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的。他们开山劈岭，筑坝修路。白天干在荒山，夜晚睡在铺着稻草的工棚，就连稻草也是各自从生产队挑来。他们吃的是从自己家里挑来的红薯、红薯叶酸菜、苞谷糁，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由生产队给记价值几分钱、几角钱一天的工分。由于饥饿和每天10小时以上的繁重体力劳动，加上泥石流、滑坡、放石炮等，修两个水库的郧阳民工有2658人致残，有210人失去生命，有的年龄不足20岁。

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9)

建设丹江、黄龙水库，无偿砍伐郧阳沿江31万亩山林，贡献木材101万立方米，烧柴6亿斤。加之规模宏大的二汽建设和襄渝铁路建设，共计无偿调运郧阳的木材约300万立方米，按每根木材直径20公分、长2米计算，这些木材接起来相当于长江的125倍，可绕地球近两圈。与此同时，无偿提供十几万劳动大军所需的烧柴20亿斤，致使郧阳的森林资源消耗量达1000万立方米。农业资源的减少和几十万劳力连年参加三线建设，使郧阳的农业元气大伤。

建设丹江、黄龙水库，郧阳地区贡献的粮食、蔬菜和各种生活、生产用品都是天文数字，据当年郧县县委机关报《郧阳报》报道：1959年1月14日，郧县支援丹江指挥部召开了各乡乡长、粮管科长和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会议，董昶副县长亲自主持，会议全面讨论研究了每天运36万斤粮食和木材、蔬菜的措施，全县抽2万劳动大军专门集中并运各类物资，其中有5000人专门运送粮食，提出了“人、马、车、船齐作战”的口号。汉江、堵河、滔河上船只来往不断，公路及通往各公社的大路上，车拖、马驮、人担川流不息，运往汉江边和公路边的粮食有780余万斤。全县组织了汽车12辆、马车24部、人力车209部、骡马253匹、大小船只680只，载重量达6500余吨。仅1959年1月14日统计，运往丹江水库的有白米、稻谷、小麦、红薯干等达455万余斤。为了让丹江口工程建设者在工地欢度第一个春节，郧县还支援丹江口大量副食品，计有肥猪3361头，蔬菜74万余斤，酱菜56万斤，木耳2000斤，白酒11万余斤，粉条6000多斤。成千上万的郧县人肩挑背驮，车拉牛送，把粮食运到靠近公路和码头的地方。一个声势浩大的集运大军日夜不停地奔忙在通往丹江口水库工地的道路上。

这仅是一个郧县，实际上是：在各县通往水库工地的途中，“粮草大军”都是络绎不绝，长年不断……

另据丹江工程局1959年84卷档案记载：1959年11月1日，各县支援丹江物资统计表中，郧县为：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一年中，支援木材9800立方米，黄荆条26615斤，抬杠13537根，青毛竹22021斤，龙须草1280358万斤，木炭32700斤，粮食302573万斤……仅仅一年，郧县奉献给丹江工程的物资近乎天文数字。谁都清楚这些数字里面包含的是些什么！其他不说，光是抬杠、木材和木炭的数字，需要毁掉多少座青山？而丹江工程从1958年动工到1978年全部竣工，这是漫长的20年啊！当时郧县人民传着一句顺口溜：“精壮劳力建丹江，老弱劳力砍抬杠，山上山下一扫光！”“10万土地被水淹，10万农民迁上山，10万山林一刀砍！”为建设丹江、黄龙水库工程，郧县人民、均县(今丹江口市)人民乃至整个郧阳地区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p> 在修丹江口水库和黄龙水库的同时，到处都在开展“治山、治水、治土”运动，到处都在挖山、刨地、修水库。城里人也都参加修水库，上中学的哥哥、上小学的我以及后来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先后到潭家湾、马家河、黄龙滩修过水库。记忆中每天中午工地上发一人一个馒头，一碗清水白菜汤。我知道一直跑着用板车拉土的父亲吃不饱，有时我就只喝一碗菜汤，剩下馒头送给父亲；我也已经知道，我乡下的姨父因吃观音土浮肿，已经毙命

p> 饥饿的农村，正在一家人一家人的倒下…

p> 这里，请允许我插入一位曾担任叶剑英元帅警卫班班长、后又创造了企业辉煌的十堰企业家刘明亮对我讲述的他的童年—

p> 我是郧县杨溪区烽火公社台子村人，离你父亲后来下放改劳动造当农民的鲍沟公社茨架岭不远。这个地方穷山恶水，没有田没有地，除了山，就是沟。也没有树——树都被砍光修水库和铁路了。我是1947年生，那年郧阳解放，所以我说，国兴我兴，国穷我穷，国难我难。我妈怀着我跑土匪，在山洞里生下的我。我妈给我起个名字叫“从娃”(即从军参军)，给我弟弟起名“友军”，意思是叫我们长大参加解放军。我们家没有房子，住的是石片砌墙、房顶盖茅草的过道，两头通，村里人走道都从我们过道里走。人们挂在嘴上的“过道的那家”，就是指我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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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10)

1959年，我父亲在马家河修水库，那时人们连野菜都吃不上了，修水库的人挑两筐土，往地上一栽就再也起不来了。

我父亲正月初四就到水库，又病又饿，3月底他从马家河水库回烽火家，110里路，走了15天，一天一夜只走五六里，他不是走，他是爬回来的。那天，我正在河边泡羊皮垫子，准备熬着吃。见一个人走来，那人拄了根棍子，戴了个破草帽，眼珠突出来了，眼眶是两个黑洞，脖子瘦得只剩下三根筋，脑袋像个骷髅，我以为碰见了鬼，吓得爬起来就跑。跑出一段，听那人喊我“从娃”，回头再细看，才认出是我爹。爷俩抱着哭了一场，我就搀着爹回去。爹在床上一躺就是4个月。七月了，爹说想下地犁田，他硬撑着去了，没犁几垅，就一头栽在地边桐子树下死了。我抱住爹哭了很久。那时，我就想在地边给爹竖个碑，写句话：爹，您若有来世，我一定拼死拼活也要给您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那年我12岁。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的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我和弟弟捡了些地耳子，我妈舂了一把谷子，地耳子上撒了薄薄一层碎米，蒸熟，拌拌吃了，就算过了春节。春节过后，全大队都没有吃的了。到三四月份，青黄不接，天上的鸟儿饿得要栽下来，地上的老鼠饿得跑不动，半死不活，人一伸脚就能踩死。但人却饿得踩不动，坐在那里，连头都撑不动，东摇西晃。我曾在路上捡过死兔、死鹰。我母亲又饿又病，躺在床上好久不能动了。我那时在烽火学校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队里干三天活，上一天学，我一天挣7个工分。弟弟比我小5岁，所有的家务、种菜、砍柴挑水都是我。上学时，老师见我饿得可怜，就给我一点吃的，我总是剩一点带回家给我母亲，她只是嚼嚼，说：嘴动三分饱。烽火学校有时给我们分一把苞谷，或用纸儿包一包苞谷糁，那就了不得！所有的榆树皮全剥光了，所有的葛根全挖光了。我们生产队一个月饿死了30多人！

3月26日，母亲坐在屋门口菜园边对我说：“从娃，我可能活不成了，我死了以后，还坐在这里招呼你们兄弟俩，你们不要怕……”第二天一天母亲都没起床，3月28日早晨断气了……那年，我不满13岁，弟弟只有7岁。

两个大姐早已出嫁，三姐5岁时就已送给邻居家做童养媳，帮她婆婆放牛、抱娃子。我们两家住隔壁，共用一堵墙。成了亲家后，就在墙上挖一个窟窿，两家人共点一盏桐油灯，用棉花掺桐籽或乌桕籽槌槌，就是灯捻子。父母死后，我和弟弟就认这家人家做干爹干妈。我一边去队里挣工分，一边继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念书；弟弟帮干爹干妈放牛、放羊。牛、羊都是队里的，放牛、放羊也记几分工分。

我和弟弟常常饿得到生产队地里偷生红薯或青豌豆角吃。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饿昏在地里，像死了一样。公社书记袁昌明路过看到，就胳肢窝挟一个，手里拎一个，把我们兄弟俩送回家。也就是那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天上飘着雪，三姐背着、领着我们，到几十里外的清凉寺沟。因为这一天，生产队接到公社书记袁昌明通知，送我们到杨溪区孤儿院……

日后，我无论干什么都扒心扒肝地往好地干，一生一世不忘袁昌明这个党的基层干部，都是因为我记着：我的命是在这一天拣回去的。

到孤儿院后我等于到了天堂，第一次吃到菜垫米饭，肚子撑得差点看得见米！老师不得不限量，怕撑坏了我们……

听了刘明亮的讲述，我就弄不明白，在那困难时期，那些长年不断地、无偿运往三线建设工地的天文数字的粮食、蔬莱都从哪儿来？

2

丹江口、黄龙库区的建设和移民安置，成为郧阳地区与建设二汽和襄渝铁路同时进行的又一项繁重任务。

汉江丹江口、黄龙滩水电工程均始于“大跃进”年代，高峰又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是“以水撵人”。蓄水位一会儿120米，一会儿145米，一会儿147米，一会儿157米，一会儿159米，水位高一次，移民就得仓皇地迁走一批。20年里，人们都在苦于奔命搬迁。库区移民从1958年冬开始迁移，事前没有具体规划，事后又不作统一安排，采取由迁出县与迁入县协商、移民自由选点、国家只给少得可怜的赔偿（城镇人均300多元，农村人均只有100多元），致使移民住房、生产都落不到实处。

郧阳：苦难而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11)

1962年，丹江口工程因发生严重质量事故而停工，库内未正常蓄水，大批移民又纷纷返回原籍，但他们的房子已拆了、淹了，没有户口也没地种。他们就搭窝棚栖身，在河滩里种一些消落地，艰难度日。至1964年丹江口水库主体工程重新复工时，库区移民共动迁10万人左右，但只有3万余人获得有效安置，其余陆陆续续都返回库区成为“游民”，造成以后的大量复迁。

丹江口水库移民，响应国家的号召，顾全大局，为工程建设作出巨大牺牲，他们抛家弃园，背井离乡。一些移民住房尚未落实，就借宿牛棚、岩洞或寄人篱下，白天在荒坡上开荒造地，晚上打着灯笼、披星戴月在山脚下挑土造屋……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乡异己”的观念在移民中逐渐产生，当地居住民的“欺生”行为也时有发生，加上生活习惯不同、种植农作物种类的不同、语言的不通等等原因，使外迁的移民长期难以稳定下来，返迁现象不断发生，闹事、告状、上访，有些地方还出现移民与当地居民大规模械斗死伤数十人事件。至使库区从1970年起，对后三批移民，皆以近迁方式和在本地后靠安置。

然而，内安后靠的移民面对的生存环境是干渴和贫困。

移民们形象地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寸土，处处乱石窝，天旱炸裂子，雨涝垮瘪子，活路有做的，生活无着落。”有的移民居住区行无路、河无渡、饮无泉、夜无电、病无医、学生读书难。黄龙滩水库移民因仓促安置，移民住房建在云母片岩堆积层的滑坡体上，移民重复搬迁两次或三四次，多的搬五六次。

移民生活质量呈直线下降。仅以淹没后的1982年来看，库区人均耕地只剩下8分，当家地不足2分，人均年产粮只有200余公斤，人均年口粮只剩140余公斤，人均收入不足80元，比淹没前的1968年下降了40%或50%。

截止1987年，280万郧阳人民有126万人没有温饱；有12万人住岩屋、山洞、茅棚；全区12岁以上的人口有193万，其中文盲、半文盲多达84万，比全国的文盲比例高20%；全区人均总产值只有602元，比湖北省人均少750多元，截止1989年，全区仍有34万多人、近3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全区5个县从1985年到1990年底，欠发干部职工工资、粮食补贴、副食补贴、奖金等共计4600万元，5个县有4万余名干部与职工人均欠发1100元以上。如果加上教龄补贴、公安津贴、降温、防暑、取暖、下乡补助、医药费等，所欠还要比这多得多！

与此同期，几十万移民的生存困境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黄龙滩水电工程建成后所产生的巨大综合效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两个水库建成后，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养殖和保证二汽、十堰用水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1968年到1997年，丹江口水库共挡蓄洪峰流量大于每秒1万立方米的洪水63次，累计减少淹没下游耕地540多万亩，匡算防洪效益300亿元。特别是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丹江口水利工程多次调峰获得成功，大大缓解了长江的险情；电厂累计发电量1028亿千瓦时,创效益81亿元；灌区累计引水124亿方,灌溉面积13万余公顷,