展大有好处。襄阳和荆州以及南阳是主要防洪区，要担负起这个任务。”
军人出身的张体学把10万民工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组成民兵师。当时，郧阳属襄阳地区所辖（1954年郧阳、襄阳分设），张体学命令湖北襄阳地区调集5万民工，组建4个师；河南省南阳地区调集2万民工，组成2个师；湖北荆州地区调集2万民工，组成2个师；另有从淮河委员会和武汉水利部门等地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机械师，共计9个师，9个师又分别由左翼兵团和右翼兵团统领。每个师均由一名县级领导担任师长，另一名县级领导担任政委，下设团、营、连。一个公社为一个团，一个团有7个营，一个大队为一个营，一个小队为一个连。
据时任襄阳专区专员的夏克回忆：“我记得民兵师的组建情况是这样：第一民兵师由襄阳地区的均县民兵13600人组成，县长罗玉隆任政委，武装部长常居春任师长，共青团书记费正华任副师长；第二民兵师由襄阳地区襄阳县、房县、郧西等县组成，襄阳县委第二书记李新任政委，武装部长周金贵任师长，副县长刘家祥任副师长；第三民兵师由襄阳地区宜城、光化县民兵组成，宜城县委书记苏凤堂任政委，宜城县武装部长公兴厚任师长，光化县副书记徐守玺任副政委；第四民兵师由襄阳地区郧县、竹溪、竹山等县民工组成，郧县组织部部长祁长安任政委，郧县武装部部长余正才任师长，赵书贵任副政委。第五师由河南淅川1万民工组成，第六师由河南邓县1万民工组成，七师、八师2万人由荆州地区的天门等两县民工组成，另有一个机械师。共9个师。
“我把张体学省长的安排向襄阳地委汇报后，地委让我提出指挥部的具体意见，以便文字下达。我提出：10万人到一个山洼，吃、住都是问题。接着我建议民兵要带的工具，除自备生活用具外，在生产用具方面应每人自带雨布三尺，铁制工具若干，一担筐子，一条扁担，每100人要带10辆板车，小卖部一个，铁匠、木匠、理发匠俱全，以便到工地能够长期住下，投入生产。
“这个时期，地方正在大炼钢铁。我担负着地区大炼钢铁第三片、南漳东巩区任务，当时并没确定我到工地来。直到10月末，大批民工到达工地后，吃、住、用顿时成了大问题。有的民兵师划地片挖红薯吃，有的民兵师向本县打电话要求送粮食。在工地生活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张体学到襄阳地委召开会议，叫地委派管财经的专员到丹江口工地，说是临时借用一年，生活正常化后再回地区。我长期负责财政经济工作，这样我就来到了丹江口工地，负责物资供应工作。
“我从地委来工地时，关于物资供应问题地委有一个初步方案。拟定10万人的粮油供应，主要由均县、郧县、郧西、竹山、竹溪和房县6个县供应（此6个县后来全部划为郧阳专区——笔者注）。实际上述6个县每年上交粮食4000万斤左右，缺口部分由随县、宜城两县补给。襄阳地委不断催促各县，每月向丹江口集中5万公斤粮食，在不足的情况下，可通知随县、宜城调运5000至10000公斤……”
丹江口大坝：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3)
我们从夏克遥远而清晰的回忆中，不难看出10万民工云集的丹江口，衣、食、住、行将要面临怎样的艰难！
2
2005年5月30日午后，丹江口市年轻的副市长黄太进开车带我走上了丹江口大坝，在此之前，他还带我踏访了丹江口市内正在复建的武当山净乐宫工程，浩繁恢宏的净乐宫已在丹江口大坝开始蓄水的1967年沉入江底，丹江口人正在尽全力利用当年抢救出的部分石构件，重建净乐宫；黄太进还领我参观了设在调水源头丹江口市的农夫山泉公司，公司看准了不用处理即可达一类、二类水质的汉水而投资3个亿生产纯净水；黄太进还领我目睹了已成一片废墟的坝区移民住宅，为使南水北调大坝加高工程顺利进行，丹江口市坝区的移民必须在6月30日搬迁完毕，全市上下正在为完成这一任务，日夜操劳不停；最后，黄太进把车子开上了耸立在汉江之中的巍巍大坝。
黄太进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乡，我们都是汉水边的郧县人。百忙中的太进主动提出带我走这么一圈，无论是作为丹江口市的一位负责人还是因为乡情，他都是在真诚地尽着地主之谊。太进说：“你回来一次不容易，这次回来还有写作任务，你到大坝看看很有必要。大坝马上就要加高，下次回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站在拔江而起的坝顶望远，坝上700余平方公里的水面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烟波浩渺；库中小岛山水相依、葱翠欲滴。转身瞭望坝下，汉水清澈见底，潺潺旖旎。江边，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丹江口，正承接着这得天独厚的天光水色……
黄太进在坝顶为我拍下了几幅照片，他说留个纪念吧，这个坝有着老家人太多的辛酸……
晚上，太进留我在依坝临江的金沙湾酒家用餐，这是一次家宴，太进年轻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一起和我度过2005年5月30日温馨的夜晚。金沙湾酒家远离市区，显得格外宁静，从酒家的窗外看夜幕下的大坝，犹显庄严而奇伟；临窗谛听汉江潺潺水声，儿时的日子不时撞进心扉，亦幻亦真。
两天后，我便来到管理大坝的汉江集团公司，我想更多地了解当年建设大坝的那些岁月。汉江集团文协帮助我找来7位亲自参加过大坝建设的前辈，他们亲历了那个不平常的年代，
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已铸进了雄伟的坝体，他们的生命和大坝一起历经了岁月沧桑，而建坝时的艰辛在他们漫漫的回忆中，从遥远的时光中向我们走来——
穆道华：我是1958年8月从梅山水库调来的，9月1日大坝开工，我负责工地急需的50公里轻便铁路铺设，为大坝运送沙石料、混凝土，当时坝区没有任何路，便道都没有，沙石料都是民工肩挑背驮或用船装走水路。我每天到采石场、到沙石料基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10万大军没得吃、没得住，民工们都是从家里带红薯干、包谷糁，吃发霉的红薯干吃得直拉肚子。工地上没有厕所，随地拉，用两片席子一挡算是好的。女民工解手就几个人一围，中间那个人解手。没地方住，都是自己搭油毡棚、茅草棚，晚上睡觉都是在草上铺块三尺油布。一下雨，草棚四处漏雨，我们就头顶油布、身穿蓑衣。每个连几百人，每天都有1/3的人要上山砍树、割草，搭棚子要用，做饭要烧柴。这么计算一下，10万人的工地每天都有二三万人在砍树。伙食是以连为单位起灶，工地上到处都是灶，挖个土坑、支几块石头、放口大锅就是伙房。周围十几里的树都被一砍而光，草也没了，山都剃了光头，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我这个连队380人，每天五六十人上山砍柴，不砍没得烧。我们这个连买了两头牛，买了一盘磨，搭个棚棚磨麦子。自己磨面、自己种菜，荒山一片，没人供应。一顿饭一个馍、一碗南瓜汤是最好的了。我们每天一部分人去砍柴，一部分人推磨，一部分人到十几里外买南瓜。天老是下雨，河泥有半腿深，我们的衣服每天都是湿的，汗湿了淋湿了都没有衣服换，到晚上把湿衣服铺到竹芭上，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